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餓」殺手業務不精,只能思考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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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視頻參考資料:

大衛·休謨《人類理解研究》

朱迪亞·珀爾《為什麼:因果關係的新科學》

得到 app《萬維鋼精英日課第二季》

想省流量的朋友也可以讀一下面的文字解說:

——不速之客——

這一天,對不理不理來說,註定又是個尋常的日子。

「薛餓」殺手業務不精,只能思考哲學問題

清晨,他打開門,門外赫然出現一位素未謀面的殺手。

殺手不知道為什麼要殺不理不理,總之劇情的設定就是要這樣——咱也不知道為什麼,咱也不敢問。但子彈不偏不倚,打到了門框上。哦,還是個三流槍手,不理不理勉強逃過一劫,驚魂未定的他開始瘋狂逃跑。

天降大沙發任於斯人也,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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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前面跑殺手後面追。當他經過一棟住宅樓時,厄運發生了。樓上住著兩個神秘的男人,這兩個人打算採取一個簡單粗暴直截了當的方式把沙發“搬運”到樓下。

那就是“直接從窗戶丟下去”,後面的故事大家也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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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被飛來橫沙發,砸死了。這次不理不理逃過槍子兒,卻沒逃過陌生人的沙發。

面對這驚人的一幕,殺手也當場蒙圈了。他追殺的人當場死在他的眼前,但是——

但是,卻不是自己親手殺死的!

所以殺手陷入了命運三問:我是誰?我來自哪裡?這人算不算我謀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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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直覺,我們會覺得殺手肯定要負一些責任。但這個“責任”,似乎又沒有到 “直接開槍打死被害人”的程度。

那麼該如何量化一個人要為一件事的結果,需要承擔的“責任”呢?

關於這個問題,各國的學者們可是思考了幾百年……

“因果關係”成長史

1739 年,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對“因果關係”這個概念提出了質疑。

他認為,我們所謂的“因果關係”,只不過是憑主觀印象把兩個事物強行建立聯繫而已。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兩個現象前後腳出現,腦中就形成了習慣性的聯想。但這種聯繫並非真的是自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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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公雞一叫,天就亮了。這兩件事每天都會一前一後地發生。我們難道可以說是公雞打鳴導致天亮嗎?

一開始,休謨認為世間所有的“因果關係”都是“公雞打鳴導致天亮”這種子虛烏有的幻覺,後來,他有了新的想法,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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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 年,休謨提出了 “反事實分析方法”。就是對某件事發生的前提條件進行否定,再重新推演事情經過,以此來看透這兩件事情之間究竟存不存在真正的因果關係。

簡而言之就是:只有形成 “如果不,就不會” 這樣的結構,兩件事才稱得上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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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理不理這次的案件來說,如果殺手開槍,不理就不會被沙發砸死嗎?是的,這個推論成立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不理本來好端端待在家裡,要不是殺手追殺他,他當時也不會跑到那棟樓下。

所以按照休謨的這個理論,這兩件事構成了因果關係,殺手肯定要負一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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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如果不,就不會”的方法,是法律中考慮因果關係的一個首要步驟。也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裡最傳統、也最基本的一種因果關係學說。

在英美法系裡,叫做“ but-for 原則”,在大陸法系裡,叫做“條件說”。雖然稱謂不一樣,但內涵是一樣的。

這個“ but-for 原則”雖然是在法庭判定 A 要不要為 B 負責的重要依據,但當然也不足以“一條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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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拋開“劑量”談“責任”,確實還是有點耍流氓的意思。

新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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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1 世紀,以色列裔的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和哲學家朱迪亞·珀爾( Judea Pearl ),在 but-for 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判斷因果關係的方法,他把上文休謨提出的 but-for ——也就是“如果不發生 A ,就不會發生 B ”——的概率叫做必要概率。他說,當我們判斷 A 對 B 需要承擔的責任時,只考慮必要概率是不夠的。

還要考慮“充分概率”。所謂充分概率就是“做了這個行動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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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必要概率就是“如果不,就不會”的概率,充分概率則是“如果是,就一定”的概率(大家可以聯想一下數學課學過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珀爾說,這兩個概率我們都要考慮。

在這個案件裡,必要概率也就是“如果殺手開槍,不理就不會被沙發砸死”的概率,我們剛剛討論過,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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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看“充分概率”,也就是“殺手如果(是)開了槍,不理不理就一定被沙發砸死的概率”是高是低?——這就要琢磨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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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而降的沙發是很罕見的,我敢說你這一生也見不到一次這種情況。而且伴隨著沙發墜落的過程,正好有開槍沒打中導致被嚇得亂跑的不理不理、正巧跑到了下面被砸中……這種事發生的概率,就更是很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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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珀爾的理論,只有這兩種可能性都很高,行為人才需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殺手只能按照“企圖殺人”論處,並不是謀殺罪。

此時殺手鬆了一口氣。

另一種假設

我們再假設另一種情況,這樣就更容易理解責任是如何量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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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子彈依然一開始沒打中不理不理,但卻因為他有嚴重的心臟病,結果給嚇死了。那麼開槍這件事,導致受害人受驚嚇後突發心臟病死亡的概率,遠比被莫名其妙的沙發砸死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也就是說,殺手開槍導致不理心臟病死亡,這件事的“必要概率”和“充分概率”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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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殺手應當承擔,比“開槍追殺不理導致不理被沙發砸死”更大的責任。

當然,現實中總能出現一些比書本上的案例複雜得多的情況。無論是休謨和珀爾的觀點,還是英美法系對因果關係的判定,都還會面臨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法律中對於因果關係的認定,目前也還沒有全球的統一標準。

總之,因果關係這件事,從古到今,都一直是哲學家和法律學者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問題。現在珀爾這樣的計算機科學家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他有個志向是破解因果關係背後的數學邏輯,然後建立一個可算法化的因果推理模型,並讓計算機學會這個模型,從而讓 “人工智能科學家”來思考和破解各種懸而未決的社會困境和科學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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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憑感覺行事,日子也能過得下去,但道理講不清楚,我們就擺脫不了矇昧狀態,法庭的判決也沒法使人信服。所以,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公平、越來越理性,而不僅僅只是感情用事,是我們全人類一直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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