雲南華坪女子中學的張桂梅校長一句“反對學生當全職太太”的視頻火了，引起廣泛討論。
女性接受教育後應該成為職業女性，還是可以回到家庭成為一個“全職太太”？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並沒有標準答案。不過，在每個人的“特例”之上，都有一些普遍的問題需要關注。比如一位女性如果要成為“全職太太”，可能要面對什麼心理壓力，有什麼困境，以及能否做到事業和家庭兼顧等等。
巧合的是，我最近剛讀了一本與這個話題相關的書籍，叫做《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它或許能夠對關心這個話題的你給到一些啟發。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這本書成書於上個世紀的70年代左右，作者是英國的社會學家安·奧克利。作者本人在牛津大學唸完本科和碩士之後就成了一名全職太太，照顧孩子和家庭。
可是2年下來，她感到非常惱火。除了因為繁重的家庭事務給她造成的困擾外，全職太太這個身份給她帶來了一種孤立感和不被重視的感覺。特別是對於她這種高知女性而言，原本以為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意味著女性能夠和男性一樣勝任社會工作，可是一旦結婚，要照顧家庭，那麼孩子和家庭事務的家裡似乎就把職業道路給封閉了。
安·奧克利
這種情況讓她非常沮喪。更讓她生氣的是，在社會學領域，之前幾乎沒有一個學者專門為家庭婦女做研究，寫一本專著。似乎對於學術界而言，家庭婦女不值一提，家庭婦女從事的家務勞動也不應該被當做正經的工作被加以研究討論。
因此，她毅然決定前往倫敦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的選題就是被學術界和社會大眾輕視和忽略的女性家務勞動。而畢業論文就是這本《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
在這本書的開頭，作者提出了一對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家庭婦女”所從事的家務勞動（housework）並不被認為是一種工作（work），而是結婚以後女性自動被附加上的屬性，一種義務。
最直觀的認知是，家務勞動首先不像我們熟知的工作一樣可以被分割成工種，比如軟件工程師、零件裝配工、前臺；PR\HR\AR……這些工作的勞動對象、生產工具都是固定的，而且比較好計算報酬（計時或計件），而家務勞動不能被簡單劃分到哪一個工種，也就無法準確計算酬勞；而因為不賺取報酬，也就不被視作一種工作。
家務勞動往往要求掌握“十八般武藝”
另一方面，家務勞動雖然無法計酬，但卻是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按照本書所引用的數據，2014年英國全國家務勞動所產生的價值估算可達1萬億英鎊，而同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才1.8萬億英鎊。
不過，即便家務勞動能產生這麼大的價值，但“家庭主婦”這個稱呼會被當成是一種貶低，尤其是當這些全職太太被問及身份的時候，往往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名“家庭主婦”。（比如張校長就不願意自己的學生成為家庭主婦）
也就是說，家庭主婦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價值，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世界上最受剝削和壓迫、而且認同感極低的“工人”，近乎於奴隸。
她們的工作時間長，睡醒就開始工作，在一天的工作後，即便睡覺想的也是還有什麼工作沒有做完；
她們的工作是碎片化的，孩子打翻了碗，那就馬上要清理，一轉身衣服洗好了，得去晾曬，回過頭，孩子又把東西撒得一地都是……就像倉鼠在籠子裡跑圈，只要在上面就永遠跑不完；
她們的工作缺乏社交，與在公司、工廠不同，家庭主婦的交際圈被限制在家庭關係和少數鄰里之中，缺乏深層次有意義的社會關係，表面看歲月靜好，其實無比孤獨孤立。
而長時間的勞動、封閉的圈子更加導致家庭婦女很難再回到社會上從事職業，永遠只能依附在家庭之上。
如果家庭其他成員（比如丈夫）對她的工作能夠給予正向反饋，給予鼓勵讚美，的確會讓家庭主婦獲得更多的認同感，但實際往往並非如此。因為社會廣泛認為家務勞動不是工作，將家庭主婦的勞動視作“休閒”，呼來喝去、橫加指責，成為了家庭主婦們更重要的心理痛苦的來源。
本書提到的一項結論，對身在職場的女性格外顯得重要，那就是“女性在家庭外的工作經驗，與她們對在家庭內操持的家務工作的滿意度相關”。所有過去擔任過高級職位的被調查女性，都對做家務不滿意——原先的職業高光會讓她產生巨大的落差，進而產生更大的壓力。
這本書的第一版寫於上世紀70年代，從那個時期開始，戰後第一代受教育的女性逐漸步入職場，這種情況與我們當下的社會頗有相似之處。相比上一代來說，她們在職業上獲得了更多的機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受了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的女性越來越不願意選擇結婚、被家庭套牢的原因吧。
那麼，與其討論女性應不應該做全職太太，具體的家庭分工應該如何，是不是要首先考慮一下如何讓家務勞動這項工作受到尊重？即便它很難像其他工作一樣按勞取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