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霸權主義橫行，雖然橫掃六國，但暴政激發矛盾。致使農民武裝起義的發生，秦王朝的潰敗。漢王朝建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社會長治久安，保持社會秩序穩定。
而這時秦朝法家的思想並沒消失，儒家文化逐漸抬頭，而道家老子的無為之治或許可以幫助皇帝實現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的，這三種思想流派如何演化，如何融合，就考驗著漢朝劉家皇帝怎樣運用權力了。
儒家文化在政治格局中甦醒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儒家文化並非在漢武帝時期才開始興起，早在漢高祖劉邦時期，儒生便開始走出困局，走向了政治舞臺。
在當時法家文化當家的秦朝，儒生在夾縫中求生存，鬱郁不得志，一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得不到施展。所以他們是特別渴望起義，頻頻加入到各地義軍的陣營。
在史記中有記載，劉邦開始是很不得意儒生的，原因是劉邦根本沒讀過幾本書，沒受過高深文化的薰陶，自然不願意聽儒生的文化理論。
但是很多儒生不斷加入到與權力階層互動中，影響不容小覷。其中，陸賈就以“以順守之”勸說劉邦，但劉邦並不願意搭理他。他就問：“如果秦朝統一六國之後，效法先聖，施行仁義，那麼陛下您又怎麼能取得天下呢？劉邦聽後不言而面露慚愧。
雖然如此，儒家文化並沒有立刻成為主流思想文化先鋒，但是儒家文化慢慢復甦，逐漸對漢朝未來發展奠定了基調。
儒家文化強調，仁義禮信，這是保證朝堂外社會穩定的必要利器，讓百姓知道守禮儀，懂規矩，明白尊卑分明，以實現皇家權利的充分集中。
漢朝的皇帝比秦朝的要聰明，他們在秦朝的失敗中學經驗，知道哪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治國關鍵在控人，教會百姓仁義道德，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就是對國家穩定的重要貢獻。
這裡要說一個儒家關鍵人物-叔孫通，重新塑造了皇權規矩，幫助劉邦規範朝廷秩序，制訂起朝儀等一系列宗廟儀法。
依靠制禮，用禮，尊禮逐漸建立起皇權的威儀和培養起被統治者的效忠心理。賦予了漢朝統治秩序的合理性，使漢朝統治更加穩固。
而在這溫柔的外表下可以看到起價值內核就是法家精神，正如弗蘭克-帕金（Frank Parkin）所說：“在那些和諧與秩序明顯佔上風的地方，權力的威懾性運用從未徹底消失過。天鵝絨的手套裡面，總是有一隻鐵拳”。
道家的無為而治算是最積極的有所作為
道家老子思想學說，內核價值便是無為，老子的無為並不是消極的不作為，消極避世，而是要順應時勢，順應規律地有作為。
相傳，儒生轅固於在朝堂上言語有詆譭黃老思想，便被竇太后將他扔到野豬圈與野豬搏鬥，可見當時舉國內外道家文化成為主流治國思想是當仁不讓的，其信仰之人也是非常之多。
漢朝初期採用老子的“無為之治”是非常具備歷史條件，也非常符合當時國情民情。
首先，從政治層面看。
如果問當時奪取天下的為什麼是劉邦而不是項羽，答案必須是有福同享，攻城拔寨，你能攻下的城池便是你的了。所有會有那麼多人願意和劉邦同打天下。
而這便就是郡國並行製為什麼會存在了的背景。郡國並行制，就是郡縣制和分封制的共存的狀態，劉邦的本意根本就是先沿用秦朝的郡縣制，自行稱王，獨掌天下。
但是無奈自身條件和形勢壓力。劉邦起義組建的是貧民軍團，讓別人為自己賣命，不能僅僅靠販賣情懷和激情，必須要有利益分享，那就只能是封王封地。
據《漢書 高帝紀》記載，漢三年十月，在韓信、張耳大敗趙軍，同年劉邦派韓信攻打齊國，韓信請求將張耳立為趙王，劉邦許之。
在這種論功行賞的刺激下，將士們奮勇殺敵，敢為人先，確實對劉邦建立帝業有很大的幫助
其次，從現實情況看，秦國統一六國後，橫徵暴斂，民聲沸騰，怨聲載道，各地群雄並起，戰亂爆發，民生凋敝，漢王朝的建立可以說是對一片混亂和廢墟的統治。
《漢書食貨志》上這樣記載：“漢興……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首要的目的就是休養生息，保證生產力的恢復和再生產，所以老子無為而治，洽洽是最合適的思想綱領。
司馬遷對此說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法家文化，藏在儒家文化溫柔下的鐵拳
如果說文景之治，採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順其自然，百姓修養聲息，那麼到了漢武帝時期，他所遵循的思想流派卻開始走復古路線，和秦始皇一樣了，那就是法家，法家之治，當然這是披著儒家文化的外衣的。
漢武帝表面肯定獨尊儒術的政治正確性，而實際卻大規模重用酷吏，他們只忠於皇權指令和國家法律，是無個人情感的冷漠機器。
史記中《酷吏列傳》記載了11人的傳記，而其中10人來自漢武帝時期。可想而知，酷吏在漢武帝時期的起到額作用不可小覷。
張湯是武帝時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作為當時的司法部長時，漢武帝利用他的紀律嚴明和狠辣手段，實現了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不斷收回封地，改國為郡。
但是沿用酷吏法治的漢武帝究竟是對的嗎？在當時的西漢，由於連年征戰匈奴，國庫匱乏，財政緊縮，經濟問題凸顯。
當時作為酷吏首腦的張湯提拔重用桑弘羊，就是他提出了鹽鐵國營政策，還建議嚴懲鑄造假幣，在這種緊張且觸犯到商賈富豪利益的環境下，張湯很快被陷害而喪命。
他死後，鹽鐵國營制也在繼續執行，均輸法、平準法等新政策又陸續出臺，這些政策本來是為了穩定市場經濟，但卻事與願違，官商勾結，低買高賣，藉機斂財等現象層出不窮。這就使得各種階級官員百姓都陷入困境，所以他們更願意鋌而走險，獲取高額利益，這就更催生了酷吏的需求，長此以往便形成惡性循環。
直到晚年，漢武帝才意識到了過分重用法家酷吏的缺陷型，所以在他的《輪臺詔》中，他也深刻對自己的國家政策給人民帶來的困難做出了反省和懺悔。
法家，儒家，道家的文化思想，深刻地從漢王朝初期貫穿到最後，無論這幾種學派思想怎麼更替，其最終的目的都是服務於國家繁榮，社會穩定，它們之間不斷融合，各自邊界在模糊，也就非常容易在一種學說思想中，看到其他的影子。所以說，世上沒有可以讓帝國發展所施行的一以貫之，一成不變的制度，不是在變化，就是在改變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