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楊德振
今天上午，與武漢市一位朋友通電話，本意是關心問候他一下；前段時間他不幸患上新冠肺炎，經搶救治療已痊癒出院，在家休養。沒想到，他在電話那頭連連自責，愧疚不安，說：“自己把病傳染給了全家，讓一家四口人都染上了此病，真是該死！”從電話裡還得知，他不知是從哪裡感染了該病毒，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家人相處在一起，接著又把新冠病毒傳染給了老父親、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兒子。幸虧發現得早，全家人及時送醫院搶救治療，不幸中有萬幸，全家人最終轉危為安。“奈何橋”上走了一回的他，回到家裡，總覺得愧對家人，無地自容，故而在與人通電話時，也是愧疚難當，聲聲自責。
這是典型的“倖存者愧疚”案例。“倖存者愧疚（Survivor's Guilt）”這個概念是一位名叫威廉姆･奈德蘭(WilliamNiederland)的精神分析師在1961年首先提出來的。指經過創傷性或災難性事件（比如地震、車禍、戰爭、溫疫、火災等）結束後，倖存下來的人有很大可能會經歷一種“自己不值得”的慚愧，從而產生自責、追悔甚至自殺的想法。比如2014年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中，一位帶隊老師在獲救後的第二天選擇了自殺，並留下遺書表示：“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沒有信心一個人活下去”。研究者普遍認為，災難倖存者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愧疚，是因為深植於人類本性中的同理心。
中國患新冠肺炎不幸罹難的有四千五百多人，還有六萬多新冠肺炎的康復者。我認為，在康復者中，有"倖存者愧疚"這種想法的人，肯定也有不少。他們的心裡極為複雜，一方面，經過此次疫情的“生死考驗”和“風雨洗禮”，他們明白生命無常，自己能夠忍受巨大壓力和痛苦；另一方面，又因為將心比心，將一切災難痛苦歸咎於由於自己的疏忽大意或漫不經心、疏於防範。造成自己染病不說，還把病毒傳染給了自己最愛的人，把痛苦和生命風險又帶給了家人，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罪魁禍首，不能原諒，不可饒恕，因此，陷入深深的內疚和自責之中。
對於“倖存者愧疚”，站在心理學研究和心智研究角度分析，大疫過後，擁有這種心態的人，在一定時間裡一定會大量存在，而且其愧疚心理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只有在其自身建立一定補償機制、做出補償行為後才能稍微減輕或緩解自己一些愧疚的沉重心理負荷，剔除心理暗物質能量。對家人無論是物質補償，抑或是精神補償，都能撫平愧疚者心中的愧疚之情，產生好的效果，只是這個平撫的時間不能太久、太長；否則，容易產生新的焦慮、忐忑不安、心神不寧的情緒“因子”，於健康與儘快康復帶來不利影響，對擁有的健康亦或重來的一切歸於平靜的幸福產生負面作用。
站在個人視角上分析，我還認為，每一個倖存者，大可不必過於自責和愧疚。大災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塊大石頭，誰也不想自己成為被“砸中的那一個”。而不幸感染了，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一是說明自己的免疫系統很“脆弱”，二是說明病毒太猖狂、太肆虐，是我們人類共同的“勁敵”，小覷不得，要分清"肇事者”責任主體。不過，話說回來，再狡猾的狐狸，最終難逃獵人的眼睛和掌心，這次新冠病毒在中國的成功“被擒"和有效控制，既彰顯了中國體制的優越、中國力量的宏大、中國精神的勃發、中國人民的偉大、中國科技力量的鋒利，還說明一切魑魅魍魎的東西最終都將消匿於陽光之下。所以，患上此病是一種偶發因素和小概率事件，而倖存下來才是最值得慶幸的事情，不要思慮與愧疚過度又失當。我倒認為，要學會感恩回報；這次大疫情，要不是國家兜底、體制保障，高層以人民為中心，加上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是不可能取得這麼好的遏制局面的。這是患病者和全國人民共同的、最大的福祉。想想時下的國外，病毒洶洶，百姓呼天喊地，坐以待斃，哪一個國家的人民能有中國人民這樣的治病條件和健康福利？所以，倖存下來，更應該知福惜福和感恩回報國家才是。不要生命“復活”了，思想和精神卻背上了沉重“枷鎖”。
當然，站在社會視角上分析，有關機構和部門應儘快對一些患病者家庭和個人進行必要的心理疏導和撫慰援助，建立心理干預機制，使患者家庭和個人儘快走出陰影，忘掉悲傷，卸下愧疚，並重拾信心，重構幸福生活的圖景。
2020年4月26日於廣州居家中
☆ 作者簡介：楊德振，廣東作家、酒店職業經理人、心智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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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曹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