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曾經遭遇了無數次慘痛的大失敗。而從失敗的餘燼中轉身向我們說出歷史教訓的經濟和文化的英雄，卻又是何等的少。張嘉璈或許是做這樣“失敗”總結的人物之一。這位曾經執民國金融界牛耳多年的昔日風雲人物，中信出版社今年推出他的經典著作《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一個從親歷者角度對國民黨執政後期惡性通貨膨脹所做的精準解讀，或許可以做歷史之鑑。
民國初年的上海黃浦江陸續出現幾十家外資和中資銀行，有“東方華爾街”之稱。
張嘉璈（1889年至1979年），中國現代著名銀行家、經濟學家。字公權，江蘇寶山（今屬上海）人。
1905年赴日入東京慶應大學進修財政學。回國後，任郵傳部路政司司員、北京參議院秘書長等職。1914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1916年任總行副總裁。1923年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中國銀行總經理。1931年，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35年，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委員會副主席、中央銀行理事會常務理事及監事會監事。同年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任鐵道部部長。1938年任改組後的交通部部長，領導完成新建鐵路達1000英里。1943年辭職赴美考察。1944年與陳光甫等籌建中國投資公司，任董事。抗戰勝利後，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託局理事長等職。1948年5月辭職。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亞。1953年赴美。著有《中國鐵道建設》、《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等。
壹
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張嘉璈《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原作名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曾於1958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出版。我在寫作《槍炮與貨幣：民國金融家沉浮錄》時，此書和《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姚崧齡編著，傳記文學叢刊之六十五）、張嘉璈自撰的《中國鐵路建設》、《東北接收工作日記》等，都是書寫這個民國金融締造者生平的重要徵引資料。此書曾在1986年由文史資料出版社出過楊志信摘譯的一個簡體中文選本《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署名是張嘉璈的字：張公權。
近兩年時間，出入浩如煙海的民國金融財政史料，與張嘉璈、陳光甫、貝祖詒、宋漢章、吳鼎昌、李銘、錢新之、徐新六、周作民、唐壽民、徐新六、資耀華等置身金錢政治旋渦的南北金融界精英日相過從，我看到了一本大書的輪廓，也看到了它隱形的邊界。
我知道，我寫下的，是資本與權力對立、依存、衝突、糾纏中，此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1916、1927、1934、1937、1945、1949年，急管繁弦後，人間暗換，一個新時代拉開了序幕：戰爭、崩潰和最後的解放。今夏，改畢五十萬言的書稿，一曲吟罷頭飛白，歸看已非少年身。民國的塵埃進入了我，湮滅我的呼吸與睡眠的，還有歷史驚人的重疊。
這大時代裡的一群人，降生在傳統中國向著現代中國轉型的歷史關隘，在商言商，他們之所謀，皆在實現商業的現代化。而時代之命運卻屢屢讓他們淪為賭場上隨意丟擲的籌碼。他們各有擔當，也有犧牲，成敗得失，功罪千秋，他們的所思、所謀、所為，影響了後世中國，亦是時代留與充斥著貿易戰與貨幣戰硝煙的今天的遺產。這也是我從政商關係著手書寫這部民國版“金錢傳”的最初動機。
貳
回頭來說張嘉璈的這部書。作為執民國金融界牛耳多年的前中國銀行總裁、中央銀行總裁（戰時五年充任鐵道部長和交通部長），張嘉璈這部書自非泛泛記述，而是一個親歷者對國民黨執政後期惡性通貨膨脹的精準解讀，亦是一部抗戰和社會動盪時期的貨幣史、財政史和普羅大眾的社會生活史。書中關於政府治理、幣制改革、新式銀行業的發展、財政弊端等問題的講述，甫一問世，即被西方學界視為了解中國經濟體發展狀況的重要借鑑。
張嘉璈曾入東京慶應大學學財政學，導師是著名的堀江歸一博士。其人身上，除了財政官員的精幹，更有著一個學者的好學敏思。他是一個很早就看出了時代的潮流急遽轉向的人，知道大勢運焉，誰也無法改變，是以，他幾乎沒有經歷過陳光甫等同儕銀行家的彷徨無依。早在1948年歲末，平津將失、徐州不保之際，他已決定覓地海外度過餘生。他先是計劃去澳大利亞。澳洲國立大學校長柯樸蘭是個經濟學者。他在給柯樸蘭的信中，希望柯樸蘭能夠收留他，在大學做些研究工作，他說已經擬定了兩個研究方向，一為中國通貨膨脹，一為中蘇東北交涉，後半輩子將以寫作謀生了。
李宗仁還想挽留他一次，1949年3月19日上午，把他請去南京，說美援繼續尚有希望，目下財政已臨最後難關，挺過去必見起色，希望他出任財政部長。李宗仁還搬來翁文灝當說客。張嘉璈只是一口咬定，早已決定今後從事研究工作，對於政治，“既無興趣，亦無勇氣”。下午，又移地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繼續前談。翁文灝讓陳光甫幫著一起勸。談了兩個多小時，張嘉璈仍堅持前意，李宗仁不得不放他去了機場。
張嘉璈偕夫人離開上海前往香港。為寫作而準備的幾大箱書籍無法隨身攜帶，打包託民生輪船公司代運。這批書半年後才回到他身邊。
自大陸撤退到港者越來越多，每天到訪者絡繹不絕，頗不能安靜寫作。他想去澳洲，卻苦於無川資，年初所辦入境許可已屆到期，他又讓朋友幫忙展期半年。只想著待手上有了一筆錢，就可動身了。
在香港住了約一年半，路費終於有了著落。這筆錢是他積年未領的兼職理事、董事的薪金，雖加起來也就一萬五千美元，他和夫人商量，節約著花，在國外支撐個一二年應無問題，於是離港赴澳。
在悉尼，他終於找到了久覓未得的平靜。他購入了一處小屋，首付幾乎用盡了積蓄。自此他集中精力，專心寫作，除了每月抽出幾日去悉尼大學聽講或參加討論，絕少應酬和見客。三年後，他去了美國。此時，《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已完成初稿。在與楊聯陞（時任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和何廉的交談中，流露出他對此書期望甚高。
回頭檢視前半生，由財界而入政界，由銀行家而部長，如一條充滿懸念的通貨膨脹螺旋線，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到後半生，他終於找到了屬於學者的一份寧靜。他樂於擁有這份寧靜。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擁有這份大河奔湧到了入海口時的寧靜而覺得堪慰平生。
和他一起歷盡艱難迎來這份寧靜的，還有二哥張君勱。君勱自離開大陸後，先去印度，再輾轉來美。張嘉璈剛到澳洲，準備埋頭讀書從事研究時，君勱大不以為然，勸他“不要完全消極讀書”。可是在張嘉璈看來，二哥雖終生熱心政治，然與實際政治接觸較少，一些見解，聽起來頭頭是道，終覺太過“凌空”，與中國實情不合。來美后，君勱性情大變，熱望轉淡，兄弟倆的許多見解已漸趨一致。回想半個多世紀前，兄弟倆在上海廣方言館開始同學，幾十年分分合合，亂離之後，又在海外同過讀書生活，張嘉璈把這看作上天對他們兄弟倆的格外垂青。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哈契博士告訴他，《通貨膨脹的曲折線》一書擬接受出版，中心還願意預付一筆銷售版稅。張嘉璈的第一反應是，終於可以略有收入了，“對於個人生活費用，不無小補”。
叄
美國大學的學術著作出版有一套嚴格程序，再加張嘉璈又對書稿作了詳細審訂，《通貨膨脹的曲折線》正式出版已經到了1958年6月。此書雖只薄薄十五萬字，卻耗費了他多年心血，內附的九十五種數字表格，七十餘名財經實業各界領袖人物名錄，更凝聚著他妻子的辛勞。得到出版社函告，他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屈計此書屬草於數年之前，費時兩載，始告脫稿。嗣經修改與校正，又費時一年。此一年中，每晚均工作至深夜。內子碧霞幫我核算數字，編制表格，辛苦萬分。今日有此結果，正如嬰兒呱呱墜地，長幼鹹吉，衷心頓覺輕快，好似放下一塊巨石。”
成立國貨公司，抵制日貨，是有張嘉璈參加的上海企業家之“星五午餐會”做的最有效的事情。
作為建立中國近代金融組織基礎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戰後與惡性通貨膨脹纏鬥多年的一個敗北者，張嘉璈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通貨膨脹這個“尾大不掉的怪物”的產生原因和歷史背景，並提出了經濟落後國家的應對策略和經驗教訓，警告他們勿再重蹈中國國民政府的覆轍。
他在自序中說，脫韁奔放的通貨膨脹，從慢慢坐大到再也無法馴伏，最終造成中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整個崩盤，證明原有的一切政策和管制顯然犯了嚴重錯誤，對剛剛過去的一幕悲劇，他不想譴責，也不想辯護，只希望有人引以為前車之鑑，亦備後世史家“探索與考鑑”。誠然，事後思之，國民政府所統治的中國，其經濟崩潰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的原因，但他認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總結興亡得失也只能從經濟著眼。造成通貨膨脹，歸根結蒂是“綜合需求”超過了“綜合供應”，而昔日中國的領袖們對於需求與供應兩者的邏輯關係似乎一直沒有注意過，更遑論去加以把握，實堪痛心。因此在這本書的首篇，他即著重“追循綜合需要如何超過綜合供應的發展過程”，“現代經濟分析，恆注意於各種供求的‘變數’，故在中國研究各種供求的行為，正可明瞭政府政策何以導致一切無可避免的後果，而事前竟然未加勘測。”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員認為，此書足以反映作者個人所具富有價值的優越經驗，特別在研究中國財政管理和戰前、戰後及戰爭期間的通貨膨脹問題上，此書具有其他著作無法比擬的真實貢獻。書出版後，引起了各國經濟學者的廣泛關注，《亞洲研究雜誌》稱：“此書對於一般經濟學者及研究近代中國的學人，其題旨顯具誘惑力，自系一空前而且重要的著作”。《華爾街日報》發表書評稱，張氏所撰之書，應該讓立法和行政人員各人手一冊，還應讓每個大學生都去閱讀，“凡是對於所持美國購買力越來越低發生興趣的美國人，此書有不少可供咀嚼的糧食”。
這一年，張嘉璈70歲。此後他還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之約，完成了《中國現代財政金融簡史及有關人物》的寫作，系該所主持的口述史的一種（該稿未經刊印，現藏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館）。在這份手稿中，他提到了於他一生事業有莫大幹系的八個財政界人物：梁士詒、葉恭綽、曹汝霖、廖仲愷、梁啟超、熊汝霖、孔祥熙、宋子文，而對於中國近代金融組織作出重要貢獻的銀行家，他則列舉了四人，兩個是終生知己，陳光甫和李銘，另兩人是周作民和吳鼎昌。
陳光甫從香港來信，請他代為作傳。一個時代即將落幕，雁過留聲，人過留痕，對於有著強烈歷史感的這群人來說，一生沉浮，最後能託之終生的也惟有文字了。對老友所請，張嘉璈答：當勉力從事，惟請不可限以時日。
1969年初春，二哥君勱去世。“回想多年手足，相依為命，今一旦分手，人天兩隔，不覺淚涔涔流，欲哭無聲。”他有一聯挽之：追惟素節，生平澹泊於名利，劬學求聞明真理，持志在匡濟興邦，終不撓一貫初衷，窮且益堅，老而彌篤；相契白頭，兄弟切磋亦師亦友，愛國夙同抱熱忱，著書晚共羈異域，恨未能重光故宇，邈矣永別，慟也何涯。
時間好像遺忘了這個老人，也似乎是對他格外的開恩。繼他兄弟死後，以後的十來年裡，他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死了，甚至他的敵人也沒一個存活於世了，他還孤獨地活著。
他的終生摯友陳光甫於1976年7月1日在臺北去世。在這之前十年，他們共同的朋友李銘也已在香港去世。隨著一代人的漸次謝去，半個多世紀的雄圖與壯舉，也隨著時代沉沙而逐漸淹沒了。張嘉璈為摯友作了一副輓聯，聯文曰：“論交六十年前，往復綢繆，以裕國厚民相期，得君偉業垂型，堪償宿願；聞兇數千裡外，生死兩隔，往異域殊鄉為客，假我餘年著述，以證心期。”
他不顧後輩們的反對，以88歲的衰老病體，飛到臺北，親至陽明山陳光甫墓前祭奠。
讀書，回憶，寫作，會友，他做著這一些，就好像在一間漸漸暗下來的屋子裡做著人生謝幕的準備。1979年秋天，死亡終於眷顧到了他。那時離他的91歲生日，還有一月餘。他死得平靜而安然。
八弟張嘉鑄，在美的幾個妹妹張嘉玢（幼儀）、張嘉蕊都趕來送他。他惟一遺憾的是，不能回到故國家園，去做一次真正的告別。
肆
歷史作家高陽曾說，他研究歷史上人才的進退多寡，得出一個結論，人才之盡其用，有三個必要的條件，培養、容納、識拔。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人才的養成，大致亦以三十年為一週期。中國歷史上人才之盛，無過於秦漢之際、三國、清初與清末民初。秦漢之際的人才並出，得力於戰國末期的諸子百家時代；三國人才的輩出，由於東漢士習之美；清初的人才，為明末東林所培養，大都出在江南，惜一部分犧牲於“國變”中，一部分成為遺逸，老死於巖壑，再一部分則反為滿清所用。康熙初年能容納、能識拔，是以造成了一百餘年的盛世。“同光中興”後，自辛已至宣統三年辛亥，又為三十年。此一時期所培植的人才，已不能為滿清所用，立身不謹者，在洪憲稱制中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進退不苟者，則翼讚了肇造中華民國，內而統一、外而恢復了國家獨立自主的神聖大業。
在高陽看來，生於光緒七年（1881）的陳光甫和光緒十五年的（1889）張嘉璈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到了“神聖大業”的創造中去。
近代中國，曾經遭遇了無數次慘痛的大失敗。這塊土地並不是傳言中的“拒絕失敗之地”，有的時候，它似乎是在一次次地歡迎失敗，擁抱失敗。而從失敗的餘燼中轉身向我們說出歷史教訓的經濟和文化的英雄，卻又是何等的少。
當此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精神遭受新一輪重扼，博弈依然是進行時，這或許正是我們懷念張嘉璈和陳光甫們的一個理由。
相關閱讀
民國初年的上海金融圈
進入20世紀第二個十年，銀行家們如過江之鯽彙集上海，他們的遇合故事，創造著上海的財富神話。
張嘉璈日後回憶，他與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李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等人結成莫逆之交，當是在1915年前後。自那以後，他們做了一輩子的合夥人。
每年新正，上海金融界例有春宴，參加者有外國銀行華人經理（買辦），有各錢莊經理（檔首），也有滬上各新開銀行的正副經理。張嘉璈參加1915年金融界春宴時，因為是新進，觸眼都是陌生面孔，頗感落寞，看到同席有一身材頎長的青年，也是落落寡合，一搭話，才知是新近從杭州來滬的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副經理李銘，兩人竟夕交談，頗覺投緣。
李銘是紹興人，祖上三代經營錢莊，晚清時，寧紹商幫在上海灘錢莊業呼風喚雨，李家的生意一度做得很大。在李銘介紹下，張嘉璈還結識了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該行常務董事、第一大股東蔣抑卮。“浙興”的前身是浙路銀行，不久前剛把總行從杭州遷來上海。葉和蔣是浙江餘杭同鄉，蔣家資豐饒，生性通敏，雖未嘗領受新式銀行教育，卻頗能迎接潮流。葉是光緒癸卯科進士，博覽譯書，富有歐美日本財經知識，曾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幕僚。據聞，葉還是個庋藏甚豐的藏書家，尤以一套從杭州抱經堂購入的顧祖禹手稿本《讀史方輿紀要》為藏家推重。這套手稿本買到時已腐爛不堪，葉氏費時兩年，付出了原書價三倍的錢，方整修如新。蔣、葉兩君其時四十出頭，在一班新進的銀行家眼裡已算是老人，但在張嘉璈看來，他們都是“融貫新舊、富有學識”之士。
3月，張嘉璈經人介紹結識了陳光甫。8月，與王正廷合作辦著一家轉運公司的浙江吳興人錢永銘也加入了進來。再後來，是葉景葵的助手、有著“學者銀行家”之稱的興業銀行協理徐新六……這年底，張嘉璈按捺不住興奮地說：“一年之中，得結識如許金融界新人物，私衷極感興奮”。
6月，陳光甫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業，張嘉璈和李銘都竭力協助其成。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二次增資時，張嘉璈徵得宋漢章同意，由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開設同業往來戶頭，“堆花”五萬元，日久未動，以示支持。日後，兩家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友行關係。與此同時，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葉景葵的浙江興業銀行、李銘的浙江實業銀行，這三家人稱“南三行”的私人銀行也保持著同進共退的默契步調。相同的志趣使得他們常聚一起，再加有每週一次的“星五午餐會”，用張嘉璈的說法，“無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潤，每遇同業共同問題，常能採取一致步驟，合作解決。”張嘉璈、陳光甫、李銘、錢永銘四人遂成為年輕一代江浙銀行家中的翹楚。日後的上海銀行公會，正是由“星五午餐會”這個帶有沙龍性質的銀行家午餐會發展而來。不久後，張嘉璈聯手“南三行”的少帥們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兌令”，讓世人首次領略了這幫新銳上海銀行家的風采。——選自趙柏田《槍炮和貨幣》第四章《從反抗到馴服》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編輯：王少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