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而他的书法就是最早从唐人那里取法，然后上追晋韵，下取宋意的一个过程，从而创立了以秀逸、淡远、爽俊书风的云间派（后来亦称松派或华庭派）的书风，在其身前身后（特别是对清朝书法的帖，碑两派）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云间，为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之古称。亦称华庭。现流传于世、被启功先生所收藏的明拓《松江本皇象急就章》，就是明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其原石现藏松江县博物馆。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就出生于此地，后因避重役之征，改籍华亭。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卒，赐谥“文敏”。下面我们就一起探寻董其昌的书法之路：
董其昌在17岁之前，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介书生。他自己自己回忆云：“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
董其昌小楷
他在晚年的时候曾这样回忆：“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型模，便目中无吴兴（赵孟頫），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董其昌18岁拜莫如忠为师，对于这位老师他追忆说“晋人之外一步不窥”。
也就是说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源自一个偶然的机遇，因为17岁在松江府会考时书法不好，考官将本名列第一的他改为第二，所以此后的董其昌深受刺激，才拜名师发愤用功学习书法的。最早的时候临写颜真卿和虞世南的字帖，这是一个取法的阶段，只是为了把字写的工整漂亮，可是一直不得笔意，所以以后才拜在名师莫如忠门下，开始取魏晋之风韵。可能是受此影响，董其昌直至晚年还孜孜不倦的临写《阁帖》。个人认为这值得当今的一些书家好好反思一下，特别是那些自视高雅的“书法家”。能“雅”能“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书法作品要做到“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突出书家个性释放的同时，要遵循最起码的文字结体法则。
在董其昌的书法之路上，一生对传统笔法的探求，有其独到的见解，他高超的用笔技巧，尤其用笔的“虚灵”（在毛笔的运动中完成点画的各种形态，由此生动变化而曲尽其妙，这是传统帖学用笔的精髓，今人不可不知），宋人米芾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即笔势有来必有往，有去必有回。） 被董其昌奉为八字真言。其曾云：“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主张书法要“无一实笔”，要求书写时笔锋无论起到和收束，还是藏锋与露锋都要不要刻板和紧张，用笔要有变化和虚灵。他在注重“虚和取韵”的同时，十分强调书者掌控笔的能力，反对运笔过程中的随意性。曾自言：“吾所言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做书须提的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笔画皆无力，提的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法之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其中的悬腕和正锋就不在多说了，“提的笔起”说白了就是强调笔尖的重要和运笔时的虚灵和流动感。今人不可不知。
董其昌的书法艺术特征，给人直观印象最深的应该莫过于他书法作品的淡、秀、润、韵。这除了他在用笔、结字上的受到米芾的影响：精微、紧密、有势；在章法上杨凝式对他的影响也非常重大。在章法上讲究疏密相间，以字距、行距大形成疏朗的调子，将结字的美和行间的空白产生的对比，营造出萧散简远的意趣。除此之外，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用墨。为了完善在用笔、结字、章法中着意追求的淡、秀、润、韵意境，他在用墨上一反常人理念多用淡墨，浓淡相间。曾语云：“用墨须使之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
由此可见，董其昌通过用笔的虚实变化，结字的欹侧反正，章法的疏空简远，用墨的浓淡相间，表现了其追求的淡、秀、润、韵的审美追求。这种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文人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的禅意，表现出了风采姿神的书卷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