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中國新史學的後繼人之一，也是“古史辨”派的學術領袖。顧在民國史學界是一位呼風喚雨的人物，也是一個具有真性情的蘇州才子。因為出名早，社會交際面廣泛，顧頡剛在學術圈內圈外自覺不自覺、有意識無意識地開罪了不少人，在他漫長的一生形成了人生世界與思想世界的“尷尬”，我粗略估測了一下，顧頡剛這一生約有“八大”尷尬。
尷尬之一：曾經在中學教書１０多年的錢穆，是顧頡剛在蘇州休假時經友人介紹認識的，錢穆這位比顧小兩歲的史學家當時將《劉向歆父子年譜》的手稿給顧閱讀，請顧提意見。顧就說錢不宜在中學教書，後來顧將《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在《燕京學報》，錢穆一舉成名，做了北大教授。但在四十年代的齊魯大學，錢穆接受顧頡剛的學生張維華的邀請，排擠顧頡剛，讓並沒有走麥城的顧頡剛好不尷尬。
尷尬之二：山東聊城人也是著名史學家的傅斯年，與顧頡剛是北京大學同寢室的密友。顧因為“古史辨”在中國史學界獲得陣陣掌聲時，在歐洲留學的傅斯年曾寫長信為老同學叫好。顧頡剛從廈門大學到中山大學史學系做教授，就是傅斯年這位老同學邀請的。但支配欲旺盛的傅斯年對顧不聽從指揮很不滿意，使得顧頡剛不得不離開中大，而且傅斯年不停放話，譏刺顧，讓顧頡剛心理大為不快。
尷尬之三：胡適在輩分上是顧頡剛的北大老師，但年齡上是同一時代的人。顧頡剛在學術上出名也多虧胡適。但因為關於老子時代的考證，顧頡剛與胡適意見相左，胡適一肚子不舒服。因為顧頡剛在史學界的名望與風頭蓋過胡適，胡就與自己的這位北大學者走的越來越遠了，以致在四十年代，顧頡剛與胡老師形同路人，讓尊師重教的顧頡剛大為鬱悶。
尷尬之四：中國歷史地理的創始人譚其驤，是顧頡剛在燕京大學時的學生。譚對歷史地理的興趣有他在鐵路做事的父親的影響，更多的是顧頡剛在學術上的引路。譚其驤是一個不苟且的大學者，也幫顧頡剛編輯《禹貢》半月刊，後來也弄得不歡而散。建國初期，顧頡剛要編輯出版《中國歷史地圖集》，找譚其驤幫忙修訂，譚拒絕了，搞得顧老師很是惱火。
尷尬之五：顧頡剛是依靠“古史辨”出名，自然與國民政府沾了邊。四十年代，時任民國教育部長的北大同學朱家驊曾經多次向顧頡剛諮詢關於大禹的生日。大禹本來是一個傳說人物、神話的色彩很濃厚。顧頡剛敵不過朱家驊的盛情，就對朱派來的顧毓琇說川西羌人謂禹生日為六月六日。後來報刊上發表大禹生日，說是顧頡剛考證是六月六日，讓顧顏面盡失。
尷尬之六：顧頡剛本來是以歷史學為職業的，也是因為研究史學而著名的，但是因為與民國政府有或遠或近的關係，在建國初期的中國學術界卻被人為地冷落了。５０年代初期，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顧頡剛是看了報紙才知道的。中國新史學會上海分會成立，人在上海的顧頡剛也不得與聞其事。顧頡剛只得在自己的日記中大發感慨，說自己的學問被淘汰了。
尷尬之七：“大禹是一條蟲”，是“古史辨”初崛起時駭人聽聞的學術主張，也是顧頡剛被學術界揶揄的一個“笑話”。曾經站在胡適一邊指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的顧頡剛自然就與魯迅結下了樑子。魯迅在不少小說中，就含沙射影的譏諷顧頡剛，以致魯迅與顧頡剛發展到要打官司的地步。建國後，因為與魯迅的恩怨是非，顧頡剛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與魯迅的交惡而檢討。
尷尬之八：５０年代初期，因為毛澤東 的“大禹是條蟲”的談話，顧頡剛被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顧有很多藏書，需要用火車從上海運到北京。大批書籍運抵北京後，主管歷史所行政事務的尹達指著這批古書說，就是這批書害了你顧頡剛。顧頡剛聽了這話大為光火，以致與尹達產生了長期衝突，在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時，與尹達的口角，成為顧頡剛檢討的重點。顧、尹不和也就維持了終身。
有了這八大尷尬，顧頡剛的人生就充滿荊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