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此觀點並不為聳人聽聞，也不為唱衰形勢，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既然中國必須要走上全面復興的道路，那就勢必要接受來自各方的挑戰，崛起之路註定是不平坦的，道阻且長方可見能者超群。
在此次疫情的整個抗擊過程當中，中國的應對和成就是十分亮眼的，不僅得到了國內普通民眾的大力配合，上下一心，成功遏制了疫情的傳播，而且在推動和構建國際合作中也充分展現了負責人大國的能力與擔當，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可和好評。不可否認的是，客觀上中國在對抗新冠肺炎的過程中，充分地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展現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展現了中國經濟的柔韌性、也展現了中國全球治理思路的先進性，可謂是成功秀肌肉的同時，有藉機舞了一把軟實力，國際舞臺的C位當之無愧。
所以，站在另一個角度，某些國家為何必須遏制中國？為何頻頻向中國發難？為何要不遺餘力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環境？其實並不難理解。
其一：你引以為豪的能量也是可怕的力量；戰爭其實從未遠離過人類，只是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國政府帶領中國人民一心一意謀求經濟發展，解決生活水平問題，以至於讓中國人遠離了戰爭的恐懼和記憶；實際上，在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記憶裡，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他們的集體意識都是被浸泡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是核戰爭的恐懼中的；即便是冷戰結束後，接連發生的也門戰爭、車臣戰爭、科索沃戰爭、反恐戰爭、利比亞戰爭、伊拉克戰爭、格魯吉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等等，看上去離我們很遠，但是卻離西方世界很近；可以這麼說，西方世界的戰爭恐懼從一戰延續至今，也許會有強弱，但從未曾斷絕。
由此可以理解，中國為什麼一直在向世界強調我們是和平崛起，和平在我們看來是正常的心態，可在他們看來卻是難得的安寧，尤其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東西方哲學傳統的鴻溝，西方人真的很害怕一個很強大又很難理解的中國。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看看讓國人無比自豪的集體自覺性和社會動員能力，當14億中國人都能夠響應政府號召一同行動，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的生產經營都能夠聽從統一指揮可停可動，當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物資都能夠遵循一致要求規劃調動；在國人看來，這是面對民族危難高度自律的團結意志，而在信奉自由化民主的西方人眼裡，這是多麼可怕的戰爭動員能力和社會組織能力！如果說，以前的西方政客只是為了政治需要鼓吹中國威脅論，那麼看清了疫情下中國力量的西方政客，將在更深層次的心底產生中國恐懼感。
我們的自信當然有道理，可換位思考你能說人家的恐懼沒道理嗎？所以疫情過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恐懼感的上升將成為必然，而這必定會反應到在國際舞臺對中國的防範和對立上。
其二：轉嫁西方危機需要一個新的共同敵人；西方國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之差不僅讓自己人汗顏，也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大跌眼鏡。西方完美社會的神話破裂之迅速、破裂之深刻，想必讓很多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優越性的公知無地自容。從可吹可擂的社會保障制度、到獨步天下的醫療衛生體系、再到眾生平等的人文主義情懷，那些見之於各種西方優越論的經典案例無一不被打臉式解構，以至於為了找一塊遮羞布，西方政客和輿論媒體開啟了喪心病狂式的甩鍋大賽，並且還無底線地把自己低幼的智商當做公理來曬，最後搞得漏洞百出，貽笑大方。
為何要如此？因為無法壓抑的民怨和社會危機。在西方式民主中，人民的利益並不是政客的目的，選票才是，選票是人民最大的價值，其次就是人民的剩餘價值；因此，為了更多地得到選票，自由式民主的本質變成了賄賂式民主，高福利高自由就成了政客收買民眾的最主要方式。然而，這場超乎想象的新冠肺炎疫情讓這種政治的“龐氏騙局”崩裂了。
無法控制局面的低效率政府、幾乎空白的物資生產能力、極為驚人的醫療資源缺口、大量失業的無儲蓄國民，這一切都讓西方人民引以為豪的，用高賦稅堆積起來的醫療和福利體系不堪一擊；這種恐慌和憤恨共同加持下的民意，如何能不引起西方各國的強烈的社會危機？何況還涉及到西方理念中絕不可觸碰的個人自由？恐怕要不是病毒攔著，我們現在絕對能看到法國式的“黃衫軍”在西方各國的沸騰。
如此一來怎麼辦？轉嫁危機，轉移視線，轉換責任！這種處理問題的思路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屢試不爽，就像用戰爭轉嫁金融危機，用恐懼轉移輿論視線；至此，不用多說，這次新冠疫情的問題怎麼轉最好？西方國家大致的思路都是一樣的，把責任歸給中國。
簡單理解，如果不把這件事情說成是由於中國的病原問題、數據問題、責任問題造成的，那麼差不多就等同於承認本國本屆政府的無能和腐敗，鍋總是有人要背的，與其花費大力氣向自己的國民解釋、道歉、示好，不如在國際上抱團扯謊，三人成虎，只要選票歸自己，責任歸誰不重要。由此看來，疫情過後，當來自中國的物資需求不再那麼緊迫的時候，我們還能寄希望於西方政客憑良心和感恩之心說話嗎？
其三：產業鏈不僅是卡了脖子而是擊碎了天靈蓋；看著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哽咽著求助中國你是什麼心情？看著紐約州長哽咽著談及中國物資你是什麼心情？看著意大利人熱淚盈眶地感謝中國你是什麼心情？自豪？可憐？同情？感嘆？作為中國人，這些情感都符合我們的角度和心理，但是從西方人的角度，尤其是西方政客的角度看來，這是羞辱和無奈。
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人用長槍大炮炸飛了馬可波羅給他們的夢，白種人對黃種人便有了自然而然的俯視感和優越感。即便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取得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成績，在西方的輿論和情感裡也抵制和拒絕承認東西方的平等性。這種集體意識雖然可笑，但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短時期內不好扭轉，並且在西方的政治輿論中有它生存和生長的土壤。
尤其是一些保守派政客對西方人種和文化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做個不太恰當但是足夠寫實的比喻，在他們眼中西方與中國是貴族與平民的區別，平民再富有也沒有貴族高貴，貴族的光環代表著身份與特權，所以橫行世界根本不是問題。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讓這幫老貴族不僅丟了面子，而且折了裡子，即使是塞爾維亞這種被歐洲邊緣化的國家，他們的求助也使得西方人十分不痛快，而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已經很明確了，物資在中國，產業鏈在中國。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中國人的務實和踏實是西方人遠遠比不了的，口罩很難做嗎？當然不是，只是中國人在各個產業、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尋求穩健的生產經營，而西方則在追求高利潤和低人力的過程中丟掉了那些讓他們不屑的低端生產環節。也許某一個西方國家沒有中國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大的市場、這麼豐富的資源，但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呢？美國呢？說好的產業分工呢？說好的產業合作呢？西方世界統一市場呢？可見在追求如何更懶更賺錢的比拼中，西方各國卯足了勁兒，而在產業鏈的完整性和安全上沒有人在下功夫，這個根本原因也在選票式民主上，高利潤低人工，才有更強的賄賂人民的競爭力。
那麼，疫情過後呢？產業鏈被卡了脖子，這一次痛徹心扉，不僅僅是口罩呼吸機，別的產業是不是也要摸排摸排？要不要再次形成西方統一思路？產業鏈競爭自然是要向中國開火的，何況如果僅僅是產業鏈卡脖子問題，牽扯不到大部分政客利益也就算了，偏偏這次是蹶了老貴族們的面子，自然是沒有那麼容易過去的，全球產業鏈的再一次爭奪戰應該是躲不掉的。
其四：西方怎麼能夠眼睜睜看著錢都跑到中國來呢；中國人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價、最穩的方式控制住了疫情，然後有序恢復國內生產生活，即便是短期經濟受到了影響，但是有能力守護經濟增長，並通過諸如新基建等經濟計劃提振市場信心、穩定經濟發展；這是任何一箇中國人已經、正在和即將經歷的過程，看上去順理成章，但卻叫多少外國人十分眼饞。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一切問題都可被歸結為經濟問題，看待一切事件都納入經濟視角準是沒錯的。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此次新冠疫情給世界各國帶來的打擊和損失都是空前的，並且幾乎是無差別的，即便是疫情不那麼嚴重的國家，面對國際需求、國際貿易、國際運輸、國際旅遊的集體萎縮，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誰能挺得住，誰能緩過氣，誰能站住腳都是學問。
中國人自古相信機遇與挑戰並存，新冠疫情對我們的影響當然也是空前的，但是強有力的穩定性和迅速恢復的活躍性不僅讓普通國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國強大富足的福利，也讓資本體會到了什麼叫做兼具避險能力和高增長性的穩定投資市場；資本都是極其聰明的，應該去哪兒無需多言。
不出意外的話，本次新冠疫情會導致中國經濟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幅度縮小，並同後方窮追不捨的一些國家進一步拉大。中國率先恢復的生產經營會提振國內經濟，並把遊離在外手足無措的優良資本吸引進來；總的來說世界上的錢就那麼多，中國拿的多了，別人怎麼辦？站在西方大國零和博弈的經濟思路角度，必將在疫情過後為中國製作更多的難題和危機，來打擊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進而坐收漁利。
比如朝鮮問題、臺海問題、伊朗問題、軍控問題、人權問題、南海問題、環保問題、安全問題、黑客問題、華為問題、知識產權問題、雖是老問題，但很有可能不乏新思路；這也無需批評，這不叫壞，這就是國際關係的利益思路。與其憤憤不平，不如見招拆招，穩定發展。
中華民族命運多喘，可以這麼說，自清朝末年世界踹門找上我，我們睜眼看世界以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善待過我們這個民族，巴黎和會上的一幕雖然發生在一百年前，但不代表著西方國家不想也用一樣的思路對待一百年後的中國。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與人為善，在此次疫情中我們廣結善緣，無私奉獻，雖然不能說我們真的一無所求，但是所求之事也無非是想要一個更加和諧穩定、合作共贏的國際環境。
然而，升米恩，鬥米仇，即便是我們在此次疫情中表現的再好，成就再大，也必須頭腦清醒，時刻保持危機意識，看到之後的潛在風險，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千萬不能用感恩的心和大無畏的精神去面對國際社會；中國民族復興之路還有很長，既然我們現在的路子是對的，那就要集中盡力做好自己，在小心謹慎中求得萬世開泰，國運昌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