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

當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之初

,正是明朝景泰(景帝)到嘉靖(世宗)時期,即1451年至1536年間,由西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發生震驚世界、開始改變東西方文明的大事,便是意大利人哥倫布深信地球是圓形的觀念,在1492年得到西班牙國王斐迪南第五及其王后伊薩伯拉的贊助,率舟三艘(那時還沒有發明輪船),越大西洋航行,終於在當年到達中美巴哈馬群島。嗣後另有人繼續探航數次,陸續發現西印度諸島及南美沿岸等處。這便是後世所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歷史大事。從此開展了西方航海經商和殖民,攫取世界上落後民族土地財富的新時代。

但在意大利本土,還正在動盪不安,政治經濟衰落,教會又在挑撥製造事端。便有學者政治家馬基雅維利(1469年—1527年),主張領導國家的君主,應該深知謀略權變,運用權術,避免武力衝突而能統治國家,因此著了一本《君主論》的名著。後世德、法各國所有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們受其影響極大,如法王路易十四、拿破崙、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但如比起

《春秋》《左傳》《戰國策》等書來說,未免有小巫見大巫的感覺,只可惜我們自己不肯讀書,互作參考而已。

接著,便有波蘭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哥白尼(1473年—1543年),著《天體運行》一書,推翻風行的托勒密的天文學說,主張太陽恆靜不動,地球與其他行星繞之而行。為近代天文學上地動學說的基礎,但當時也遭遇泥古不化的天文學家及教會的攻擊。而且同時德國的馬丁·路德(1483年—1546年)也正在反對教會,發動宗教革命,建立新教。但哥倫布的探險地球,哥白尼的翻天覆地,馬基雅維利的教導君王用權術,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這倒合瞭如《陰符經》所說:“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編按:《陰符經》有多種版本。有的版本在“天發殺機”句下,為“星辰殞伏”;有的版本則徑接“龍蛇起陸”,而少掉“地發殺機”一項)因此十六世紀以後的人類地球,當然就要翻天覆地,變化多端了。

事實上,十六世紀的中葉(1535年至1556年),中國和日本以及葡萄牙,已經發生三邊的衝突。這個時候日本正是豐臣秀吉操縱王政,意圖侵佔朝鮮和中國。也就是明朝嘉靖時代的名將俞大猷、戚繼光抗倭戰爭的時期。葡萄牙入侵福建漳州,佔領澳門,同時又出沒在日本海岸的種子島。日本在我們明末清初時期的1639年,由江戶幕府發佈了鎖國令,因此清朝兩百年間,海疆幸少東來的邊患。後來日本受美國的壓力才重新開放,那已是1853年的事了。

但很遺憾,大家注意東西方的文明衝突,忘記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八十年,明朝永樂到宣德初年(1405年至1430年間),三保太監鄭和已經奉命出使南洋,由江蘇、浙江、福建南歷南洋群島,乃至非洲東岸,及印度、波斯等東海岸,前後出使七次,歷經三十餘國。雖然他奉有特別任務,只做試探性的航行,但他志在宣揚國威,施加德化,既不想佔有別人的土地,更沒有貪圖他國的財貨而做貿易,反而代表明朝賞賜安撫那些弱小民族的國家,所以直到如今,印尼邊境地區還存有土人們為鄭和修造的神廟來紀念他。關於鄭和下南洋的事,還有人寫作小說,變成家喻戶曉的故事。但冷靜沉思,和哥倫布等發現新大陸相比較,問題並不一樣,

這就是代表了中華民族素來愛好和平,不貪圖不仁不義財富的習性。也可以說是民族傳統文化教育上的根深蒂固,並不能認為是不懂商業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點。當鄭和第七次出使的時期,也正是法國的聖女貞德為愛國戰爭而犧牲的時期。

接著由明末天啟間到清初順治時期,德國的天主教徒湯若望來中國傳教,並教明朝製造大炮,傳西洋曆法。明亡入清,出任欽天監正之職,掌管天文。跟著,又有比利時耶穌會教士南懷仁來華,由順治到康熙時期教習數理,任欽天監副職,後擢監正。康熙向他們學習天文及數學,並完成天文曆法上兩大鉅著,即《新制靈臺儀象志》十六卷及《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同時又有意大利神甫兼藝術家郎世寧,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職畫院,傳授西洋畫法,又學習中國畫法,使兩者融會一體,為中國的宮廷院畫建立風規。這都是東西文化初期的交流,沒有挾帶火藥味的一點往事。

在1645年至1716年間,順治、康熙時代,德國的哲學家兼數學家萊布尼茲發明微積分數學

,主張先天學說,以唯心論與英國唯物論、經驗論哲學相抗衡。甚至有人稱他為亞里士多德以後的第一人。但他自稱發明微積分的學理,是受中國《易經圖說》的啟發,他遺憾自己沒有見到《易圖》全書。他最得力的名著,便是《人間悟性新論》《神惡論》《單子論》等書。他與湯若望、南懷仁是先後同時的人,他說的《易經圖說》,也許是由他們手裡流傳過去的。當時世界隔於重洋,東西文化的交流史蹟,是很難考證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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