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本文原載於財新網

經作者董一夫授權轉載

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過去幾周,兩位超過70歲的參選人——美國現任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的競爭日趨白熱化。

今天最終結果即將揭曉。這對於耶魯大學歷史學畢業生董一夫來說,要思考的不僅是誰輸誰贏,更是作為精英的耶魯師生對於美國總統“模板”和“樣式”的“建構”。

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董一夫

畢業於耶魯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曾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和四年前一樣,今年的大選,又是一場特朗普與民主黨建制派甚至是部分共和黨建制派的較量。

2016年美國大選時,我在耶魯讀大四。在自由派佔主流的校園裡,耶魯師生對特朗普的當選幾乎毫無心理準備。還記得當時和同學們一起觀看特朗普與希拉里辯論的場景——我們吃著零食,自以為在看特朗普的笑話,內心確信希拉里無疑將輕鬆贏得選舉。

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美國左派對特朗普的不解,我其實早在此前一個學期的新聞課上就窺見了一斑。當時,正值2016年大選黨內初選,也是特朗普在共和黨眾多參選人中脫穎而出、扶搖直上的階段。給我們主講新聞討論課的是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作為報道水門事件的兩名記者之一,在美國新聞界可謂大名鼎鼎。尼克松以後的美國總統(包括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他於今年9月剛剛出版採訪特朗普後寫成的《憤怒》),都是他的採訪對象和筆下人物。不過,在特朗普贏得一個又一個州的共和黨初選時,伍德沃德有如“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一時卻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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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魯課堂“建構”一個美國總統

耶魯大學英語系講師鮑勃·伍德沃德及其最新著作《憤怒》(Rage)

伍德沃德課上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討論勝任美國總統一職所必備的條件。通過伍德沃德選課門檻的15名同學圍坐一桌,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理解開始“建構”美國總統:溝通能力、外交技巧、獨立思考……伍德沃德則提到了一個總統對事物基本認知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條件,在伍德沃德眼中,是一個總統的品性(temperament)

然而,這一系列的“必備條件”,在自由派看來,恐怕都顯得與特朗普本人格格不入。不得不承認,當年在課堂上對特朗普的不解,實際上也正是作為精英的耶魯師生對美國政治認知的一種反映

當然,作為華盛頓資深的政治通,伍德沃德並沒有排除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現在回想起來,伍德沃德在課上的表達,雖顯現出對特朗普的不滿和不解,但也暗示了美國政治的現狀,以及美國政治中“一切皆有可能”的特點。

比如,在一次討論新聞核心價值的課堂之前,我在作業中寫道,記者應當對讀者負責,而對讀者負責的方式則是盡力追求真相。課上,伍德沃德笑著告訴我,我的說法像是亞馬遜老總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對新聞的看法(貝索斯之前已收購伍德沃德所任職副主編的《華盛頓郵報》)。“不過,讀者真的想讀到事情的真相嗎?”正當我感到一絲得意時,伍德沃德突然反問我,“難道讀者們不想看到他們所願意相信的內容?”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伍德沃德自己也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是,他提出這個問題,說明他當時已經認識到,

美國民眾對新聞和信息的攝取有著一定的選擇性。這種習慣,再加上不同立場、不同風格的媒體對“真相”的政治化,美國媒體已經逐漸形成政治上兩極分化的“迴音室”。伍德沃德對“迴音室”的察覺,恐怕要早很多人一步,但是即便是他,也低估了這種效應對美國選民的影響。

對於2016年大選的結果,伍德沃德並未給出明確的預測,只是希望“民主制度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在被學生問到特朗普是否絕無可能當選的時候,他冷靜地說:“當年,里根最初參選時,也有很多人說他絕對不可能成為美國總統。”

記得2016年美國大選當晚,耶魯校園與美國那些無數支持民主黨的地區一樣,在種種“絕對不可能”的預測被特朗普的勝選打破之後,瀰漫著震驚與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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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選,希拉里在普選選票上雖然大勝特朗普280萬張,不過在選舉人票方面,僅僅拿下232張,遠不及特朗普

大選之後,耶魯的文科課程,幾乎都停止了原定內容的講授,變為教授帶領學生們反思大選的討論。耶魯歷史系也推出了課外的講座,試圖幫助學生理解時事。其中一場講座由3位著名的美國曆史教授舉辦,我特意提前趕到講座場地,但根本沒能擠進門——大禮堂裡地上坐的位置都沒有了。後來得知,那3位教授帶著學生們回顧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本土主義等較為邊緣化的政治傾向的歷史脈絡,讓學生們以歷史的眼光看清美國的現實。

我有幸聽到的是耶魯東歐史專家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教授在2016年大選過後一個月為學生們舉辦的講座。斯奈德來自“搖擺州”俄亥俄,精通東歐各國語言,並對東歐的政治體制發展以及納粹大屠殺有著深入的研究。與眾多耶魯教授一樣,斯奈德是著名的公知,口才超群,講起課來慷慨激昂,又不失幽默。在特朗普當選後,他寫下了《論暴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警示美國公眾面對的威權主義的危險,並針對如何捍衛美國民主制度的問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儘管《論暴政》只是一本小冊子,但是斯奈德的觀點在全球多處引起了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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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歷史學Richard C. Levin講席教授提摩西·斯奈德及其著作《論暴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

現在回看,這場課外講座好似《論暴政》的姐妹篇。斯奈德在講座上的第一個論點,如當頭棒喝,從根本上挑戰並撼動了不少耶魯學生的歷史觀。他提出,許多美國人認為,既然蘇聯在冷戰中敗下陣來,那麼這就意味著美國的制度選擇是正確的。這種“歷史終結”的論調,斯奈德稱之為是一種“

必然性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的歷史觀,即無論發生什麼,美國製度的成功都是必然的。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多美國人認為,無論特朗普在選舉過程中做什麼,大選的結果都是必然的——代表美國建制派的希拉里能夠贏得選舉。

斯奈德向在座的學生髮問:“蘇聯的失敗,就自動證明了美國製度的成功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許多美國人心中“必然性”的錯覺,正是這個簡單問題的錯誤答案之根源。

隨著特朗普的當選,“必然性政治”在美國已經終結。接下來的危險,在斯奈德看來,是“永恆性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的歷史觀,即無論人們怎樣努力,好的事情都不會發生,一切都會永遠錯下去。這種消極的歷史觀,正是東歐各國曾經在蘇聯的陰影籠罩下所經歷的。

斯奈德講道,一個切實的歷史觀,必須要跳出“必然”和“永恆”的誤區。他提到,為了捍衛民主制度,減輕特朗普的威權主義傾向對美國製度的危害,美國人需要認清語言的重要性、保持對真相的敏感度、拒絕盲從他人、注重自身在公民社會中的參與以及學習並汲取他國的經驗

。這些建議,也正是《論暴政》中所論述的內容。

通觀講座,斯奈德所強調的是公民的責任,以及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這也是為什麼他引用哈姆雷特的感慨作為講座的結語——“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唉!不幸的我卻生來要重整乾坤!”(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隨著特朗普的就職,我來到了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主講的修辭講演課堂。與耶魯大部分教授不同,希爾屬於美國傳統的右派。他是一名資深外交官,也曾是兩任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和基辛格的高級顧問。這門修辭演講課,是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兩位候選人——小布什和克里在耶魯大學讀本科期間都曾上過的一門課(當時還不是希爾主講),同時也被小布什認為是其本科學習中最寶貴的收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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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重要戰略Brady-Johnson傑出學者查爾斯·希爾

修辭演講,離不開對語言的探討。而每堂課的前三分之一,都是希爾對當天主流媒體報紙頭條的分析,而主流媒體的頭條,則離不開剛剛上任的特朗普。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就以各種言行挑戰自由派的底線,先是發表了以“美國優先”與“美國浩劫”為主題的就職演說,並在幾天後頒佈行政令,禁止7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

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行,在耶魯校園中都有著很大的反響,學生們反對與抗議的聲音此起彼伏。然而,在希爾的課堂上,他並沒有對特朗普的政治進行過多的評判,而是讓學生們注意特朗普使用語言的方式,增強對語言使用的敏感度。“後人會問你們那時發生了什麼”,希爾常常提醒我們,“到時候你們要能夠講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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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爾眼中,語言不僅侷限於演講與文字,也包括肢體語言以及穿著與影像。他提到,特朗普無論在什麼場合,幾乎都是身著亮藍色西裝,打著領帶;特朗普的領帶,總是格外的長,甚至招來紐約時報時尚專欄的諷刺;而特朗普的頭髮,更是頗有特色。希爾並沒有評論特朗普形象的好壞,而是強調,無論愛恨,他的形象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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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特朗普最不能讓美國自由派精英們接受的,恐怕要屬其非理性甚至反智主義的語言表達。希爾講道,美國政治的語言——尤其是總統的修辭——自20世紀初以來一向理性切實,但特朗普的這種訴諸於情感的演講方式,實際開始於奧巴馬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不過,特朗普與以往真正的不同,在於他對真相的不屑——“語言失去了意義”。在希爾課上所講的歷史經典中,古雅典的沒落,正是起源於語言的失靈,而他同時也暗示到,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危險

然而,理性絕不是修辭學的全部。當被問到為什麼特朗普幾乎毫無理性的言辭能夠贏取足夠的選票擊敗希拉里,希爾冷靜地告訴我們:“當你用理性解釋問題的時候,你已經輸了。”

今年的大選,誰輸誰贏呢?無論如何,美國總統,或者說美國總統的“模板”和“樣式”,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在類似耶魯這樣建校早於美國建國的大學課堂上被“建構”出來的。今年大選過後,無論結果怎樣,新一番“建構”想必還會在耶魯以及其他大學的課堂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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