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家授予
邁克爾·斯賓塞（美國）
喬治·阿克爾洛夫（美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
獲獎理由：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作出重要貢獻。
邁克爾·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1943年11月7日生於美國的新澤西州，197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頭銜，現兼任美國哈佛和斯坦福（Stanford）兩所大學的教授、青島大學名譽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長和現任名譽院長。邁克爾·斯賓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場中具有信息優勢的個體為了避免與逆向選擇相關的一些問題發生，如何能夠將其信息“信號”可信地傳遞給在信息上具有劣勢的個體。2001年，與喬治·阿克爾洛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7年，林重庚、邁克爾·斯賓塞等的《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國際視角的思考與建議》榮獲第17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學術觀點
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假如顧主不能區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勞動能力之間的區別，那麼就會導致
邁克爾·斯賓塞 勞動力市場以低工資僱用低能力者，形成勞動力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邁克爾·斯賓塞還發現一個現象，即高能力的男性預期獲得比同等能力的婦女更高的學歷。在這種均衡下，在男女之間的教育回報由於教育方面投資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斯賓塞提出的信號傳遞模型還對博弈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專業競爭下的市場均衡模型已經影響到其他領域，比如增長理論和國際貿易。
理論貢獻
斯賓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場中具有信息優勢的個體為了避免與逆向選擇相關的一些問題發生，如何能夠將其信息“信號”可信地傳遞給在信息上具有劣勢的個體。信號要求經濟主體採取觀察得到且具有代價的措施以使其他經濟主體相信他們的能力，或更為一般地，相信他們產品的價值或質量。斯賓塞的貢獻在於形成了這一思想並將之形式化，同時還說明和分析了它所產生的影響。 斯賓塞在其1973年開創性的研究(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中將教育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生產效率的信號。其中基本觀點是除非信號成本在其發出者即求職者之間顯著不同，否則信號不會有成功的效果。僱主不能將能力強的求職者從能力弱的求職者中區分開來，除非在後者選擇較低的教育水平時前者發現自己對所受教育進行的投資能得到回報。斯賓塞還說明了存在教育和工資不同“預期”均衡的可能性，生產效率相同時，男
邁克爾·斯賓塞 性和白人的工資比女性和黑人的工資高。
斯賓塞隨後的研究包括拓展這一理論和證實不同市場信號重要性的大量應用性研究，對大量的經濟現象進行了分析，如作為生產率信號的昂貴廣告和全面擔保；作為市場力信號的主動降價；作為談判力信號的延緩工資報價策略；作為盈利能力信號的債務融資而非發行新股的融資方式；作為降低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的堅定承諾信號的不惜以衰退為代價的貨幣政策。
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 ）1940年生於美國的紐黑蘭，196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頭銜，自1980年到現在，一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伯克利（UCBerkeley）分校任經濟學首席教授。學術主張
劣勢選擇
阿克爾洛夫教授的研究發現，在一個市場中如果賣方掌握了比買方更有利的信息，他就可以掩蓋產品的真相，以次充好。比如二手車市場，賣方對車況肯定比買方清楚得多，買方則只能從車的表面情況來判斷。這樣賣方與買方處於信息非對稱的狀況，賣方具有信息優勢，而買方則處於“劣勢選擇”地位。阿克爾洛夫的“劣勢選擇”概念已經被寫進大學本科的教科書中，他的理論還揭示出，在不規則的市場，如果買家無法觀察到商品的內在質量，那麼賣家就會以次充好。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將最終導致高質量的產品從市場中退出，而只有低質品仍留在市場中，結果造成市場萎縮。阿克爾洛夫還揭示了借貸人和放款人之間的信息非對稱如何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如此高的借貸率等問題，其影響相當深遠。
檸檬市場
發展中國家內部市場的利率為什麼如此之高？想購買二手車的人為什麼求助於職業經紀商而不是私人售車者？即使對紅利所徵的稅高於資本利得稅，企業為什麼還支付紅利？保險公司提供的保費、保額和未保險額組合為什麼因人而異？富有的地主在與貧困的佃戶簽訂合約時為什麼不願承擔莊稼收成的全部風險？這些表現不同但實質相似的諸多現象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阿克爾洛夫1970年的論文《檸檬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是信息經濟學文獻中最為重要的研究，提出了簡單而又深奧的一個普遍化思想，並因應用廣泛而產生了巨大影響。如今，稱謂有缺陷舊車的口語“檸檬”已成為經濟學家理論詞彙中的一個著名的隱喻。
阿克爾洛夫認為信息不對稱問題可能導致整個市場崩潰，或者市場萎縮，以至於只有劣等產品充斥於其中。阿克爾洛夫還指出，類似的信息不對稱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普遍併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以印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信貸市場為例子來說明逆向選擇問題。印度小地方放貸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兩倍。在城鎮借款然後在農村放貸出去的一箇中年人並不瞭解借款人信譽，因此極易遭受慘重損失。“檸檬論文”中一個關鍵的見解是經濟主體有強烈的激勵去抵消信息問題對市場效率的不利影響。阿克爾洛夫認為許多市場機構可以被看成是為了解決不對稱信息問題而出現的。除了對不對稱信息所進行的研究外，阿克爾洛夫還從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角度發展了經濟學理論，在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貢獻是他對勞動力市場效率的關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1] 。他於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要貢獻使得IPCC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1993年至1997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2014年12月，“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提前出版的美國《名利場》雜誌2015年1月號刊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爭論。
觀點
編輯
約翰遜政府的首席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曾經堅持認為，如果政府削減稅收，又同時在越戰和社會福利上花費過多的話，通貨膨脹將加速。約翰遜沒有理睬他。同樣地，里根也沒有接受馬丁·費爾德斯坦關於大幅度削減稅收和增加預算赤字的理論。高赤字政策的神話在此後的15年間就破滅了。
2007年輪到斯蒂格利茨了。雖然他也許是同代人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但在白宮總統經濟顧問團的四年中（其中後兩年擔任該團主席），他並沒有受到重用。不過55歲的他沒有退回斯坦福去當教授，而是在2006年接受了一個更引人注目的職位——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在那裡，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他靜靜地使用理論來重塑政策，而遠離了自己從不擅長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為人和善，天性樂觀，樂於在演講臺上闡述自己的觀點，在經濟學領域中是一名無可爭議的巨人。他的名聲來自於一種有趣的理論，這種理論用簡單的語言來表述，聽起來就和非經濟學家的常識一樣。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回事。相反，他認為：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經濟學界最為推崇的工具——模擬經濟行為的數學和計算機模型——來修正傳統的理論。這為他贏得了一大批追隨者，尤其是年輕的經濟學家。
“我採用的邏輯和使人們相信市場有效的那種邏輯一樣，”他說，“我只改變了信息完全的假設，找出一種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當你運用這個新模型的時候，你會發現市場總是無效的。”
保險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課題。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客戶——例如那些房屋毀於火災的可能性極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戶。對所有人索要同樣高的保險費，只會吸引風險最大的顧客，而那些風險小的客戶很可能就不買保險了。過多的高風險客戶很快就使保險公司債臺高築。所以保險公司要“干預”。它們限制保險額度，對每個人都不給足他想要的償付額，使他們有安裝防火裝置和採取其他預防措施的動機。此外，全額保險的保費非常的高；低風險的客戶通過提高可扣除費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費。
出於同樣的邏輯，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的干預是有正當理由的。他的入門教材《經濟學》（諾頓公司，1997年），雖然在本國銷量一般，但在中國和日本非常暢銷。這本書開頭就引述1980年聯邦政府為克萊斯勒公司作擔保的故事作為政府成功干預經濟的例子。自由市場的倡導者認為克萊斯勒的破產會把工廠、工人和原材料解放出來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他提到：雖然這個轉換的過程很痛苦，但是克萊斯勒在得到政府從未為其支付的擔保後東山再起。他說，不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護，政府還節省了數億美元。因為如果克萊勒倒閉，政府必須支付這筆錢。
克萊斯勒的事例是規則，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總是能找到一種特定的干預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說。
在給波蘭尼《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撰寫的序言中，他指出：”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部分資料來自網絡，侵權聯繫必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