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先生（1907—1989）
老來緬懷師尊，往事如朝花夕拾，有些記憶雖已遙遠，但自有一種歷久彌新的芬芳，還兼有一層挾裹著古蒼包漿的亮麗。
我與李可染先生最早的“接觸”始自一篇筆記。1964年，東海艦隊的一位戰友，是一位畫家，曾到中央美院進修，聽過李可染先生講課並做有筆記。我就向他借來閱讀。筆記的內容是談繪畫，其中記有李可染先生的兩句話——其實是兩個比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個比喻是，搞藝術的人對待藝術，一定要像“獅子搏象”，讓我懂得，對每個從事藝術的人而言，藝術都是窮其一生努力的大事業，投身藝術就是進入“與虎謀皮”的搏鬥場。第二個比喻是，搞藝術不能“撇油花”，一鍋大湯，油花浮在表面，真材實料往往都沉澱在下面，所以不能只是以撇點表面的油花而滿足。前者是說一個人要有以弱搏強，向死求生的頑強剛烈的拼搏精神，才能有所成績，贏得戰果；後者告誡我們不管學什麼，不能淺嘗輒止，浮於表象，要知道最美的景色都在白雲生處，在藍海深處，務必沉潛，再沉潛。戰友記下的李可染先生的這篇課堂筆記給予我太多啟發，對我一生都有非常大的影響。當時我還恭敬地抄錄了一份，如今，抄件不知去向，而要義卻一直鐫刻在我的心裡。
李可染（本文篆刻作品均作者為李可染先生刻制）
師牛堂
我跟李可染先生初識是在1978年。當時我的老師謝稚柳以及陸儼少先生、可染老都應邀在外交部的臺基廠招待所作畫，那是北京中心城區一個非常高雅、靜謐的場所。這是我與可染老的第一次見面，長我三十三歲的可染老給我的印象是體格魁梧、壯偉、敦實，一如其畫。而他的談吐平和且溫馨，全無“大師”的威嚴和世故。作為後生的我，與他的交談也就少了仰視和顧忌。寒暄以後，李可染先生就提出讓我為他刻印，印石沒有當場給我，而是後來託人捎來上海的，都是青田石，石質也蠻好的，刻起來得心應手。我給可染老前後刻過四五批的印章，大概有二十多方。在每一枚要刻的印章的邊側，他都用宣紙裁成小方塊，然後端正地以毛筆小楷寫上要刻的印文，粘在印石上，以防石頭搞錯、文字刻錯，很鄭重其事。見微知著，知道了他是一位非常嚴謹、處事縝密、一絲不苟的藝術家。若干年後，我在抽屜裡還搜找出一些豆腐乾大小的方塊小紙墨跡，我把它們粘在一張大宣紙上，寫上題記，送給了兒子，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記錄（下圖）。
我給可染老刻的第一批印，其中有他自撰的名句“可貴者膽”、“所要者魂”等。隨即就收到了他寫來的信，是寄到上海中國畫院的。可染老親筆的信封，信是用蠅頭小字寫的（下圖）。信中稱：“寄印章鈐樣三方，極佳。圓厚生動，結構不凡，將為拙畫增加勝色，實不勝欣喜，感謝之至”；“我因見此佳作，另生無饜要求，擬請再賜刻三印。”對可染老的肯定，我深感有知遇之恩。他前後寫過三封蠅頭小字的信給我，你想，這要耗費他多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我曾看過他女兒寫的一篇文章，提到他父親是不給別人寫信的。看了那篇文章後，我更加感到李可染先生寫給我的這三封小字的信是何等的珍貴。
因為可染老對我印的賞識，每次到北京和他見面都感到非常親切，處於一種沒有距離、隔膜和代溝的忘年交狀態。他對我這個後生不端長輩的架子，而我對他在敬重之餘，更是談吐隨性、毫無拘束。記得有一次去北京看望可染老，他拿出三方印石對我講：“天衡啊，有三方印要請你刻”，“別帶回去，就在這裡刻好了”。我那時候年輕，三十多歲，我的刻刀——“三寸鐵”是隨身走天涯的。想來非常有趣的是，那時候坐飛機坐火車都沒有安檢，刻刀放在口袋裡也沒人查。其實，規矩是人定的，是因社會環境而設置的。我曾經聽老輩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坐飛機者還獲送一柄瑞士小刀。現在我們都知道乘飛機要禁菸，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每個飛機乘客都可以分發到一包中華牌香菸。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時代在變，規章也在變。我那把刻刀不離身，不為防身，是為了就地“服務”。不論跑到哪裡，經常有師友對我說：“啊呀天衡，刻方印！”有些時候缺椅少凳，就站著刻，對方立等可取。我年輕的時候刻印，構思、創作不寫稿子，印石塗墨拿起刀就刻，就如在紙上寫字一般，無非是把篆字反刻而已。可染老可能聽別人說起過，所以跟我講別帶回去刻了，於是我有幸在可染老的畫案上，刻了兩方白文“可染”和一方朱文“李”，我注意到可染先生晚年的畫上多鈐用這兩方“可染”。三方印刻完也就大約十分鐘。可染老和師母都饒有興致地看著我奏刀。刻畢，師母驚訝地說：“天衡，你刻印這樣快的呀！”此時不知深淺的我，對著師母說：“師母，別看我刻得那麼快，我刻印的時候，刀端始終有阻力在，既要爽，又要澀，有阻力的線條才能有張力、有厚度。”那時候少不更事，話多，加之蒙可染老一貫的寬容和厚愛，所以說話少了分寸。我又轉而對著可染老講：“打個比方，把一根纜繩擱在球場上，它只是一根沒生命無活力的線條。但當兩支隊伍拔河，相背的兩股力量都在拉這根纜繩的時候，這根線條就倏地充滿了一種對壘搏擊的神奇力量。刻印就需要這樣的線條。”年輕氣躁、學不會笨的我又接著胡侃：“再比如我們爬山，遠觀山間有一條長長的瀑布，如果水流直貫而下，中間一無阻礙，看上去就好似一條天際間飄浮的白練。如果瀑布中間有幾塊嶙峋凸出的岩石，傾瀉而下的水流撞擊到岩石就會高高躍起，繼而奔湧急下，就更能給人一種震撼的力感。阻力往往賦予線條以鮮活、激越的生命。”說完這些我立馬後悔，這不是在關公面前耍大刀嗎？就在我自責淺薄幼稚的當口，可染先生卻說：“天衡啊，你說得好，我們倆可是‘英雄所見略同’啊！”這句話讓我忐忑的心緒一下子平緩了下來，同時有些驚訝於他脫口而出的“英雄所見略同”。就我所知，可染老一生唯與藝術對弈爭勝，而為人處世始終低調謙遜。在他的言語詞典裡，似乎是找不到這稍顯自許的表白的呀。
在師輩的國畫家裡，一輩子創作量最少的當數李可染先生。據統計，他一生所作就一千多幅，或有繁有簡，那點畫都是九九金的成色。可見他對待藝術的虔誠，在創作上絕不應酬，絕不草率。記得陸儼少先生和許多畫家在臺基廠為外交部搞創作時，陸先生畫了一張《兩寺松檜圖》手卷留贈給我。“兩寺”是指潭柘寺和戒臺寺，潭柘寺有近兩千年的歷史，諺稱：“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它也是乾隆帝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每年都會去禮佛。我把畫拿給李可染先生過目，稱讚陸儼少先生這幅《兩寺松檜圖》是精品，可染老也說，“畫得好極了！”我就懇請他為我書寫引首。過了幾天，我再去拜見可染老，他取出寫好的兩張，要我自己挑一張喜歡的。我把挑好的一張拿去給陸儼少先生看了，陸先生說，“這字寫得好，厚重遒勁，力能扛鼎。”他聽說我是從兩張裡挑的一張，就去向可染老要來了另一張引首，又畫了一幅《兩寺松檜圖》自存。去年，我在一個大拍賣行出的圖錄裡，看到了第三張李可染先生寫的“兩寺松檜圖”五字真跡，說明我請李可染先生寫的引首，他至少寫了三張。可染老這樣的大家，對自己的作品卻還這樣挑剔嚴苛，實在是罕見的。
有些年，每次有認識的人去北京，我都拜託人家把刻好的三四方印章帶給可染老；如果自己去北京，就送上門去，可染老都非常開心，拿著石頭反覆盤看，還總會講一些鼓勵我的話。因為李可染先生平素少接待人，可說是當代版的“閉門即是深山”，所以我去他寓所，從沒見過訪客，爺兒倆可以很淡定地閒聊，但總又感到相處時間短促，時間過得飛快。記得一九八○年去看望可染先生，閒聊時他問我：“天衡啊，你對齊（白石）老師的作品怎麼看？”我說：“對齊老師的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字也寫得極好。他畫上的詩，特別是畫上的跋語，多有一種無古無今、出自肺腑的別緻和清新，我也很喜歡。”並舉了些例子加以說明。“但是對齊老師的印章，我有幾點批評。”聽了我這句話，可染老師頗有些驚訝。是的，解放後，齊白石在藝壇的地位可以說像個聖人。“文革”後，七八、七九那幾年強調解放思想，當時我寫過一篇近萬字的文章：《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論五百年篆刻流派藝術的出新》，剖析品評了流派印章從明清到民國的幾十位頗有建樹的篆刻家。其中對齊白石先生的印章，在肯定他風格創新、自成一家的同時，也提出了三點批評。可染老聽了以後，睜大眼睛看了我蠻久，我心裡有些緊張。宋人陸放翁嘗言，“微瑕需細評”，但我卻有些孟浪，忘了另一句“有得忌輕出”。我暗暗想，也許這次要為自己的狂狷淺浮“埋單”了。然而，出乎意料，可染老卻依然寬厚地自語：“哎，齊老師還是了不起。齊老師畫畫寫字非常嚴謹，不知道的人以為齊老的畫是隨意塗幾筆，實際上並不是。”又說，“現在大家都在講寫意、大寫意，應該在寫意前面加兩個字——‘精心’，要叫‘精心寫意’。齊老師天分高，他有一種別人所缺乏的特殊的繪畫感。”接著他向我揭示了一個我此前聞所未聞的秘密，齊老師畫畫寫字的精心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可染老說：“齊老師寫字，旁邊都放著一杆木尺。比如寫一張幅條，如一行大概六七個字，他寫兩三個字就要停下來，拿木尺量量距離，思考完後，往下繼續寫兩個字，再量一量……”我聽了感到很新奇。這正印證了可染先生講的，寫意前面要加兩個字——“精心”。可染先生講的寫意，不是一般人所謂的蘸點味道就夠了，而是要真正把形而上的意念、意趣、意境凸顯出來，讓人感受、體驗到。
天海樓
實者慧
也就是在這次傍晚辭別時，可染老送我到門口，停下腳步，很鄭重而緩慢地說：“天衡啊，送你一句話，‘天才不可仗恃’。”辭別“師牛堂”，一路上我大腦裡想著的盡是這沉甸甸的六個字。我思忖：自己是一個在藝術上力求獨立思考、敢想敢闖敢質疑的人，但有時也自省，知道自己是個有點小聰明而無大智慧的庸人。寬厚的可染老說“天才”，顯然是貶義作褒義的委婉表述，猶如遞我一劑苦而澀的猛藥、良藥，而外裹了一層糖衣，讓你不覺得苦澀，咽得下去而已。“不可仗恃”，才是贈言的要義，老人家殷切地告誡我，在盛年要戒驕戒躁，戒除虛榮和淺浮，不“撇油花”，應如“獅子搏象”般地踏實勇猛，傾全力健康地在今後攻藝的長路上行進。我感受到可染老的舐犢之情和良苦用心。這六字贈言，四十年來，一直在拷問我，鞭策我，指引我，改變著我，成了我一生奉行的攻藝乃至做人的箴言。可染老書畫創作時善用強越的“金剛手段”，和在告誡我時衷懇的“菩薩心腸”，顯示出了長者的風範。對於幼稚的我而言，無論是攻藝還是做人，他都是我終身受益和敬仰的良師、諍師。
金鐵煙雲。此論家贊唐李邕法書語，書贈天衡同志正。歷代書畫篆刻都以此為圭臬也。癸亥春三月師牛堂可染。
可染老畫畫寫字，他的線條一定是積點成線的，就像顏魯公的“屋漏痕”，頓挫有力，渾厚澀重，入木三分。他用這千錘百煉的線條寫字作畫，所以，他的山水畫有前無古人的凝重體積感，誠是銅澆鐵鑄的江山。我記得有一次陸儼少先生考我：“我與李老的畫，你怎麼看？”我跟陸先生打了個比方：“陸先生，你是重量級的世界摔跤冠軍，李可染先生則是重量級的世界舉重冠軍，兩位的畫都厚重，都有力量，都有威勢，但是你的力量多體現在流動之際，而李先生的力量多體現在凝固之中，各得其妙。”陸先生聽了居然首肯。
記得有一次我去拜謁李可染先生，他從櫃子裡拿出八張山水畫，都是四尺三裁的。因為畫室小，就鋪在地上，每張畫都一樣的雄遒，卻有別樣的情趣。我一張一張地談了自己的讀畫心得，也得到了可染老的認可。讀完以後，我就主動從地上把那八張畫整理好，交給可染老，他又放回到櫥櫃裡去。我回到上海，應野平先生問我，這次在北京碰到誰了，我告訴他去拜見了可染老，他拿了八張山水畫讓我欣賞，筆筆精妙，驚心動魄。應先生說：“啊呀，天衡呀，他從不會主動拿畫給別人看的，他是要讓你挑一張的！”我這才恍然大悟，是我沒能體會到可染老的一番美意呀！其實，我跟可染老交往十多年，在藝術、精神層面他給我的賜賞很多很多。能得到可染老一幅畫，於我固然是一份紀念，但他在精神上賦予我的財富，特別是他對我諄諄告誡的六字贈言，何止是贈一幅畫的價值。說遺憾嗎？不，這件事對我而言是遺而無憾的。
在和可染老的交往中，還有件事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七年盛夏去北京，電話打不通。我於是頂著炎炎烈日，汗流浹背地到他三里河的寓所。敲門過後，阿姨出來一揮手，說可染老不在家。我就請阿姨幫我遞一張名片，說是送印章來的。過了片刻，可染老親自來開門，他拉著我的手一路到他的畫室。那天他家裡沒開空調，他老人家就一直雙手握著我的右手說：“天衡啊，惦記你啊，這幾年看到你很有成績，我都為你高興！”又大聲地喊著師母：“佩珠啊，天衡來了！趕快開西瓜！”其間依舊緊緊握著我的手，手掌裡滿是汗，汗的交融、手的交融，誠是心的交融！從可染老不經意的動作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作為一位淳樸的師輩對我的真摯深情。我問起可染老家裡的電話怎麼打不通，他抱歉地說：“天衡啊，對不起，忘了告訴你了，每天的電話干擾太多，都接得煩了，所以我就請電話局把電話更換了一個號碼。”說著就把新號碼抄到了我小小的通訊錄上。
一九八六年可染先生在中國美術館開個展，他用一個大而考究的中式信封，特地託人送到上海中國畫院的傳達室。林曦明畫師正巧看到，取來遞給我：“天衡啊，可染老在北京開畫展，特別寫了一個請柬邀請你，信封上用毛筆字寫了你的大名，這信封珍貴啊，你要收好了！”可染老就是這麼一個真誠質樸的人。三年後，可染老不幸仙逝。後來，鄒佩珠師母來我畫院，對我說：“可染生前一直很器重你，他走了以後，現在要成立李可染藝術基金會，天衡啊，想請你來當基金會的理事。”師母的盛情相邀，讓我覺得是意外地被賞賜了一枚勳章。
2020年中秋改稿於疁城豆廬
作者：韓天衡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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