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作為皇權的附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作為皇帝身旁近侍，他們既依附於皇權，同時又往往對皇權本身造成難以言說的負面影響。
宦官干政現象最為嚴重的朝代當屬東漢、唐、明三朝，而這其中，又以唐朝宦官干政之禍最為酷烈。唐代宦官亂政，起始於玄宗朝晚期，高力士以近侍身份“省決奏章”、“進退將相”。此舉無疑是開有唐一代宦官干政的先河。
高力士
而到了肅宗朝，宦官李輔國甚至在玄宗以太上皇身份還朝後對其肆意逼迫，雖然此事與兩任帝王權力的交接有關，但肅宗以李輔國為“白手套”，也足見前者對後者的信任。從唐穆宗算起，唐朝最後的九任皇帝中，除了敬宗和哀帝外，皆是由宦官掌控廢立。
相比之下，東漢末年爆發的“十常侍之亂”甚至都顯得有些小巫見大巫。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認為，之所以唐代宦官之禍遠勝東漢，是因為相較於漢代，唐代干政宦官在種種機緣巧合下掌握了朝廷兵權（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資治通鑑·二百六十三卷》）。
唐代宦官掌握兵權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代宗時代，魚朝恩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身份兼領“知神策軍兵馬使”一職。自此開始，除德宗時期的短暫反覆外，無論時局如何變幻，宦官集團均牢牢把控唐廷禁軍大權。
神策軍
由於禁軍的指揮權始終未能轉移，唐代中後期無論皇帝還是大臣，都難以真正根除宦官干政這一政治毒瘤，而在文宗時期爆發的“甘露之變”中，也正是宮廷禁軍的反戈一擊使得以鄭注、李訓為首的眾多朝官染血宮廷。這也是司馬光等史官，在總結前朝得失時，將宦官之禍歸咎於天子軍權旁落的原因。
而事實上，除了禁軍以外，人們其實經常忽略宦官集團的另一支權力觸角：宦官監軍。相較於前者而言，這股力量更像是隱藏在唐朝龐大政治架構中的暗疾，它看似無關大局，卻在不知不覺中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祛除病灶的最後機會。
想要了解宦官監軍制度的全貌，還要從衛府制的衰落談起。
一、從衛府制的“守內虛外”到緣邊節度的興起，宦官監軍的出現是唐廷對在外將領的一種制衡
衛府制與府兵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中國古代軍制變化有所瞭解的讀者可能記得，唐朝前期所施行的，正是是“寓兵於農”的府兵制。
這種軍事制度，起源自西魏宇文泰時期。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這些朝代都在原有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代的種種典章制度。而府兵制自不例外。
貞觀十年之時，唐王朝對原有的府兵制進行了一次重大改進，相比於西魏、北周時期以“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統領各府府兵不同，唐代府兵交由中央直接統領，作為國家直屬的常備軍。
在唐代，十六衛之中的前十二衛與東宮六率統攝天下折衝府與內府兵。這便是所謂的“衛府制”。與開元年間逐漸成型的緣邊節度使制不同，唐初衛府制體現出了極其鮮明的“內緊外鬆”特性。京畿所在關內道，共有軍府二百餘座，而河南道、河東道緊鄰京師，同樣各有州府一百餘座。
除了上述三地以外，其餘各道分攤剩下的一百五十餘軍府。可以看出，唐朝不僅將內府盡數在長安附近部署，其餘折衝府也是以相同的態勢緊密拱衛長安乃至關中。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也曾是折衝府中一員
當然，這種部署並不能被完全視為唐朝統治者“關中本位”意識的遺留。事實上，“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必須依靠均田農民而存在，內緊外鬆其實也與唐朝人口的分佈不均有一定關係。
但無論如何，內重外輕的兵力部署本是事實。正因如此，在唐朝初期戰爭爆發之後，唐王朝往往是由中央派遣將領，統領府兵出征，而一旦戰爭結束，將領便被立刻收回兵權（“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新唐書·兵制》）。
這種臨時派遣將領的制度設計，對於防範將領叛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正因如此，在唐代前期，不太可能上演如“陳橋兵變”一般的篡位大戲。
陳橋兵變
然而，這種制度設計，卻隨著府兵制的解體宣告失效。
府兵制的消亡，早在高宗時代就已有先兆。由於均田制推行受阻，府兵制的兵源：唐代自耕農群體開始逐漸走向衰落。如此一來，府兵制也成為了無根之水。
而另一方面，自高宗朝開始，邊患問題愈發嚴峻。僅以唐與吐蕃之間的戰爭為例，通天元年薛仁貴敗於大非川，上元二年李敬元敗於青海。而東北兩藩（契丹與奚）同樣彼此呼應，延和元年，唐將孫佺於幽州與奚人交戰，更是喪師十二萬。
薛仁貴
如此嚴苛的局勢，使得高宗皇帝不得不在邊境執行“防守”戰略。
儀鳳三年，針對邊庭之患，唐高宗召集群臣商議對策。而其結果則是，大多數大臣支持給事中劉景先“少發兵募，且遣備邊”的方案，通過層層設防，阻遏吐蕃和東北兩藩的攻勢。從高宗時代西北河源、莫門、積石三軍，到中宗繼位後定遠城、受降城的建立，這種“以守代攻”的戰略部署，使得邊境開始頻頻出現由大將鎮戍的軍鎮。
天寶十節度
這種方略，並未因玄宗的繼位而被廢棄，相反，我們所熟悉的“天寶十節度”，就是這一戰略部署的體現。
從結果上來看，這些在戰略要地設立軍鎮的方式，有些類似北魏時期以六鎮防遏柔然的方案。但它也帶來了另一項問題：如何防止武將專權甚至叛亂？這一重任，最後落在了監軍的身上。
北魏時期設立的代北六鎮
“監軍”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齊景公擔心司馬（春秋時諸侯國官職，主管軍政與軍賦）穰苴不能服眾，於是派心腹寵臣監軍同行。可見，這一時期的監軍，非但不是監督將領的眼線，反而有協助將領控制軍隊的職能。
但到了唐代，“監軍”一詞的含義卻已經與我們印象中的監軍重合。不僅如此，從唐初到開元二十年，唐朝所派出的監軍大多由御史兼任。與唐代中後期以中官（宦官）擔任監軍相比，這一時期的御史監軍，頗有明代言官“以小制大，位卑責重”的特點。
而宦官監軍的出現，同樣與唐玄宗有關。
《通典》記載：“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
二、監軍之責的演進：因安史之亂而不得不變為常設的監軍使，已成為朝廷節制地方藩鎮的重要支點
監軍使的設立，原是唐玄宗對緣邊節度使的一種防遏機制。
安史之亂
可能就連唐玄宗本人都沒有想到，這種防遏並沒有安史之亂髮生時起到應有的效果。但是，監軍使制度，卻因為這場動亂而變成了無法撤銷的“常制”。
與安史之亂前，唐朝僅有緣邊節度使存在的情況不同，戰亂之中唐廷為提高地方抗擊和圍剿叛軍的軍事和行政效率，不得已下將軍政財權紛紛下放，以至於叛亂尚未剿滅，其疆域內部又生出新的藩鎮。
在這種情況下，監軍使的責任不僅未能減輕，反而更加重大。
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他們印象中的監軍制度開始大面積推行，其實是在安史之亂之後，所謂“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並非時人未能考究玄宗時代的監軍使制度，而是相較於玄宗時代而言，肅宗朝的監軍體制更具有全面性。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之亂後仍能在內部的諸多藩鎮內設立監軍使，正是因為我們印象中的“藩鎮割據”，其實與真實歷史有所差別。
動亂不斷的河朔三鎮
即使是在中晚唐，多數情況下，除了河朔地區的魏博、成德、盧龍等割據藩鎮外，在中原以及邊疆地區設立的藩鎮，雖不能避免的有著尾大不掉的現象存在，但是在總體上仍是聽命唐王朝的“順臣”。尤其是滑州、河陽等鎮，更是唐廷常年“宿數十萬兵以守禦”的核心區域。
這些地區的節度使（或者團練使），無論是感於君臣大義，還是忌憚朝廷兵威，其實仍維繫著對唐王朝的效忠。
正因如此，監軍使才得以在這些地方留駐。
與安史之亂前“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稟”的常規監軍相比，肅宗朝及之後的監軍使需要完成的任務更加複雜。
由於這一階段，各地藩鎮已經由原先的軍事組織轉變為在事實上軍政財權一體的半獨立勢力，因此，監軍使除了要監管軍情外，還要儘可能的探聽藩鎮內部的諸多事宜。
而其中最重要的，自然仍是軍隊的動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這些監軍使甚至還會主動侵奪節度使的軍權，以期析藩撤藩。事實上，由於監軍使本身與皇家的內在聯繫，這些監軍往往有著“直達天聽”的特權，這也會後者在於節度使博弈時的主要優勢。正因如此，《冊府元龜》中才會有說監軍宦官身負“將我腹心之命，達於爪牙之士”的使命。
從當時的史料記載中，我們其實也能看到，這些監軍使中的確有不少人不辱使命，在叛亂將發未發，兵變將起未起之時，將一場場禍亂消弭於無形。
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德宗時期的宣武之變。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重，德宗皇帝希望籍此機會徹底掌控宣武，於是任命宣武軍將領劉沐為下任節度使。然而，大唐國力日衰，藩鎮節度多年經營下，節度使之位父死子繼幾乎成為常態。因此，李萬榮之子宣武兵馬使李迺並不認同朝廷詔令，企圖舉兵反叛。就在此時，監軍宦官俱文珍與宣武都虞侯鄧惟恭卻搶先聯手將李迺拿下，押送京師問罪。
唐代宣武軍節度使治所為汴州，即宋代的汴梁
這次叛亂之火之所以未能燎原，監軍宦官俱文珍的當機立斷自是主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盛讚其“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便是對他這一次功勳的肯定
而更值得注意的其實還有一點，在俱文珍圍剿李迺時，所派出的軍隊中除了鄧惟恭麾下親信外，還有監軍使帳下聽命的一千名親兵（“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
這些士兵並非濫竽充數之徒，史書記載，他們“多禁軍子弟，京師少俠”。誠然，這些由宦官所親領的親信部隊，難免在地方有橫行不法的劣跡，但在作戰時，往往卻不輸於募兵制下的藩鎮兵卒。
大唐禁軍
而這，也是這些監軍宦官面對藩鎮驕兵悍將的憑恃和信心來源。
三、處於夾縫之中的監軍宦官，為何卻總能如魚得水
縱觀唐朝安史之亂後的歷史，有一件極為詭異的現象，無論唐朝的統治核心究竟發生怎樣的變亂，監軍使卻總是能從權力鬥爭中全身而退。
甚至可以說，即使是在皇權短暫復興的時刻，唐朝統治者雖對干政宦官恨之入骨，但對於遠在地方的監軍宦官並無惡感。
除了昭宗末年朱全忠等人挾制皇帝，曾下令誅滅所有宦官外，有唐一朝的歷任皇帝從未有過執意消滅各地監軍使的企圖。
這是因為，對於這些帝王而言，如果是無法壓制干政宦官，自然一切皆休。而若是重掌大權，那麼他們面臨的，就依舊是地方藩鎮聽調不聽宣的慘淡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並未直接干涉朝堂的監軍宦官，與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利益衝突。
相反，作為皇權的爪牙，在面對外界壓力的時刻，宦官天然是皇權陣營的“同路人”。這種敵我之別看似極為荒唐，卻符合古代權力鬥爭中一貫的變動特性。
而面對藩鎮時，監軍宦官更是顯得無比強勢。
安史之亂的結束，與河史思明舊部主動投降有關，然而，這種投降雖然使得這場八年動亂得以完結，卻留下了河朔諸鎮這樣的歷史遺留。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不得不陳列重兵於中原腹地。在這種情況下，以叛鎮、強藩、唐廷為三方支點，一種危險而又被默默維繫的動態平衡開始形成。
唐朝中後期藩鎮林立的局面
而就像前文所說，監軍使幾乎遍佈除河朔叛鎮之外的所有藩鎮之中。這些藩鎮自然不可能全是赤膽忠心之臣，但是，即使是作為一地強藩，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節度使也不會輕易反叛朝廷。否則，朝廷與地方的“默契”一旦被打破，朝廷可能會因戰爭而元氣大傷，而藩鎮卻同樣難以獨抗朝廷兵鋒。
正因如此，中唐以後鮮有監軍使被藩鎮節度使殺害的記載。相反，在藩鎮因種種原因而爆發動亂之後，節度使往往還要想方設法的保護監軍不被亂兵所擾。
就這樣，監軍使就以一種天子耳目的奇怪身份駐留於藩鎮內部。
四、監軍宦官的另一面：宦官集團的利益維護者
從表面上來看，監軍宦官的存在是天子為了監察各地強藩而預留的信息通道，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還可以幫助唐廷整治和節制叛亂藩鎮，不僅如此，由於遠在地方，他們的存在並不直接威脅天子對朝廷的掌控。
這似乎是一步妙棋。
也正因為如此，從肅宗開始，監軍使制度被不斷強化，在地方官員與監軍使發生衝突時，唐朝統治者也往往會偏向後者。
大唐神策軍
但是，制度的演化和演進，到了最後往往出乎肇始者的預料，而宦官監軍制同樣如此。
在本文的第二段曾經提到監軍俱文珍彈壓宣武軍李迺時，曾經派出的親兵中有不少出身禁軍。而熟悉中晚唐歷史的朋友可能明白，這支禁軍正是在中晚唐時代臭名昭著的“神策軍”。
俱文珍之所以可以將禁軍納入麾下親軍，所憑藉的正是其與神策軍千絲萬縷的聯繫。事實上，由於“監軍使”一職本無品軼，因此許多神策軍出身的監軍使即使是在“出京臨戎”時也仍然保留著神策軍內部的官職。這種官職的保留，也成為朝中宦臣與監軍使的一條聯繫紐帶。
更重要的是，這種聯繫並非是單向的，朝中宦臣與各地監軍由於陣營一致，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經常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協同性。在涉及宦官集團利益時，他們的選擇也就可想而知。
甘露之變中，僥倖逃出生天的李孝本改裝易服，“單騎奔鳳翔”，卻依舊被人所擒。而擒拿他的，正是奉宦官頭目仇士良之名前往鳳翔捉人的監軍使。
神策軍
這種矛盾性在監軍使俱文珍身上同樣體現的淋漓盡致。與他督鎮宣武的功績不同，由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主導，旨在祛除宦官勢力毒瘤的永貞革新，便是被他所阻止。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俱被貶謫各地任州司馬（因此又名“二王八司馬”事件）。這種功過是非的兩面性，才是俱文珍此人在歷史上留下的完整形象。
這種兩面性，同樣也是監軍使真實處境的寫照。一方面，他們在監軍臨戎時身為天子爪牙，其利益自然和天子捆綁。然而，由於唐朝宦官干政現象的空前絕後，在面對朝臣的反對和皇權的杯葛時，所有宦臣一榮俱榮，一損皆損，都不得不為其身後的利益集團對抗皇室。
在這種情況下，簡單的將監軍使與干政宦臣進行分割，其實僅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在面對切身利益的損害時，無論多麼忠心耿耿的臣下，也會露出其猙獰恐怖的一面。
五、結語
與監軍使體系類似，在唐代還存在著另一種地方與中央的交流體系，這便是進奏院。進奏院設立於京城長安，是藩鎮使臣進奏上表時的休憩場所，同時也是地方瞭解中央動態的信息樞紐。
這種同樣誕生於特殊政治格局中的制度，體現的是藩鎮與中央彼此妥協和磨合的過程。
但監軍使體系卻不能簡單地當做奏院體系的“對稱”一面。它設立之初的確促進了唐廷對地方藩鎮的監督，但是作為監軍使的宦官，卻並非單純的“皇室爪牙”。
尤其是在唐帝國愈發搖搖欲墜之時，監軍使的另一重“宦官”身份，使得他們在面對皇權與宦官勢力的角逐時，毫無保留的投向了後者。
魏忠賢劇照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之後的宋、元、明、清四代，宦官雖然偶有干政議政之舉，尤其是明朝更是出現瞭如劉瑾、魏忠賢等權傾朝野的“公賊”。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權力邊界卻是在被進一步縮小，宦官監軍也沒有以制度的形式再次出現，這無疑是統治者吸取前朝殷鑑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