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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經方醫師還是時方醫師，雖然學說體系不同，但他們都能治好疾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都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著方證辨證。也就是說，雖然經方醫師與時方醫師辨證的方法不同，但只要能夠治好病，那麼他們在選方用藥上都可能會異途同歸。
臨床家重方藥的思想是通貫於古今的。隋代《四海類聚方》，晉代的《肘後備急方》，唐代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明代《普濟方》《眾妙仙方》，清代的《驗方新編》，日本吉益東洞的《類聚方》《方機》《方極》等均以“方”命其書名，即可見一斑。
溫病大家王孟英勤於著述，而他的諸多醫籍也大都以方命名，如《聖濟方選》《潛齋簡易方》《四科簡易方》，還有《內外十三科驗方五千種》等，也可窺其醫術之端倪。
李東垣在臨床上雖然採用五行學說和臟腑學說作為辨證的手段，但在具體診治時，其實還是緊扣方證、藥證。譬如，他在《脾胃論》中談到五苓散的使用時就說：“治煩渴飲水過多，或水入即吐，心中憺憺淡，停溼在內，小便不利。”在談到芍藥甘草湯時則說：“腹中痛者，加甘草、白芍藥。”
仲萬春先生引經據典：“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掌握《傷寒論》中的方劑是學習應用經方乃至中醫臨床的入手功夫：‘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論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
陳修園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方證辨證、方證相對應的經方理念已經呼之欲出了。
我們可以把病證比作一個圓心，方證是最貼近這個圓心的一層，其他的辨證理論都在方證的外層，六經辨證緊緊地靠近方證，比較、鑑別、驗證與指導著方證辨證；其他的辨證方法，理論越複雜，離圓心愈遠，要達到緊扣方證、治癒疾病的目的就要走更長的路。
譬如同是小陷胸湯的臨床運用，經方醫師以《傷寒論》“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的條文為依據，只要脈症、腹證相對應就使用此方。溫病學家也是一樣，葉天士在《外感溫熱篇》中雖然稱小陷胸湯的方法是“苦辛開洩”法，認為是邪入氣分，痰熱互結等，
但是臨床時，他還是強調辨證“必驗之於舌”；王孟英則明確提出要以腹診確認可否使用小陷胸湯。他說：“必察胸脘，如按之痛或拒按，舌紅，苔黃厚膩，脈滑數者，必先開洩，即可用小陷胸湯。”
由此可見，《傷寒論》詳於脈象與腹證而略於舌象，溫病學家在選方用藥上也是方證相對應，他們只是對仲景的方證做了一些重要的補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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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婁紹昆經方醫案醫話》，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中醫出版公眾號整理，袋鼠醫學公眾號編輯發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