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站在2020年的新十年起點上，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前景，新冷戰時代是否已經到來，這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戰略判斷。毫無疑問，中美關係已經步入了戰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階段，究竟如何界定中美關係的“新現實”，是當前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課題。種種跡象表明，當今世界正在步入“軟戰時代”，而不是新冷戰時代。軟戰時代的世界政治紛爭將越來越沿著軟性政治的分界線而展開，有關各方將圍繞真理和道義標準的不同理解而角逐。美國國內“新冷戰論”的主要對手其實並非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是美國自身在戰略思維上走不出“冷戰思維”的迷惘和困惑，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的是一種國際政治的新戰線，昭示了世界政治變遷的新趨勢，值得深長思之，決不可簡單批判了事。
近年來，中美關係跌宕起伏，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尤其是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接連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印太戰略報告》等戰略文件，首次將中國稱為“戰略對手”和“修正主義大國”，並誓言採取措施應對新形式的“經濟侵略”，釋放出戰略競爭的明確信號。美國一些政客，比如副總統邁克·彭斯 、國務卿邁克·蓬佩奧 、白宮貿易與經濟事務顧問彼得·納瓦羅 在各種場合無端抹黑和指責中國。
美國政府在經貿、匯率、高科技、南海、臺灣、香港、西藏等眾多問題上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挑起摩擦，不斷採取若干升級行動，中美關係呈現出戰略競爭尖銳化的跡象。
面對中美關係種種負面聲音和中美爭端的不斷升級，國際輿論開始憂慮世界可能陷入“新冷戰”的灰暗前景。2018年以來，美國一些主流媒體，比如《華盛頓郵報》刊文稱，貿易戰讓人擔心隨著美中在經濟上正逐漸走向某種“分道揚鑣”，兩國或將陷入一場“經濟冷戰”。美聯儲前理事凱文·沃什表示擔心美中關係“可能像尼克松訪華前一樣糟”，認為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正陷入一場真正冷戰的風險”，只不過與美蘇的核僵局不同，新冷戰意味著經濟對峙。《經濟學人》雜誌在2019年5月、2020年1月發表的社論文章認為，中美新冷戰已經開始，即使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中美朝向“新冷戰”的前景邁進已經是確定無疑。事實上，關於新冷戰的討論在輿論界絕非主流，《大西洋月刊》就刊文認為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紛爭並非是一場冷戰，而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糾紛正將全世界帶入一種灰色的“未知領域”。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資深研究員杜大偉認為，“同中國展開新冷戰絕非美國主流觀點”，但他也認為美國政府中的確存在著一個小集團，希望看到美國同中國實現脫離接觸。那麼，站在2020年的新十年起點上，到底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前景，新冷戰時代是否已經到來，這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戰略判斷。
戰略共識已經解體
01
風物長宜放眼量。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之所以最複雜，是因為兩國在基本國情、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上存在巨大差異，且兩國都是具有獨立主見且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如何處理中美關係要看時代潮流，看世界大局，看國家戰略方向，不能拘泥於一時一地之得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關係就始終受到時代潮流、世界大局和國家戰略方向的根本制約，需要在這些重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否則無論兩國領導人和政府作出什麼樣的努力，都不可能成功。反觀歷史，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受到此種戰略共識的制約和牽引。歸結起來，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戰略對抗（1949—1979）
在這一階段，整個世界為冷戰陰雲所籠罩，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下，世界劃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剛剛在革命勝利中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美國則堅定其自由資本主義的夢想。無論是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局，還是國家戰略發展方向，都決定了中美無法走到一起，兩國深刻受制於冷戰對抗的大背景。儘管當時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與美方努力爭取，派遣黃華與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進行接觸，商討司徒雷登北上的問題。
司徒雷登
然而，在當時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最終放棄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機會，司徒雷登被美國國務院召回。1949年8月19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文章寫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這一表態表明中美合作的大門已經關閉了。其實，早在此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得出結論：“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在中國領導人看來，在當時的時局下，儘管可以盡最大努力爭取與美國關係緩和，但美國是靠不住的，對美國不能“抱有幻想”，“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在整個世界兩極對抗的背景下，中美階級基礎不同，決定了中美關係必然呈現出對抗特徵。因此，是冷戰決定了中美關係對抗，而非中美關係對抗引發了冷戰，在美國的戰略界也是持有此種看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美戰略對抗就是中美雙方在當時背景下的“戰略共識”。
第二階段：戰略合作（1979—2009）
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蘇戰略緩和傾向日益明顯，和平與發展越來越成為不可遏止的時代潮流。在這一時代潮流下，整個世界正在突破壁壘分明的兩極對抗格局。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階段，越南戰爭和石油危機削弱了歐美髮達國家的力量，歐洲一體化和日本謀求自主的勢頭不斷上升，美國對盟友的領導力逐漸下降。同時，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作風也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動盪，中蘇論戰之後兩國兩黨關係出現深刻裂痕，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衝突更是嚴重惡化了中蘇關係。此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風起雲湧，深刻地改變了兩極對抗的世界格局。
從國家戰略方向來看，中國加入聯合國後，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已經實現在世界舞臺上“站起來”，面臨著“富起來”的新使命，希望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以打開通往發達世界的大門。儘管美國堅持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決心沒有變化，但面對盟友日益獨立的傾向和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美國也希望在地緣政治上得到作為亞太地緣政治大國中國的支持。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世界格局和戰略方向的推動下，中美兩國均確立了“戰略接觸”的方針。從尼克松訪華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到卡特推動中美正式建交，一直到2001年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戰略界的主流認識是通過接觸中國實現對中國的“馴服” （Taming China） 。從中方的戰略認知來看，主流的看法也是“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國領導人對中美戰略接觸的認識是很明確的，集中體現在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上，暗含著中美戰略基礎是存在著“時間窗口”的，中國對美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儘量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這也是中美戰略界的一種“戰略共識”。
第三階段：戰略競爭（2009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受到削弱，“華盛頓共識”在世界各地受挫，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美國對盟國的領導力和吸引力相對下降。相比之下，中國在2008年舉辦了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奧運會，引發世界高度關注，中美力量對比日益發生新的變化。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且一直保持高速發展，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當中國統治世界”等觀點不脛而走。面對這種強勁的發展潮流，中美兩國在戰略全局上都在進行重新調整。從2010年開始，美國開始高調“重返亞洲”，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署名文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提出隨著伊拉克戰爭的結束，“今後10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的這篇文章成為美國“重返亞太”的先聲。隨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夏威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正式提出美國“轉向亞洲”戰略，加強對盟國的領導，推動構建“跨太平夥伴關係計劃” （TPP） ，在戰略上明確形成了“亞太再平衡”的框架，並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確立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FOIP） ，通過制衡中國以鞏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與此同時，中國自2012年以來也在進行重要戰略調整，明確提出了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系列國際合作平臺建設，不斷提出更多“中國方案”，在國際上產生強烈反響的同時，也引發了美國戰略界進一步的警惕。
在中美戰略調整的背景下，從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給整個世界投下了陰影，也預示著中美關係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革。作為中美關係發展的親歷者，美國戰略家基辛格在2018年底訪問北京期間感嘆：“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了，要重新定位。兩國都在變，關鍵是要理解如何共存和尋找新的外交模式，兩國絕不能走向對抗升級。” 在基辛格看來，未來的中美關係既不會回到特朗普以前的狀態，也不會變成新冷戰的全面對抗關係，而可能會走向一種全新的範式。從十幾輪中美貿易談判所涉及的議題清單來看，中美關係的軸心原則的確正在發生基礎性位移，
既不同於冷戰結束之前的基於應對蘇聯戰略威脅基礎上的“準同盟”，也不同於冷戰結束以來基於共同治理全球性挑戰的“戰略接觸”，而是呈現為戰略競爭與務實合作並存的“中美複合體”，在利益高度融合的同時，制度和文化差異引發的摩擦越來越成為常態。總之，長期以來中美之間形成的“戰略接觸”的共識已經瓦解，中美戰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格局將長期存在，所謂“新冷戰論”無非是強調了中美戰略競爭的事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誇大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國際效應。“新冷戰論”的要害
02
毫無疑問，中美關係已經步入了戰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階段，究竟如何界定中美關係的“新現實”，這是當前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課題。事實上，從2015年開始，學界就已經注意到中美關係本質的變化。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著名“中國通”戴維·藍普頓就提醒人們，中美關係已經處於一個“臨界點” ，並且可能會朝著更壞的方向發展。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更是從歷史的維度發現，從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在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其中有12組陷入了戰爭之中 （比如19世紀末的德國和英國，20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 ，只有四組成功逃脫了“修昔底德陷阱”。
不少學者擔心，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崛起大國”與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之間的戰爭似乎“難以避免”。迄今為止，主流觀點傾向於認為中美關係的前景是悲觀的，中美關係難以走出歷史上大國間發生衝突的老路。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製裁中興及44家中國軍工企業、美國要求加拿大引渡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等事件爆發，“新冷戰論”似乎佔據了上風。
從現實發展情況來看，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表態和行動似乎也在印證著“新冷戰論”已經成為現實。學界時下流行的“新冷戰”論調，最初最主要的依據是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發表的一個措辭嚴厲的“政府對華政策”演說，在演講中，彭斯大肆指責中國搞所謂“不公平競爭”，“竊取美國高新技術”，批評中國道路 （沒有按美國的預想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 ，批評中國保護人權不力 （“迫害”國內少數民族、干涉宗教和言論自由） ，批評中國軍力增長過快 （中國最近幾年擴張軍備，危害世界安全，比如危害南海航行自由） 等，極為罕見地將種種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單邊主義的論調公之於眾，
核心無非是表達對中國不按美國模式改造自己的失望，動員各方力量共同對中國施壓。這一演說被不少人稱之為新的“鐵幕”演說，認為這意味著中美“新冷戰”開始了。然而，如果將彭斯演說放在美國中期選舉和中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就會不難發現將其稱之為新的“鐵幕”演說是不適宜的。
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
當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的背景是美蘇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兩大陣營，且在歐洲、亞洲乃至全世界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對峙趨勢，是先有“鐵幕”的事實後有“鐵幕演說”。然而，在當前中美關係背景下，中美貿易額超過6000億美元，中美不僅在雙邊關係上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而且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上均有著龐大的共同利益，比如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等，
中美的確存在著競爭的一面，但也存在著大量的合作事實，即便是在中美貿易爭端激烈對峙的同時，中美兩國領導人仍然通過多邊會晤、通信通話、談判團隊協商等渠道進行密集溝通，甚至在朝鮮半島核問題等爭端上保持合作。彭斯一方面對雙方的戰略競爭事實誇大其詞，另一方面對中美務實合作視而不見，完全是一副斤斤計較的“怨婦”形象和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的“麥卡錫主義綜合症”，根本不具備大開大合的戰略家眼光，與在大戰略問題上長袖善舞的丘吉爾相比簡直有著天壤之別。當然，彭斯不是個別現象，一個彭斯尚不足以掀起“新冷戰”的逆流。在時下的美國政府內部，集合了一批“新冷戰論”的麻煩製造者，媒體、智庫、國會和白宮中都有其代表。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的策劃和主導下，在冷戰時期曾被作為對抗蘇聯的組織“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被重啟，據《紐約時報》報道，史蒂芬·班農、參議員克魯茲、前眾議院院長紐特·金裡奇等人參加，該組織認為中美的戰略衝突不可避免，為此必須復活原來的冷戰，甚至幻想通過推動“脫鉤”壓垮中國並在未來某一天突然崩潰。不難看出，“新冷戰論”逆流的要害是攪動國際輿論，配合中美貿易摩擦，試圖達到“渾水摸魚”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部分政客的喧囂和鼓譟的確影響了輿論，左右了民意，導致美國戰略界和公眾輿論似乎朝著中美關係惡化的方向發展。在美國戰略界，持“新冷戰論”的典型代表當屬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其歷來主張“大國政治的悲劇”，認為大國衝突是世界規律。在新著《大幻滅》（The Great Delusion）中，米爾斯海默再度批評冷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已經幻滅，中國崛起必然帶來中美戰略對抗。2019年8月，他在澳洲“獨立研究中心” （CIS） 舉辦的辯論中明確回答說“我們已經在新冷戰之中了”。
米爾斯海默與其新著《大幻滅》
米爾斯海默的“新冷戰論調”幾乎毫無創新之處，但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來說，承認“新冷戰論”意味著對《世界是平的》的背離，甚至當年發明“中美國” （Chimerica） 一詞的尼爾·弗格森教授更是猶如浴火重生，但兩人都已經接受，“我們肯定是走上了一場冷戰之路”，弗格森甚至預期“這場新冷戰會變得更冷”，而且將會比特朗普的任期長久得多。在這些大名鼎鼎的社會名流鼓動下，“脫鉤論”和“新冷戰論”成為華盛頓各大智庫討論的焦點，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也呈現出負面轉化的勢頭。2019年8月13日，皮尤研究中心發佈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從2018年的47%上升為2019年的60%，而好感的比例僅為26%。
因此，不管“新冷戰論”是否真的成為現實，僅就其所造成的輿論危害就已經足以令中美關係無法逃脫激烈競爭的結局。然而，如果從嚴格的學理而言，“新冷戰論”並不符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也不符合中美兩國各自的大局利益，甚至也不是中美各自發展的戰略方向。迄今為止，“新冷戰論”仍然僅僅是一種戰略上的感覺，更多地屬於戰略焦慮，而非戰略事實，是一種病急亂投醫的焦慮情緒。值得追問的是，西方人焦慮情緒的心病究竟從何而來呢？答案恐怕還在於美國戰略自身揮之不去的心魔，那就是意識形態偏見和“找敵人”的戰略思維。長期以來，美國戰略界始終被一種自我設定的“假想敵”思維所籠罩，凡是美國看不上眼的國家統統被納入美國的“假想敵”，對中國的認識也不例外。中國不僅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而且還是一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大國，在一些美國戰略界人士眼裡，中國是最容易識別的對手，隨著中國力量的快速崛起，始終有人把中國塑造成戰略假想敵，他們之間的區別只不過在於究竟是通過遏制來打壓中國，還是通過接觸來演化中國，這在2000年前後集中體現在是否給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國家地位的大辯論之中。這一辯論的結果是接觸論佔了上風，美國最終給予中國進入WTO的鑰匙，希望通過國際體系捆住和馴服中國按照美國期待的方向轉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然而，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持續快速發展，不斷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力量差距，但中國卻並沒有如美國戰略界所期待的那樣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向資本主義制度轉型，反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越來越穩固。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的這一發展奇蹟不僅令美國戰略界對中國轉型的期待徹底失望，而且導致所有的情緒轉化為對中國展開一場“新冷戰”的對抗情緒，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過去四十年對中國採取“戰略接觸”的方案失敗了，中國已經成為挑戰美國的“修正主義力量”，美國唯一的戰略就是把中國視作“戰略對手”，發起一場新的“冷戰”。這就是“新冷戰論”的核心所在。
然而，美國舉國上下真的明確了對中國的“新冷戰”共識了嗎？非也。在美國政府內部也並沒有形成一致聲音，所謂的“新冷戰共識”也不過是表面上的一致。比如在推動中美“脫鉤”問題上，彭斯、蓬佩奧、納瓦羅和班農等人的意見並不一致。彭斯在2019年10月24日威爾遜中心的演講中明確否認“脫鉤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蓬佩奧在2019年10月30日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儘管強調中美政治價值觀衝突，但也並沒有完全否認中美合作的可能。可見，他們與納瓦羅、班農等人的“脫鉤論”不完全一致，這表明華盛頓仍未確立清晰一致的、穩定的對華戰略。事實上，所謂“新冷戰論”的鼓吹者基本上不是中國問題專家，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仍然停留在媒體報道和公眾輿論的層次，真正的“中國通”並非持有“新冷戰論”的立場。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7月3日，以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和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為代表的一些“中國通”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封致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95位來自政商學界知名人士簽名聯署，公開表達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批評，認為中國並不是美國的敵人，建議與中國加強危機管控治理安全風險。這些學者均是一些老成謀國的“中國通”，長期以來對中國有深入的研究，比之那些對中國一知半解的門外漢來說的確要更可靠一些。此外，哈佛大學的江憶恩教授、加州大學謝淑麗教授、著名政論家法裡德·扎卡里亞也通過嚴謹深入的研究得出結論，中國並非所謂“修正主義力量”，“接觸+威懾”的對華戰略框架仍然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明智之舉。
迄今為止，“新冷戰論”並沒有形成所謂的“戰略共識”，美國對華戰略框架仍處於爭論之中。非冷戰也，實軟戰也。既然美國仍然沒有形成對中國的“新冷戰”共識，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目前喧囂一時的“新冷戰論”呢？它將把中美關係帶向何方？毋庸置疑，“新冷戰論”之所以沉渣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戰略界人士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畢竟長達四十年的冷戰，在美國戰略界塑造了一臺強大的“冷戰機器”。不僅有遍及美國社會各界的“深暗勢力” （deep state）和規模龐大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還有在腦海裡揮之不去的冷戰思維和戰略博弈習慣。一旦遇上一個入得了其法眼的對手，這一冷戰機器就會立即發動起來，就像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所說，
“如果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錘子，那麼你會把所有的問題都看成釘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誠如美國波士頓大學助理教授喬舒亞·希弗林森2019年2月8日在《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登的文章中所言，與中國的“新冷戰”被誇大了，這才是原因所在。在認識到“新冷戰論”被誇大的一面同時，我們也要準確把握“新冷戰論”所反映出的問題。“新冷戰論”反映著當今世界矛盾的深刻變化，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反應之一。縱觀後冷戰以來的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都被捲入到一個統一的全球化體系中來。整個世界在相互依賴日益深化和全球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世界多樣性和碎片化的水平也在呈現不可阻擋的強化趨勢。受此影響，國際政治權力鬥爭不僅圍繞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等傳統硬實力資源展開，還會圍繞價值觀、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等軟實力資源展開。
尤其是一大批以新興經濟體國家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群體性崛起，深刻地改變了當今世界的政治地圖。無論是扎卡利亞的《後美國世界》，還是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均意識到這一變革可能引發世界秩序的深刻調整。置身於這一場大變局之中，無論是硬實力的競爭，還是軟實力的競爭，在世界多樣性和碎片化的過程中，有關各方把角逐國際話語權和鞏固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擺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圍繞話語權展開的競爭越來越成為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諸如關於戰略競爭對手的重新界定、關於流氓國家和邪惡軸心的框架政治、關於“保護的責任和國際人道主義干預”的爭論、關於氣候變化和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標準的分歧、關於匯率爭端和國際金融改革方案的辯論，以及在利用核能與反擴散等問題上的爭鬥，幾乎無不
首先表現為國際話語權之爭及其背後政治合法性的博弈。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明言，當今世界左右政治遊戲的勢力均衡遊戲（balance of power）並未過時，但值得關注的是各國均面臨國內政治合法性的挑戰 （political legitimacy），整個世界秩序也面臨著包括來自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訴求。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今世界政治越來越成為來自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政治正當性”問題，“話語權政治”成為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維度。
種種跡象表明，當今世界正在步入“軟戰時代”（Soft War Era），而不是“新冷戰時代”。在“軟戰時代”，世界政治中的紛爭不再是二戰之前“熱戰時代”沿著地緣政治和軍事同盟的分界線而展開，也不再是“冷戰時期”沿著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兩大陣營的分界線展開，更不是如哈佛大學已故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沿著文明和宗教的分界線而展開。“軟戰時代”的世界政治紛爭將越來越沿著軟性政治的分界線而展開，有關各方將圍繞真理和道義標準的不同理解而角逐。在“軟戰時代”，世界政治的主題將不再是以往國際關係中的“強權即公理”，“有力量”不再是“有道理”和“有道義”的惟一標準。相反，在“軟戰時代”，“有道義”、“有道理”本身成為是否“有力量”的根據。一個國家的實力越是強大，越可能引發猜忌和仇恨，超強的國家力量本身很可能成為導致反制情緒蔓延的溫床。無論承認與否，近年來在世界各地蔓延的反美主義情緒，很可能主要不是來自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失誤，而是來自美國國家實力的超強和失衡。同樣，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國家力量的快速壯大很可能也是國際社會中各種名目繁多的“中國威脅論”的重要起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中美關係出現問題的癥結並非來自兩國關係自身，而是來自兩國各自國內政治的變化，如何消化和容納彼此國內政治的變化，是化解中美關係爭端的治本之策。當然，國家力量的強大不是罪過，任何一個國家都決不能因為可能會招致別人的非議和嫉恨而停止發展的步伐，更無需戰戰兢兢地老是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出格。越是強大的國家越需要把國家力量的強大作為既定的戰略，始終牢牢抓在手裡。“與其慷慨罵邪惡，不如奮鬥求善良”，在“軟戰時代”，國家力量的增強不再是尋求國際政治強權的資本和工具，不再是獲得霸權地位的充分條件，而是捍衛和平發展環境的屏障，是明辨真理和實踐道義的依託。可以斷言，一個把本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弄得千瘡百孔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也很難成為真理的先鋒和道義的騎士。毋庸諱言，“軟戰時代”是相對於“硬戰時代”而言的。所謂“硬戰時代”，主要是指二戰之前的“熱戰時代”和二戰之後的“冷戰時代”。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世界都明顯地分裂為互相對立的兩大陣營，主要是以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等硬實力為對抗手段，這種兩大陣營水火不相容且奉行零和遊戲的硬對抗狀態，我們統稱為“硬戰”。相比此種敵我之間截然對立、戰爭廝殺異常殘酷的爭奪，“軟戰時代”則強調對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你追我趕、環環相扣的“奧林匹克競賽”。儘管國家實力和道義真理等傳統範疇在“軟戰時代”仍然是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兩者之間的政治邏輯是顛倒的。在“熱戰”和“冷戰”的“硬戰時代”，國家實力是“裡”，道義標準是“表”；在“軟戰時代”，道義標準成為“裡”，而國家實力成為“表”，
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並非在於國家實力，而在於是否站在真理和正義一邊。可見，在“軟戰時代”，世界權力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個有權力的國家並不一定非得要通過軍事力量的征伐獲得，當然也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要自廢武功式地銷燬軍事力量，而是強調各種形式的以經濟、文化、制度、信息、價值觀念為主要內容的權力資源對一個國家權力地位的重要性。以往片面依賴軍事實力的集團對抗在未來的戰爭中正在面臨土崩瓦解的命運，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日益形成了既尖銳鬥爭又複雜合作、既相互遏制又彼此接觸的新型關係。國家正在從國際政治遊戲的前臺隱身幕後，各種非國家行為體比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全球性媒體和國際組織成為臺前活躍的主體，動輒掀起潮水般的社會抗議或者波濤洶湧的網絡浪潮，令國家和政府備受煎熬。無論是巴黎街頭的“黃馬甲”和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之春”，還是在世界範圍內氾濫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主義的論調，都是此種“軟戰”的重要表現，從中不難看出國際政治所發生的深刻變革，我們把此種軟化了的政治鬥爭形態稱之為“軟戰”，把以軟戰主導世界政治的時代稱之為“軟戰時代”。
當然，嚴格意義上來說，儘管“軟戰”可以理解為軟化的戰爭，但本質上並不是戰爭狀態，甚至也不是對抗性的狀態，而是一種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複雜博弈。它的核心是競爭，合作是手段和策略，它是由全球化的發展所決定的。在此種情境下，即便一個國家武裝到牙齒或者富甲天下，都不可能無視當今世界其他國家的生存狀況，都不可能在一場共同的挑戰中置身事外。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社會動盪，近年來，無數的天災人禍都向世界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置身於此種世界變遷的最前沿，感受自然也是最為深刻的，面對濤走雲飛的世界變革，美國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對戰略思維作出某些調整。任何一個國家，只有適應全球化發展的需要，認清“軟戰時代”國際政治的邏輯，才能在未來的國際政治角逐中獲得主動。
事實表明：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傳統上的領土爭奪戰正在趨於式微，爭奪民眾支持的認同戰日益重要。薩達姆侵略科威特的命運與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遭遇都在提醒各國政府，貿然發動對一個主權國家領土的襲擊已經不再是國家戰略的一個選項，也不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優選擇。
世界政治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國家對世界民眾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取決於這個國家的道義形象和文明程度。如今，美國國內“新冷戰論”的主要對手其實並非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是美國自身在戰略思維上走不出“冷戰思維”的迷惘和困惑，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的是一種國際政治的新戰線。無論未來的成效如何，它的確昭示了世界政治變遷的新趨勢，值得各國政府和學界深長思之，決不可簡單批判了事。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當前，中國的和平發展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面對“新冷戰論”的逆流，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戰略選擇。如果中國也走不出“冷戰思維”，與美國的“戰略更年期”來一場面對面的“對對胡”，恐怕“新冷戰”的前景也就成為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對中國來說，與美國展開一場“新冷戰”的世界豪賭並不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利益，長期以來，國際上對中國的不瞭解、誤解和成見、偏見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心態矛盾複雜，心存疑慮戒心，甚至戴著“有色眼鏡”觀察、評估我們，對此中國應該更加超脫，更加自信，更加從容。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軟戰時代”，中國不需要通過一場與美國的決戰來展示自己的大國實力，而是應該堅定信心，全力維護和鞏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勢頭，並通過巧牽牛鼻，與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耐心周旋，共同發展。對中國來說，未來戰爭的危險可能不在你追我趕的軍事戰場上，可能不是大國與大國的較量，很可能是來自於本國社會的內部，來自於各種形式的“軟戰爭”。妥善應對美國“戰略更年期”的綜合症，有效和妥善回應來自內外的各種軟戰挑戰，積極塑造中國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助力，這才是中國堅定不移的正確戰略選擇。
原題目：為什麼新冷戰是不可能的？
責任編輯/方柔尹 徐坤陽
作者：趙可金，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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