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 新鄉土
今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年。村幹部是脫貧攻堅的主力軍，在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和精準脫貧等工作中，都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然而，這一獨特的地位，恰恰也導致村幹部成了一個“苦差事”。由於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重，村幹部儼然成為了“全職幹部”，很多村幹部因為工資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生計，產生了撂挑子的想法。
因此，不少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工作，基本上依靠上級下派的扶貧工作組在開展工作，村幹部反而成為了副手，發揮的作用並不明顯。
那麼，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過程中，制約村幹部作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村幹部積極作為需要哪些制度條件？
一
當前，全國各地都在籌劃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問題。村幹部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
一方面，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人才匱乏是農業農村發展的一大瓶頸。因此，需要一些能人、返鄉大學生紮根鄉村，為他們在鄉村振興中施展才華提供更好的舞臺。
讓這些人才既能在產業興旺中獲得人生價值，又能在治理有效中發揮帶頭作用，恰恰是人才振興的應有之義。
另一方面，“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加強黨的領導，培養千千萬萬的優秀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是鄉村振興重要的組織保障。說到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是黨中央確定的重大戰略，村幹部恰恰是這些戰略實施過程中，打通“基層最後一公里”的關鍵環節。
客觀上說，當前村幹部之所以成為“苦差事”，主要是“基層最後一公里”的性質決定的。
一直以來，我國對村級組織的定位是，村黨支部是農村基層黨組織，村委會是自治組織，村兩委幹部的職業身份並未因擔任村幹部而改變，他們並非專職幹部，而是兼職人員。
在一些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的地區，村幹部已經接近於職業化。比如，在江蘇、上海等地區，由於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比較強，集體經濟比較發達，村幹部可以專門從事管理服務工作，獲得較好的經濟收入。
這些地區的村幹部，雖是自治組織成員，也要經過村民選舉認可。但基層黨委政府通過換屆選舉引導，並開放出大量的集體企業管理、公益服務等崗位，使得優秀的村幹部有較好的職業保障。
這些地區的村幹部，因為有較好的經濟收入，也有穩定的職業保障，儘管也要承擔諸多細小瑣碎的工作，但擔任村幹部並不是一個“苦差事”。
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村幹部，仍然是以兼職的身份履職的。在絕大多數地區，村幹部的“工資”是以誤工補貼的形式發放的，收入並不高。
村民擔任村幹部的動機是多元的，經濟激勵只是一方面。比如，在浙江的廣大農村地區，雖然民營經濟發達，但村集體經濟並不算髮達。並且，長期以來，地方黨委政府對村幹部的務工補貼的財政支持力度並不大。甚至於，當地村幹部的收入還要低於很多中西部地區。
但當地的村兩委選舉競爭甚是激烈，地方經濟精英有較強的擔任村幹部的動力，以至於形成了“富人治村”現象。
富人競選村幹部，主要不是為了獲取經濟報酬，而是為了獲得社會地位和市場機會。簡單而言，村幹部是鏈接黨和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紐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隱含著巨大的機會。
比如，當了村幹部的富人，政策信息會比較靈通；並且，基層政府為了支持村幹部工作，也會在政策允許的範疇內照顧其經營活動。有了比較好的營商環境，富人就容易從市場上獲取更大機會。
在普通的中西部農業型地區，人們當選村幹部的主要動力也不是經濟待遇。事實上，這些地方的村幹部誤工補貼標準，普遍地比照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一般情況下，當村幹部當然不至於“虧”，但也談不上能夠獲得多大的經濟利益。
比如，湖北省近些年提高了村幹部待遇，規定村書記/主任4萬元/年，其他普通幹部則是2.6萬元/年。這一待遇，已經是地方財政可以承受的最大限度了。
如果村幹部的工作還是和以前一樣，只是處理簡單的村務，並不影響自己的勞動生產。那麼，這種待遇不算差。
但如果村幹部忙到沒有時間打理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則這一待遇就不算高了。
可見，人們之所以還願意擔任村幹部，前提是基本待遇有保障；更關鍵的是，村幹部還是一種身份象徵。比如，在有社會競爭的村莊中，擔任村幹部不僅是對個人威望和能力的認可，也是家族等社會集團一致行動的結果。
二
村幹部是不是“苦差事”，主要取決於一個關鍵變量：基層黨委政府對村級組織和村幹部的定位。
只要村級組織是一個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自治組織，村幹部的主要工作便是村務和少量配合政務的工作。
村務工作的重要特點是，細小瑣碎，且無規律性。
這就意味著，村幹部必須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去完成這些事務。比如，鄰里糾紛的調解，農業生產中的合作用水，為村民辦理各種證明等等，幾乎都需要“有求必應”。
而“有求必應”的前提是，村幹部必須在村，熟悉村莊生活的規律。村幹部只有長期居住在村莊，才能讓群眾隨時找得到，群眾的訴求也能及時得到回應。只有熟悉村莊生活規律，村幹部才能找到最為簡約有效的辦法去滿足群眾的訴求。
比如，鄰里糾紛的調解，不僅僅是要讓矛盾分出個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要在調解過程中修復群眾之間的關係。
因此，村幹部的理想狀態是，在生活中完成工作，融工作於生活中。
一個優秀的村幹部，並不僅僅要有政策水平，能夠出色地完成黨委政府交辦的任務，還要有豐富的社會閱歷，能夠用地方性的規範來服務群眾，治理村莊。
在這個意義上，對於那些合格的村幹部而言，當幹部並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就是順便完成而已。因此，村幹部並不是一件“差事”，更談不上是“苦差事”，甚至還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情。
哪怕是在“三農”問題比較嚴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村幹部也大體上保持了這一性質。
某種意義上，這個時期的村幹部之所以不好“做”，並不在於“差事”苦不苦，而在於他們普遍面臨角色衝突的困境。
如果村幹部將自己定位為基層政權的代理人，盡心盡力為基層黨委政府辦事，從農民手中收取稅費，執行計劃生育，當然會得到基層政權強有力的支持。但是，他們很可能喪失地方權威。甚至於，很可能因此遭到群眾的報復。
但是，如果村幹部一心做群眾的當家人，在執行國家政策的過程中，總是和基層黨委政府講條件。甚至於，很多村幹部為了保護村莊利益而不惜和黨委政府對著幹。這類村幹部，當然可以獲得群眾的認可，做工作也比較簡單。但在碰到一些剛性政策時，他們就很容易被基層政權替換掉。
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兩種類型的村幹部都很容易因為角色衝突而被迫辭職。
畢竟，對於當時的村幹部而言，他們獲得的經濟利益僅僅是誤工補貼而已。即便是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灰色利益，也是小好處，並不足以讓其不惜付出聲譽代價。
當前，人們之所以認為村幹部是個“苦差事”，主要還是村級組織行政化和村幹部職業化的改革所致。村級組織行政化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1）從治理事務上看，政務急劇增加。
一方面，基層黨委政府通過治理重心下沉或服務下沉，將行政事務下沉到村（社區）一級。比如，低保、養老、殘疾人、流動人口管理、合作醫療、計劃生育等，均在村一級設置了專幹。
在很多村莊，由於行政資源有限，村幹部需要兼職處理這些政務。
近些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汙染防治和掃黑除惡三大攻堅戰的開展，以及一直在開展的美麗鄉村建設，村級組織需要配合的臨時政務工作也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一些傳統的村務工作也有行政化的趨勢。比如，黨建工作的規範化程度越來越高，基層黨組織要完成的陣地建設、活動和臺賬等工作急劇增加。連移風易俗這樣的工作，也因為地方黨委政府加大了工作力度，而變得事務繁多起來。
（2）從治理方式上看，內務工作急劇增加。
村級治理向來是面對面開展群眾工作的，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過做思想工作，在農民家中，田間地頭開展工作。因此，村莊治理基本上是一件外務工作，而不可能單純依靠辦公室事務來實現。
但是，近些年在基層治理治理現代化的驅動下，村莊治理的規範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程度不斷提高，辦事留痕的原則已經滲透到了村級治理全過程。
結果是，村幹部除了要做大量的群眾工作，還要承擔工作負荷一點也不亞於外務工作的內務工作。
事實上，內務工作不僅增加了村幹部的工作量，也極大地壓縮了村幹部的自主性。
（3）從治理要求看，標準越來越高。
近些年來，目標考核制被廣泛引入了鄉村關係中。基層黨委政府通過千分制、百分制等評價體系，對村級組織和村幹部進行考核。這雖然強化了基層黨委政府對村級組織的控制，但也在客觀上導致村幹部工作取向的變化。
如果說，過去村幹部還在代理人和當家人之間存在角色衝突的話，那麼，在嚴格的考核制下，村幹部基本上按照基層黨委政府的指揮棒在開展工作。
上級檢查督查考核的泛濫，極大增加了村幹部負擔。並且，村幹部還普遍面臨追責風險，其差事之苦，不僅在於工作量的增加，還在於自由裁量權的壓縮和問責風險的壓力。
客觀上，由於村級事務急劇極大，工作標準也急劇提高，很多地區的村幹部事實上已經職業化了。
有些地方並未要求村幹部職業化，但不斷增加的工作量，迫使他們主動放棄自己的家庭事務，全心投入到村幹部工作中去。
有些地方開展了半職業化，要求村級組織每天有人值班，村幹部實行輪班制。相當大一部分地區，則進行了全職化。所有村幹部都要求坐班，村幹部的作風也納入了基層紀委的監督範疇。
顯然，村級組織的行政化和村幹部的職業化，和村級組織的自治性質並不匹配。其顯著表現是，村幹部的工作方式、報酬和待遇有顯著差異。甚至於，很多村幹部在擔任村幹部後，因為無法兼顧家庭生計，家庭收入大大降低。
因此，村幹部是一個“苦差事”，本質上是村幹部工作性質改變所致。
三
在村莊事務不多，壓力不大，村幹部可以兼顧家庭生計的情況下，村幹部看中的不僅僅是誤工補貼，而是村幹部的身份價值。
這一身份價值，包括社會認可，市場機會和政治賦權等多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村幹部是不是“苦差事”，還和農村社會分化和村幹部群體轉變密切相關。
在社會分化比較嚴重的地區，是否擔任村幹部是一個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前已述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現富人治村的現象，村莊的富裕階層參與村民選舉的熱情比較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富人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後，需要通過當選村幹部來獲得社會認可。
這一認可，不僅包括在村莊掙得面子，也是以此獲得基層黨委政府的承認，反過來為其經濟活動創造更多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哪怕富人們願意為村莊事務投入全部精力，也並不意味著村幹部是一個“苦差事”，他們獲得的社會價值遠大於經濟報酬。
甚至於，一些富人為了增加獲選機會，承諾不拿工資，自己出錢為村莊做公益事業。長此以往，競選村幹部就成為村莊社會階層分化的特定的社會機制。是否有能力參與競選，並擔任村幹部，往往成為經濟精英獲得社會地位的重要條件。
而對於普通群眾而言，因為無法承諾不拿誤工補貼，更不可能自掏腰包為村莊辦理公益事業，也就自覺地退出了村莊政治舞臺。
而在社會分化不太嚴重的農村地區，擔任村幹部除了社會榮譽等原因外，最重要的是，這是一份穩定而有保障的兼業。
在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家庭生計呈現出“半工半耕”的特徵。絕大多數家庭的年輕人外出務工，老年人和小孩留守農村。隨著少子化時代的到來，有相當部分已經當上了爺爺奶奶的中年人留守農村。
這一部分農民，無論是在村莊人口結構上，還是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均是中堅力量。比如，他們雖然留守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但多少還是兼營副食店，代銷農藥化肥，充當農副產品的經紀人等。村莊中的紅白喜事，這群人也是主持操辦者。
因此，他們堪稱“中堅農民”。
中堅農民擔任村幹部，有天然優勢：他們在村，熟悉村莊，本身就是村莊社會事務的操辦者。對於他們自身而言，一年幾萬元的村幹部務工補貼，也就相當於多了一份兼職。在這個意義上，只要不影響農業生產，中堅農民對擔任村幹部是有積極性的。
然而，隨著村級組織行政化和村幹部職業化的推進，村幹部已經越來越接近於“事務官”。
村幹部雖然是通過村民選舉“上臺”的，但其自主性已經大大降低，亦不太可能通過村幹部這個職位提高其社會和經濟地位。
因此，村幹部群體從之前的在村莊政治生活中享有社會威望、政治權威和經濟地位的精英，蛻化為“拿錢的辦事員”。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村幹部認同村幹部的這一定位。這一轉變，無論是對富人，還是對中堅農民，都是一大沖擊。在他們看來，擔任村幹部和其家庭生計之間，存在衝突。自然而然的，村幹部就成了“苦差事”。
當前，不少地方希望進一步提高村幹部待遇，並加強職業化導向，為村幹部提供更多的職業前景來吸引年輕人擔任村幹部。
對於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而言，這種改革方向也許是南轅北轍。
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如何提升待遇，村幹部的收入都難以支撐年輕人結婚生子買房等家庭再生產的需要。同樣，在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的地區，無論如何拓寬職業前景，既有的政策工具也很難讓村幹部變成一個穩定而有前景的職業。
要讓村幹部不再是一個“苦差事”，讓更多的年輕人投身其中，解決方案不是職業化，而是要重新明確村委會的自治性質和村幹部的兼業特徵。
簡單而言，要讓那些本來就有決心在農村創造一番天地的年輕人，在不影響其事業的前提下，加入到村幹部的工作中去。
因此，基層黨委政府要想盡辦法遏制村級組織的行政化趨勢，也要積極為村幹部減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