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健/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2日《南方週末》國史新記·紀念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報道之中國言者）
“農民毫無疑問是弱勢群體。鄉村振興的本質應該是讓弱勢群體受益。”
2019年小暑過後，李昌平回了一趟老家——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王垸村。村莊四面環水，是遠近聞名的小龍蝦種苗基地，農田裡“蝦稻共生”，畝均收入近萬元。
距離李昌平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時間已過去十九年。2000年春耕時節，李昌平還是監利縣棋盤鄉的鄉黨委書記。深感農民負擔過重，他直接上書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引起舉國上下對“三農”問題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視。
那封信也改變了李昌平自己的人生軌跡。他不久後辭去公職，離開體制，先南下打工，又北上求師。2011年，李昌平創建了以鄉村建設為使命的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簡稱“鄉建院”），自己擔任院長。
“原來我做基層幹部，事事總想聽上面的指導。現在服務於農民，得聽農民的真實需求。”2019年8月12日，李昌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些年，他的角色從發現問題、揭露問題，轉變為和農民站在一起解決問題，“我比以前更懂農村、更懂農民了”。
“我們欠農民太多”
“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但以一個鄉黨委書記身份，系統提出、用數據說話、用切身經歷講話的，他是第一個。他告訴我們：除了在走向繁榮文明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國，還有另外一箇中國是鄉土中國。”
2001年，李昌平為讓《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順利出版，特請杜潤生作序。杜潤生是中國農村改革重要推動者，當時已年近九十。他拿著放大鏡看完書稿，鄭重寫下一篇序文，題為“我們欠農民太多”。
這也是李昌平的心聲。
在給朱鎔基的信中，李昌平很具體地談到了監利農村的一些現實境況，如農田大面積拋荒、農民負擔沉重、鄉村債臺高築等，並認為這在一定範圍內普遍存在。他用兩句話來概括當時的“三農”問題：人缺思想地缺肥，普遍缺少人民幣。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這隻大手把鄉土中國推向了城市中國。到二十一世紀初，有識之士已經開始反思，傳統城鎮化的實質是將農民利益“邊緣化”，犧牲農村以發展城市。
李昌平是點起這把“反思之火”的人之一。他一面吸收學院派的“三農”理論，一面以十幾年的農村工作經驗，為這場大討論貢獻鮮活素材和接地氣的話語。他在眾多場合疾呼，要給農民平等的“國民待遇”。
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啟動了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中心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在2006年廢除延續千年的農業稅。
李昌平還尤其關注農民的政治權利。應“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邀請在《中國改革》雜誌社當記者時，李昌平參加了四川步雲鄉長直選換屆的全過程，寫出獨家報道《步雲直選：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他採訪全國第一個依法罷免村幹部的村莊——哈爾濱集樂村，寫出《有無民主兩重天》。這被他視為記者生涯的代表作。
“千斤撥不動四兩”
正式創建鄉建院之前，李昌平花了好幾年在社會組織做農村扶貧。他選擇自己的家鄉作為第一個實驗點。
2005年，李昌平帶著10萬元“種子資金”回到王垸村，引導村集體和村裡的老人共同出資，組成一個養老資金互助社。村民可以從互助社裡貸款，前提是先存款，而貸款的利息收益分配給老人。貸款者如果不還錢，村莊下一次調整土地就不給他們，實則是以成員權作為抵押。
四年後，李昌平將類似的“村社內置金融”實驗成功帶入河南郝堂村。他相信，自己找到了鄉村建設的突破口。
“農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千斤撥不動四兩’，很難錢生錢。原因主要是分散的小農沒有能力參與市場，無法獲得市場好處。”李昌平希望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共同抵禦風險，而村社內置金融正是一種組織手段。李昌平認為，村社有了內置金融後，農民的承包地、村社集體成員權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來抵押貸款，農民手上就有活錢，村莊就可能有發展。
到2019年，鄉建院已經把村社內置金融推廣到了中國兩百多個村莊。李昌平定義的鄉建院，是一家為鄉村建設提供系統性、創新性解決方案的專業機構，不是公益組織。鄉建院的合作方有縣政府、村委會，也有地產商或私人老闆，“我們能夠盈利，這樣做鄉建才具有可持續性”。
與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李昌平對農村的認識與判斷，面臨著更多挑戰。對於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人們不再能給出像“減輕農民負擔”那樣異口同聲的回答。
在復旦大學2017年舉辦的“保底還是進取：當代中國鄉村建設出路大討論”學術會議上，李昌平的老鄉、武漢大學教授賀雪峰就提出批評，他認為郝堂村式的鄉村建設“不具有可複製性”，微觀有效、宏觀無效。郝堂村能成功，但周邊的村莊都難以複製其成功，因為鄉村旅遊或者鄉村養老不可能遍地開花，一個市場在局部往往只能支撐一個“郝堂村”的崛起。
重要的是要有選擇自由
事實上，李昌平從不指望每個村莊都能“複製”郝堂村的成功。
在李昌平看來，未來中國有10%的村莊最終會成為城市的一部分，60%會“凋敝”，只剩下農業功能，適宜發展規模農業，最後那30%成為中心村，以更完備的功能輻射周邊未進城的農民。
“這是自然規律。鄉建院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只參與30%的中心村建設。”李昌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國家優先發展城市時，李昌平就在操心農業、農村、農民。如今，“鄉村振興”已成為國家戰略，但李昌平仍舊放心不下。
“大家是反應過來了，過去忽視了農村的發展，現在必須要振興，但到底怎麼振興，以什麼路徑去振興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益，目前是沒有共識的。”
李昌平尤其擔心，有的地方搞鄉村振興演變為資本下鄉圈地撈錢，最終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農民毫無疑問是弱勢群體。鄉村振興的本質應該是讓弱勢群體受益”。
至於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一個村莊是“凋敝”還是成為中心城，一個農民是進城還是堅守，李昌平認為，具體如何選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選擇的自由。
就像在王垸村，不少年輕人養殖小龍蝦，能掙得一份好收入，做農民也生活得很安逸。“如果他們還是想過城裡人的生活，那就進城去打工，但不能是他們在村裡過不下去、沒有發展時，被迫離開。”
南方週末記者 譚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