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上海市民的真實生活

01

電影《八佰》裡,謝晉元站在四行倉庫的樓頂,對小湖北說,“那邊是天堂,而這邊是地獄。”

天堂指的上海租界裡的生活,而地獄,則是淪陷在日本手裡的上海。

抗戰時期,上海市民的真實生活

抗戰時期,上海是一個最特別的地方,作為中國最富裕的地方,日本刻意保留它的經濟中心地位,作為提款機用。

所以當時的上海,竟然出現了畸形的經濟繁榮,歌照唱舞照跳,賭場煙館舞廳,不僅樣樣齊全,比戰前還繁榮。

當然,經濟繁榮的果實,普通上海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

漢奸、日本人、中國商人、黑幫等利用戰場消息,炒賣期貨、囤積貨物、操縱股市,有人成了暴發戶,有人成了窮光蛋。

而普通民眾則因為物價飛漲、物資糧食短缺,生活非常困窘。

抗戰時期,上海市民的真實生活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從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個年頭裡,上海市民的真實生活。

02

抗戰爆發以後,中國被分割成不同的控制區域,而上海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塊:它被日軍佔據,但長期保留著英法租界,形成了“孤島”。

國共和日軍,都對租界進行著持續滲透。

此時的上海,呈現出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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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時代,大部分上海人的態度是以自保為主。

他們既沒有勇氣奔赴前線,也不願意下水去做漢奸,只能隱忍地生活了八年。

當淞滬會戰剛剛打響時,正規軍大量開進上海四郊閘北、吳淞地區時,市民們倒並沒有恐懼,而是感到了同仇敵愾的興奮。

一時之間,軍方需要什麼,後方就捐獻什麼。

這點在電影《八佰》裡也有表現,精明摳門的上海貴婦捐出自己的私房錢,擁有中國血統的白俄妓女,也捐出自己的賣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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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初期,上海人不害怕空襲和槍炮,紛紛聚集在高處和河岸上為中國軍隊助威。

在四行倉庫保衛戰裡,女童軍楊慧敏跳進交戰區的河水,為八百壯士送去了一面國旗。

然而,當日軍攻破了防線,逐漸蠶食了上海四周,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這塊“孤島”時,市民的心理開始消沉下去。

每隔三五天或十幾天,他們就收到又有某個城市淪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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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失守以後,北方的戰況越來越壞,中國軍隊總是處於轉移。

除了臺兒莊戰役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之外,每次會戰的消息結尾都是一個“退”字。

國軍的撤退也很乾淨,沒有留下任何一支小部隊來打游擊,上海市民和周邊淪陷區的民眾一樣,感覺就像被國家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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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

日本也在加緊侵略宣傳和心理戰。每佔領一個城市,就要舉行慶祝遊行,在報刊、雜誌上刊登佔領地圖。

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以後,市民們連“抗戰必勝”的信念也開始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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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爆發後,由於租界仍在英、法兩國的控制下,大量人口湧入,引起了房價和租金暴漲。

這個時候,民眾情緒已經從悲觀變得麻木了,索性得過且過,及時行樂。

一時之間,上海呈現出一派病態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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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新建了無數房屋。

過去圍繞老城隍廟的商鋪不夠用,就又蓋了一座城隍廟,形成了一個新商業區。

娛樂場所的生意比戰前更好。

過去,租界有幾十家大小舞廳,在戰爭期間,數量翻了一倍。

在日場夜場之外,還增加了一種晨場,一大清早就有很多人趕過來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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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的生意也出奇地好。

隨著新貴階層的出現,出現了一批被上海人稱為“華字頭”的酒樓,價格非常高昂,比戰前的十里洋場還要奢華氣派。

這就是抗戰時廣為流傳的大上海“舞照跳,歌照唱”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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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這是上海權貴們的紙醉金迷,同時,也有普通民眾苦悶無處發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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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向來具有精明的商業頭腦。

戰爭爆發的第二個月,在租界的商業俱樂部裡,商人們就開始討論戰爭中的經濟趨勢問題。

民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上海舉行了一次的演講。

馬寅初認為戰爭不會拖得太久,沒有囤積居奇的必要。

現場有個顏料商人說這純屬書生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上海的顏料商就靠著囤積發了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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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他們又向德國大批訂貨。

商人的直覺,最後戰勝了經濟學家的分析。

當時囤貨的最大宗是米、白報紙、西藥、汽油等能源和生活物資,這批商人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普通民眾以跑單幫的形式,從封鎖線外偷運糧食和手工製品進租界,再從租界裡換成肥皂、香菸、蠟燭等洋貨冒險運出,利潤率高達10倍。

很多小販靠著跑單幫,從難民變成了在租界置業的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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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期,上海的證券和期貨交易市場,成了混亂的賭場。

富豪和日偽的重要人物聯手操縱股市和紗布期貨,頻頻放出中日和談的假消息,一天之內,牌價就會出現幾倍的漲跌行情。

場內的多空大戰,經常延伸到場外,引起大亨間的綁票、暗殺。

當時國民政府的貨幣是法幣,法幣在抗戰時期不斷下跌,物價暴漲,銀行成了最大贏家。

幾年前的一大筆存款到期時,連一包香菸都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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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輸家,是那些靠房租為生的人。

上海猶太鉅富哈同的養子,擁有南京路80%的房產,但隨著物價飛漲,房租連溫飽都無法保障,只能靠變賣家產過日子。

有個蘇州富翁,擁有300套大石庫門住宅,乾脆放棄了收租,因為租金加起來還不夠僱一個人收賬的。

05

亂世之下的階層轉換,出現了許多詭異的現象。

新貴和漢奸們的賭博,以黃金為單位,一夜間的輸贏上千兩。

為了附庸風雅,暴發戶們到處搜刮古董字畫,最熱門的是唐伯虎和文天祥。

這倒也沒什麼特殊寓意,就是由於他們的知識全都是從戲臺來的,就知道這麼兩個古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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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上海好像依舊繁榮,普通民眾的生活,過得也是苦。

當時上海和所有敵佔區一樣,實行口糧配給制,一開始是按戶發放碎米和雜糧,後來是一種難以下嚥的所謂“六穀粉”。

要吃米,就得到跑單幫的黑市去買,黑市的米價每個月都要跳漲六七次,普通人是根本無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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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布匹囤積,市民們做不起新衣服。

戰爭後期,上海出現了一種新的搶劫方式,叫“剝豬玀”,就是把人拖進里弄,扒下他的外衣外褲。

有的乞丐專門守在食物攤檔邊上,從顧客手裡搶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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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的實際控制能力其實有限,而且內部一直問題不斷。

日軍控制的區域,都是“點”和“線”,也就是主要城市和交通線。

就上海來說,日佔區是黃浦江西部和浦東沿江的倉庫。

其餘的大片區域都活動著游擊隊和地方武裝。少量的日本兵是不敢輕易離開“點”和“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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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們還發現,日軍內部,其實也一直都有不同的聲音。

日軍中有很多持反戰立場的軍人,他們的行動受到了嚴酷鎮壓。

有的被就地處決,有的被送回國內做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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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兵力不足,汪偽政府的軍隊又毫無作為,日軍曾經從關外調來過幾萬偽滿洲國軍隊。

這支軍隊因為穿棉襖、戴皮帽子,被上海人稱為“皮帽子軍”。

皮帽子軍本來就是土匪出身,從關外來到富庶的上海,根本就不聽從日本調遣,終日在上海搶劫行兇。

日本當局發現失策,就把皮帽子軍分割成小股,讓他們到京滬、滬杭沿線和各地的游擊隊作戰。

沒想到又失算了,皮帽子軍自成一股勢力,在南方紮下了根,既騷擾民間,也調轉槍口和日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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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末期,日軍正規部隊的紀律也變得非常鬆散。

早期的日本軍人只知道執行命令,不懂得搜刮錢財。

到了這時候,也從漢奸那裡學會了貪汙受賄。

被抓進憲兵司令部的犯人,只要交錢就能被放行。

警察局的日本局長,也學上海黑幫的樣子收門徒和保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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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據上海後,日軍的統治方法也是不擇手段的。

日本人建立了一個被上海人稱為七十六號的特務總部,培植了大批槍手在租界到處搞綁架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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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七十六號的刺殺目標是不與日方合作的國民黨人員。

由於租界裡的報紙一直抨擊嘲諷日本和汪偽政府,後期轉而暗殺新聞界人士,還發布了一份83人的暗殺名單。

特務們會在舞廳裡直接槍殺參與抗戰的舞女,在租界當街和警察進行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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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的暗殺,

日本的經濟侵略也一樣陰損。

日本軍部發行了一種軍票,用來支付在佔領區的開支。

這種軍票不能和日元兌換,相當於打白條和搶劫。

日軍用武力推行軍票,但在租界,市民只肯接受法幣和美元、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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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漢奸們就把這種軍票轉嫁給了農民。

汪偽政府的清鄉委員會拉著整卡車的軍票下鄉,換走了農民2/3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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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手段裡,日本對佔領區最明顯的侵蝕是販賣鴉片。

在1929年民國政府禁菸之前,吸食鴉片是合法行為。

有的大戶人家因為吸鴉片可以讓人足不出戶,避免沾染嫖賭惡習,還會縱容子弟學抽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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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全面侵華以前,就成立了一家叫宏濟善堂的機構,在熱河種植鴉片。

日軍打到哪裡,宏濟善堂的鴉片就賣到哪裡,成為軍方的重要收入。

在菸民們口中,熱河鴉片被稱為“熱河土”。

在當時的上海,想買米很難,買熱河土卻很方便。

上海愚園路的中心商業區,除了幾家大賭場,沿街的商鋪和住宅,差不多全變成了鴉片煙館,每天的人流量達到幾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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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會把能染指的一切財物換成鴉片,送到日本人的腰包裡,最後慘死在街頭。

這些吸毒的人最後都慘死街頭或淪為乞丐。

租界裡有種黑車廂的卡車,每天搜尋倒斃在街頭的吸毒者,運到郊外掩埋。抗戰期間因吸毒而死的市民不計其數。

09

如果請老人回憶抗戰時期,他們都會說:“日本兵可恨,漢奸更可恨。

這話沒錯,日軍在佔領區只留下少量兵力,一個縣城裡,可能只駐紮了一個班。

在淪陷區裡,直接欺壓民眾的,是所謂的“維持會”和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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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陷落後,國民政府動員上海的政客官僚一同南遷。

有一些人卻故意拖延不走,他們原來就是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的失意者,正想趁這個時候,擠進日本人組建的政府做事。

你想啊,其他職業的人都有安身立命的技能,唯獨這些民國的政客,既做不了別的事又閒不住,只要有機會滿足權力慾,就不在乎給誰做事。

所以,當日本人要組建政權時,他們都爭搶著想要擠進這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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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裡最大的一個,自然是汪精衛了。

在中國近代史上,汪精衛是個很複雜的政治人物。

汪精衛的個人魅力非常強,在民國時期,絕對是政治偶像。

起初,關於他叛國的消息,上海民眾們並不相信。

直到他1938年12月發出公開電報支持對日妥協,又從河內來到上海,進入日軍的勢力範圍,上海市民才肯定汪精衛確實做了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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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在日本人的股掌之間,一直都很狼狽。

他訓練的南京偽軍,日本人可以架起機關槍隨意屠殺。

他靠反清革命起家,卻要被安排去拜見溥儀,讓他丟盡顏面。

他所能影響的,只有上海和江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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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北方也有偽政權,既然都是聽命於日本人,當然不肯買汪精衛的賬。

北平的漢奸還要挖苦他說:“日本人要中國的十樣東西,北平可以還價到五樣,結果是被拿走八樣。而向汪先生要十樣,他就送上十樣,結果被拿走了十二樣。

10

在上海市民們的傳聞和印象裡,汪精衛在私生活中,和其他大漢奸還有一些區別。

因為早已身敗名裂,所以別的大漢奸都不掩飾慾望,幾乎個個囂張,貪財好色。

唯獨汪精衛深居簡出,在上海民間,並沒有關於他貪汙和玩弄女性的傳聞。

但是,大節既然虧損,他的心跡也就只能獨自帶到地下。

生前進退失據,淪為笑柄,死後也不可原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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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裡漢奸的猥瑣真不是臉譜化,確實言行舉止不成人樣

汪偽政府裡的有一個叫褚民誼。

褚民誼的出奇之處是,他是個罕見的怪人和糊塗人。

褚民誼在法國學過醫,後來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主管文教衛生。

他擅長書法和太極拳,性格豪爽,言談漂亮,起初名聲不錯。

但很快,人們就發現這個中央委員荒唐好色,會在正式的政治場合招妓,公然播放黃色影片;天天和女戲劇演員混在一起,在全國運動會上,自己跑去給女運動員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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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勝利後的審判裡,褚民誼先是被判了死刑,後來南京政府認為他雖然是漢奸,但只是被牽著鼻子走的從犯,簽發了免死手令。

沒想到,褚民誼的糊塗是傳家的,這個手令居然被他女兒半路給丟了,結果難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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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們又恨又怕的,是那些直接執行罪行的小漢奸。

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最先在上海招募的是黑幫打手和市井匪徒,只要會打架、會開槍就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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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讓上海人談虎色變的一個,是頭號殺手吳四寶。

原先他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司機。

戰爭帶來的混亂,使他成了混世魔王。

吳四寶在上海橫行四年,殺人無數,最後在蘇州被毒死。

這是漢奸的常見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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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既不會多麼忠於日本人,日本人也並不信任他們,彼此的關係,是真正的苟合。

在漢奸這裡,只是想謀取些好處,隨時做好跑路準備。

當日軍出現敗跡時,上海漢奸紛紛尋找重慶的關係,希望留一條後路。

日本人對漢奸的態度,市民們早就看出來。

他們會放縱漢奸搶奪財物,過一段時間,再把他們殺掉,以示維持治安,順手將漢奸的財產接收過來。

奇怪的是,這麼明顯的事情,被貪慾左右的漢奸就像感覺不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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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日本人隨意處置,漢奸彼此間也互不相容。

在汪偽政權高層,派系傾軋相當激烈,派特工彼此暗殺。

比如,毒死吳四寶的,是他在七十六號的上司李士群。

一年後,李士群又被周佛海的手下毒死。

小漢奸之間為了爭奪利益,彼此殘殺更是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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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界也有一句名言:“當過漢奸,王八蛋還想再當漢奸”。

這倒不是良心發現,而是發現自己選擇的道路,幾乎總要走到這個結局上。

內容參考來源:民國上海名醫陳存仁《抗戰時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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