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談論唐朝的興衰，經常從君王勤政與否，官吏清廉與否考慮。這確實有一定的道理，畢竟國家與朝廷是人構成的，尤其是古代的人治形式下，個人的錯誤極易影響大局。但唐前期的制度，直接對國力影響較大的租庸調製與府兵制，卻常被忽略了。
事實上，制度原因在歷史發展中的影響不可忽視。古代王朝的興盛，包括財力上的富足和兵力上的強大。社會繁榮是王朝興盛的基礎，但只有合適的制度才能把社會的潛力轉化為王朝發展的力量。
通俗地說，好的制度就是一邊保證社會正常生產，一邊將百姓組織起來，通過稅收、服役等為王朝服務。如果沒有制度，民間再富庶也不能保證王朝的強盛。宋朝就是個絕好的例子，由於制度原因造成冗兵、冗官、冗費，民間再富庶也是積貧積弱。
繁榮的宋朝經濟未能支持起宋之國力
扯遠了。話說回來，本文即是力圖擺脫傳統道德史觀的影響，不從君王的德行，而從制度上看唐朝前期的興衰。
一、制度基礎：北魏均田制與租調製
在本節開始前，先簡單解釋一下租庸調製和府兵制。
租庸調製是關於稅收和徭役的制度。其中“租”指田租，因為農民耕作的是國家分配的土地，需交穀物。“庸”指徭役，百姓每年需要抽出一段時間為官府做義務勞動，也可以交錢代役。“調”有戶稅的性質，每一戶都交固定數量的布帛。
府兵制相當於一種義務兵制，農民平日既耕作又訓練，戰時服役，可免除租調，但武器、糧食與馬匹自備。（木蘭從軍時“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就是因為這個規定）
《木蘭詩》的歷史背景當在北魏時期
租庸調製和府兵制都盛行於唐，但起源很早，可追溯至北魏。歷史是有先後聯繫的，因此我們先從北魏講起，以充分理解這些制度。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租庸調製和府兵制建立在朝廷對農民的有效控制之上。記住這點，很重要！
因此，充分的自耕農對於朝廷格外重要。可是我們知道，北魏處在東晉末和南北朝前期，正是世家大族興盛的時候，土地兼併嚴重，農民大多數投靠大族，這就是歷史學界常說的“莊園經濟”。北魏前期實行“宗主督護制”，即是承認了世家大族對農民的控制。
魏晉時期世家大族的塢堡模型
到了北魏馮太后主政時期，這種情況終於得以改變。在大臣李衝的建議下，馮太后設立三長制，正式將農民納入朝廷的掌控之下。
而與三長制相配套的，就是均田制與租調製。國家按人口分配土地，以三長制查明戶口和徵收租調。
均田制自從由馮太后推行，被沿用至唐朝，直到玄宗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租調製得以推行，成為租庸調的前身。
二、唐朝前期因制度而興
唐朝前期支撐其國力的兩大制度，租庸調製的來由剛才已講過了，現在輪到府兵制出場。
府兵制同樣不是唐朝首創，它由西魏權臣宇文泰建立。宇文泰出身於北魏北方邊境的武川鎮（與當代的鎮不同，這是個屯兵駐守的軍鎮），北魏末年大亂，宇文泰和一批武川鎮同鄉戰友進駐關隴地區，擁立北魏宗室元寶炬稱帝，建立西魏。
關隴集團的發源地武川鎮遺址
實際掌控西魏的這批武川鎮將領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史稱“關隴貴族集團”。這個集團以鮮卑人為主，也有許多漢人在內。他們在關隴屬於外來勢力，帶來了自己的嫡系部隊。
為了在關隴長治久安，關隴集團的大哥宇文泰建立了府兵制。他將嫡系（主要是鮮卑族）作為軍戶，亦兵亦農，以訓練為主，不必交租調，並在全國各地設立折衝府以管理府兵。如此一來，府兵成為關隴集團統治的保障。
在唐以前，府兵與農民是不同的。府兵重在服役，農民為國家提供收入。唐朝建立後，把府兵制的範圍擴大，所有農民兵民合一，國家的兵源頓時充足。
唐代騎兵與步兵示意圖
唐朝前期的社會狀況也有利於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的推行。經過隋末戰亂，大量人口逃亡、死亡，荒地隨處可見，國家有充足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均田制順利實施。
均田制與租庸調製的結合使唐朝具有穩定的稅收來源，府兵制又為唐朝提供充足的兵源，自備武器乾糧等規定也節省了軍費（那種曠日持久的遠征當然不能自備軍糧，但平時的戍邊可以，因此說府兵制經濟實惠）。
唐朝軍事實力的發展速度驚人。公元618年李淵建立唐朝，十年後西北割據勢力梁師都被平定，唐朝統一全國。僅兩年後，唐軍攻滅突厥，此後又消滅吐谷渾、高昌、龜茲等。正是均田制、租庸調製與府兵制的配合，造就了大唐盛世。
唐朝在開疆拓土方面的成就
三、玄宗朝制度的僵化與崩潰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制度也是如此。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簡單易行，經濟實惠，但嚴密的制度往往失於靈活，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調製終究被時代打敗。
唐朝前期的這套制度，前已提及，建立在朝廷對自耕農嚴密控制的基礎上。然而，經濟發展與士族衰落使社會的自由化成為趨勢，均田制無法適合社會的變化。
到了唐玄宗時期，唐朝人口增加，官府已沒有土地可供分配，加之土地兼併加劇，大量農戶逃亡。均田制瓦解，連帶著府兵制缺乏兵源，租庸調製缺乏稅源。
處在歷史轉折點的唐玄宗李隆基
開元后期，社會的惡性循環已經相當嚴重。起初，由於官府無田分給百姓，加上連年戰爭與官僚機構擴大，百姓的兵役和租調負擔變重，造成農戶逃亡。在冊農戶減少，只能加重對未逃亡農戶的壓榨，又引發更大規模的逃戶現象。
由是，唐朝逐漸陷入無兵無財的困局，玄宗遂作出改革，卻使唐王朝迎來更大的混亂。
經濟上，唐玄宗多次發動“檢田括戶”，力圖把農民重新納入均田制體系，但治標不治本。於是，玄宗重用理財能手，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
李林甫的影視形象
不巧，此前由於政事日益繁多，唐玄宗調整了三省六部制，集中宰相權力。唐玄宗承平日久，逐漸倦怠，遂導致天寶年間奸相當道。
軍事上，由於府兵制難以維持，而對外戰爭卻越發頻繁，唐玄宗在邊陲設立十大節度使，並授予節度使募兵之權，從此募兵制取代府兵制。
唐玄宗改用募兵制本無錯。隨著邊境戰事的常態化，沒有軍餉的農民府兵很難承擔兵役，而募兵既解決了兵源問題，又為流民提供了生計。
天寶十節度使及其所統轄的士兵數量
但是，唐玄宗把募兵的權力交給了節度使，使新招募的軍隊成了節度使的私家軍。募兵制增加的軍費支出朝廷難以承擔，節度使又由此獲得了地方稅收，掌握財政大權。唐玄宗的改革失誤，使節度使權力過大，再加上兵力上的外重內輕，為之後的藩鎮割據埋下隱患。
天寶時期的亂象絕不是唐玄宗怠政和李楊二人弄權能解釋的。玄宗後期的根本問題在於唐朝前期的統治方針已不再合適，唐朝在開元、天寶年間正經歷一場變革。可惜唐玄宗此時已漸老邁，不能在危險中正確把握改革方向，結果釀成大禍。
安史之亂示意圖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在宰相楊炎的建議下推行兩稅法，唐朝新的統治方針確立，在此基礎上中唐出現了元和中興、會昌中興、大中之治，使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的唐朝又延續了一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