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高考因為疫情再次改在7月7日舉行，除了災難，還有高考前，多起沉寂多年的高考替換身份事件，激起了人們對於高考公平公正的懷疑。
比如陳春秀事件，更加沸沸揚揚的是苟晶事件。作為舉報者，為了吸引關注，她存在誇大其詞、過度演繹。通過誇大其詞引發大眾輿論，也必然會遭到調查結果公佈後大眾的質疑。
今天是高考日，這不是討論的重點。本文想討論的還是以此特殊個案，折射20年、40年來高考的實質性變遷。
苟晶不是“學霸”，但也並非“學渣”
當調查組披露了苟晶的兩次高考成績、畢業會考成績，引發公眾最大反彈的，莫過於“學霸變學渣”的反差。
這裡要說，曾吹噓的模擬考“全區第四”基本是假的。但苟晶所強調的平時“班級前十”左右，還是有一定可能性。
1997、1998年山東高考是標準分，可以直接換算成全省排行，900分是狀元，500是前50%，100分是墊底（基本上就是棄考0分）。
苟晶的兩次分數，分別排在全省前30%、前25%左右。其實已經超過了全省70%的考生。
同時，這個分數在任城區1600~1700名理科生排名分列全區前19.4%、15.5%。
而當時任城區有兩所高中，一所是濟寧二中（原濟寧縣一中），一所是苟晶所在的實驗中學。
當拿到全區前20%的成績時，那在本校、本班，排名自然還會更靠前。
換算成班級前十，也算不得謊話。只不過放在更大的全區、全市、全省去比較，苟晶的競爭力就顯得不足了。
如果時空轉換，苟晶在今天高考，成績上一個二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一本線也不是遙不可及（山東2019年一本率19.63%）。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苟晶只能很勉強地夠得著一箇中專？
因為在90年代，一所縣中學只有十來人考上大學是很正常的現象。甚至有的貧困縣，幾年都出不了一個本科。
抬高視野，更殘酷的事實
如果我們在當時再抬高視野，殘酷的事實，就是：
在90年代，算上覆讀生，當時參加高考的，佔同齡人的比例，平均僅有12.5%。也就是每8個青年才有1個讀完高中，走到了高考面前。
當然，倒退回80年代，能參加高考的比例，更是低至8%左右。僅僅是讀完高中、有資格參加高考，就已經“戰勝”了92%以上的同齡人。
而高考還要繼續無情淘汰65%以上的考生。最後，能夠走進大中專院校的青年，不到同齡人的2.5%，甚至有些年份逼近1%。
這是真正百裡挑一的命運角逐。當時的大學生、中專生，作為勝利者，是絕對的“天之驕子”。包分配，上學有補助，一入學就是“準幹部”的身份。
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年輕人只能繼續在農村挖地插秧、在城市待業幹個體戶，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進工廠工作。
但當時的中國工商業遠不發達，一份體面、穩定的城市工作，是無數人尤其是農村人夢寐以求的，自然也是極度稀缺的。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條《新華字典》的經典例句，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很難理解了，以至於當成了開涮嘲諷的段子。甚至很多90後，連什麼是“中專”都沒聽說過。
其實，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都已經戰勝了90%的同齡人，我們的生活是光明的。”
這難道還不足以自豪嗎？
當然，更應認識到，一小部分人自豪的背後，就是更大一批人的艱辛生活。
殘酷的競爭
當時高考不足12%、甚至不足8%的極少數勝利者，還要細分為本科、專科、中專三種類型。
同時，在高考之前，還有一輪中考。初中生中考的去向，除了高中、技校，還有俗稱的“小中專”。這可是千萬人競逐的大熱門，難度不亞於重點大學。
因為當時中專和大學一樣，也是國家體制幹部培養線的一環。從初中考上以後，只需要再讀四年，就有了一份鐵飯碗的工作。
尤其對農家子弟而言，這就是從村裡人變成城裡人，從山裡娃變成了小幹部，意味著改變了家族命運，鯉魚跳龍門。
而且只需再讀4年時光，學2年文化、2年專業技術，就可以領工資，接濟家裡苦兮兮的父母、弟弟妹妹們了。
對於面朝黃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土裡刨食才能供出一兩個最聰明娃娃讀書的農民家庭，這是多麼大的誘惑！是最高性價比的理智選擇。
不僅如此，很多城裡娃，甚至幹部子弟也熱衷於考中專。因為不需要再經過緊張的高中三年，和殘酷的又一輪高考淘汰了。
穩穩地4年讀完，就能上班領工資，不再依附於父母，人身自由了。
尤其是銀行、電力、稅務這樣的熱門系統中專，那是競爭最激烈的去處。許多聰明的頭腦受限於家境貧寒，同時穩妥收益，選擇了這個更能快速收益的中專方向。
師範、護校、農校也不錯。都是真鐵飯碗，畢業就進政府事業單位。分數線與重點高中不相上下。
如果讀了高中，又沒有考上本科、專科、甚至第二次中專機會，損失反而更大。
等而次之的，是高考入口的中專，一般稱之為“大中專”。
當時的中專學校，往往同時從中考和高考考生中招生。高考入學生直接學2年專業技術，發一樣的畢業證。
總的來說，多學了1年，又經歷了殘酷的高考，性價比不高。
但有飯碗總比到頭來什麼都沒有、“四大皆空”要好，屬於最後的補救安慰獎。
殘酷的爭奪
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專是無數農家子弟夢寐以求的最佳出路，足以改變許多農家子弟和農村家庭的命運。
儘管從1994年開始，國家逐步取消了中專完全包分配製度，但中專並未立刻降溫。
因為那幾年體制內多少還是可以有崗位盈餘，通過不錯的成績，或者一些人脈關係的運作，拿到工作並不難。
而相比之下，如果子女中考落榜、高考落榜，又侷限於小地方經濟落後，百無機遇的現狀，很難靠中學學歷找工作。就業一籌莫展，父母可謂愁白了頭。
像陳春秀、苟晶和她們的掠奪者、替代者一樣，普普通通的人太多了。
普通人的世界就是這樣，哪怕在前5%人群看起來很微小的機會，也會爭得頭破血流。
如果頂替的學校不怎麼樣，又何必動用上上下下多少道關係，去給自己的女兒改命？
問題也正是在於，小縣城的熟人社會文化，對於公平公正的侵蝕。
只要有幾個在關鍵崗位的親戚熟人，認識鎮長、局長這樣的科級幹部，什麼審核制約都可以通過熟人關係網打破，違法違規，弄虛作假，弄假成真。
在一個存量不足的世界裡，為了利益和生存，必然會有許多人違法違規、鋌而走險。
道德在這裡可能就是最廉價的東西。與此同時，此時此地的配套制度制約也必然稀鬆垮爛。
但是，如果沒有發展，這樣的熟人當道小縣城、這樣激烈的非法生存競爭，就始終會存在。今天所被揭開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真正逐步改變這些的，其實還不是取消包分配，而是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
改變中國的“大擴招”
1999年正是大下崗問題最嚴重的時候，同時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率處於低谷。
1999年4月，一項決策從北京傳出——當年全國各級高等院校，想方設法擴大招生數量50%，讓更多的青年學生上大學。
這一年，高考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猛增到160萬。大擴招也沒有止步於這一年，到2005年，短短6年間，大學生就增加到500萬人。
這種擴招速度，當時看好的人不多，再加上學校新校區投資巨大，給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報紙天天質疑擴招的必要性，擔心每年幾百萬大學生出來怎麼辦。
但擴招的主導者堅持自己的觀點：
1、不管高校擴招不擴招，這麼多需要就業的人也都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也少不了。你不讓他上大學，他就是個沒有技能的中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難道就不需要就業嗎？就更容易就業嗎？
2、相反，高校進行擴招，不但不會給就業製造麻煩，還可以造就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提高他們就業和創業的能力，有利於增加就業的機會。否則人的素質低，就業就更加困難。
就連主導者也沒想到的是，隨著中國完成市場經濟改革，加入WTO，趕上了全球化和互聯網的紅利，21世紀前20年的中國經濟也在以爆炸式飛速增長，給絕大多數畢業生提供了不錯、乃至更好的職位。
比如說，汽車產量從2000年的200萬輛飆升到現在的的近3000萬輛，再怎麼減員增效，也得僱傭好幾倍的工程師。
反過來思考，如果1999年沒有啟動擴招，21世紀的中國能否提供足夠的工程師、業務經理和程序員？能否也有支撐這麼高的發展速度？
現在回顧起來，在當時的情況下，決策者能果斷髮動擴招，為21世紀的中國準備好10倍的大學生名額，實在是高瞻遠矚之舉。
這張表格涵蓋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命運，從1歲到71歲。
時代變遷
一直到1999年建國5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院校在校人數佔中學畢業後5年適齡人口的比率）始終低於5%，甚至2%。屬於絕對精英化的時代。（小於10%，精英化時代；10%~50%，普及化時代，大於50%，大眾化時代）
隨著大學的持續擴招，出生人數的減少。這項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從2004年開始超過20%，2010年開始超過30%，2013年超過40%。
大學擴招也使得中國在2013年新增大學畢業生人數首次超過新增農民工人數，從“人口紅利”真正轉變為“人才紅利”（5225012 com）。
能夠升級自己的工業體系，逐漸從血汗工廠變成製造成套設備和機電產品。
發展到今天，中國的人均GDP終於站上了1萬美元的臺階，東部幾個省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終於踩到了發達國家的後腳跟。
與此同時，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越過了50%的門檻。今天的高考，和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可以說完全是兩回事。
每年都有700萬“90末”大學生湧出校門，向新時代的中產夢奔跑。
而他們的大部分的“70後”父母只有初中學歷，當年人人羨慕的“鐵飯碗”，收入與生活水平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
所以說，無論是學渣還是學霸，高考與大擴招，改變了所有中國人的命運與生活。
每個人都希望社會越來越規則，越來越清明，但公平正義永遠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在80年代、90年代，誰要是說現在想上大學的人基本都能上大學，恐怕誰也不信。但今天這就是現實。
今天的世界，依然有著許多的不公平不公正。但從根本來看，問題還是要靠發展和改革來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