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聯繫作者刪除
由於晚清詩歌身處兩大強勢話語之間，屢屢被輕視乃至“刊落”，準確地對它予以歷史定位因而顯得頗為棘手。較之古典詩歌深厚的藝術資本，晚清詩歌似乎過於貧瘠，不但趨新者的詩歌被認為取徑不高，甚至復古的一派，在長長的名單上也只得屈居一隅或者被隱沒在強調新詩源頭純粹性的人看來，作為一項不成功的詩歌改良，源於它與古典的曖昧糾葛而顯得不夠進步，黃遵憲們可以一筆帶過乃至隻字不提，更遑論逆“新”而動的復古派詩歌。然而，晚清詩歌和古典之間的關係值得細加打量。
這是因為，無論試圖革新詩歌的黃遵憲、梁啟超等人，還是企圖以復古的方式為詩歌寫作尋找資源與活力的王闓運、陳三立等人，古典作為美學和文化的沉積，是他們從事寫作的最主要基座。從革新詩歌的層面看，古典是一種深度裝置，詩歌革新被深刻阻遏在古典之內，從復古者尋求寫作可能性的層面看，被宗奉的古典在內外交困中走向了閉抑與分裂典。對於黃遵憲、梁啟超等人的詩歌革新，不同的文學史編制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胡適站在新文學的立場，謹慎地分配“文學革命”的功績，僅僅有限地肯定黃遵憲的《拜曾祖母李太夫人》一類的詩，然後豪邁地轉到自己引領的“文學革命”。作為“新詩的老祖宗”（唐德剛語），胡適為了張揚新詩，在評判晚清時有抑揚上的側重在所難免，甚至不無權力等級制約下的偏見。鄭子瑜不滿於胡適們頭頂文學革命功臣的桂冠，認為在文學史上，黃遵憲應該和胡適、陳獨秀輩一同分享文學革命的倡導之功，這種觀點體現了回到黃遵憲身上追認新詩起點的強烈訴求。
但是，無論胡適以新文學的立場鞏固自身的開新之功，還是鄭子瑜企圖重新推定新詩的發端，要恰當定位黃遵憲諸人，得先測度出他們的詩歌革新之深度。質言之，只有釐定出它與古典詩歌的距離，才能把握它和新詩的親疏關係。或許因為“詩界革命”的影響過於深遠，討論晚清的詩歌革新時，黃遵憲、丘逢甲、蔣智由等人往往被歸入到了“界革命”的旗號下。又由於“詩界革命”闢出了發表作品的場地，則必須考慮到具有體制性特點不光的“場域”對他們的“吸附力”。
固然黃遵憲們或多或少都在這些發表平臺上露過面，但他們和“詩界革命”的親疏關係還有待釐清。部分詩人如蔣智由完全沉浸其中，另一些詩人如丘逢甲只和“詩界革命”有過偶然的交會，而直到去世，黃遵憲對“詩界革命”也未置一詞，似乎始終遊離其外。這意味著，除了“詩界革命”場域中的詩歌活動需要疏解，在它之外展開的詩的寫作和觀念同樣值得注意。邊文畢竟，“詩界革命”難以輕易繞過。一方面，它給晚清詩歌開啟了激越的意識形態想象景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詩界革命”的氛圍體現了它的操控力量，使該場域的詩歌活動顯得相當弔詭，這就是，某種政治訴求抽空了詩歌的革新意識，古典沒有成為有待調整或者更新的對象，美學的命題和實踐被懸擱了。
古典要麼沒有作為“問題”被意識到，要麼作為有效的乃至根本的部件被醒目強調。這說明革新意識的匱乏，它普遍存在於“詩界革命”之中。在“詩界革命”場域之外的一些人如黃遵憲，較之被“革命”想象挾制的蔣智由們，他的革新觀念又是另一種面貌。現今人們往往把“革新”古典的光環聚焦在黃遵憲頭上，需要辨析的是，革新以何種面目出現在黃遵憲30餘年的寫作歷程中呢？從時間上看，他是一位天才式的早慧的自覺者嗎？從深度上看，是出自對古典的激烈反抗抑或相對溫和的調適？在古典詩歌的長河中，寫作活力的保證往往在與傳統對話時得以實現。
寫作者們反對盲目崇古、張揚自我的個性與才力，推進寫作的可能性，通常在偏離和對接傳統的張力中展開自我的抉擇與建構，唐宋詩之爭即為有說服力的例子。正是源於認識到此種相對性，古典中“有用”的部分，成了黃遵憲寫作和觀念中的結構性部件發揮作用。在《酬曾重伯編修》中，他提出“新派詩”，認為寫作生命力的保證源自“善變”，並強調這是弘揚《風》《雅》的正典性：“風雅不亡由善變，光豐之後益矜奇”。換句話說，實現“善變”實際是為了對接堪稱典範的那部分傳統。無論專注於詩藝探討的黃遵憲，還是被革命想象裹挾的梁啟超、蔣智由們，古典遠不是提出革命或者革新能夠輕易揮去的暗影，它在他們的寫作和觀念中生機勃勃地活著。
我是“喜歡新聞的我”，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