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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車第一次離開長沙，走出湖南，前往祖國首都。
毛澤東為何要在那時去北京？
是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當時恰巧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面對著選擇今後生活道路的關鍵時刻。
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組織華法教育會，搞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當時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亂，政權不斷更迭。
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都認為這是一條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和楊昌濟商量後，去拜見北大校長蔡元培，兩次寫信催著毛澤東等邀集志願留在法國的人員抵達北上。
8月19日，毛澤東到達北京，並同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上。
這時，湖南來到北京去赴法的青年已達五十多人，是全國來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澤東他們發起這個活動時，誰能料到？困難重重。
但卻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的。
當時毛澤東發起了一個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為他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
看著朋友們分別前赴各預備班學習後，毛澤東選擇了留在北京。
與毛澤東一起同行的羅章龍考進北大預科，毛澤東卻沒有按照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一方面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也與他一向擅長自學的主張思想有關。
而還有重要原因是，教育部規定，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
那時，他想：不進大學，總得要找一個立足之地，去獲得生存。
10月，因楊昌濟把毛澤東介紹給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
而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資只有8元。但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稱心如意的，他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而且北京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加上校長蔡元培的各種思想、學術在這裡生長紮根。
這種氛圍，是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
他在這裡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
一個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並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這對他以後創辦《湘江評論》奠基基礎。
一個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主要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等。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自然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
對於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於敬重的，並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後來回憶，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並受到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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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還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思想和行為自然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
就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李大釗是在古老中國用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
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自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
15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登在《新青年》雜誌上面。
從而讓毛澤東開始具體地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當然，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這樣一些後來頗為著名的人物，並與來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學生鄧中夏建立了真誠的友誼。
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在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也很受影響。
當時無政府個人主義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是北大學生朱謙之，他比毛澤東還小六歲。兩人卻頗為投機，朱謙之經常去看望毛澤東，相互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
生活是清苦而緊促的，但北京豐富多彩的景色卻給到他心理上的一種補償，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更給他以情感的慰藉。
這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在北京，五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子湧現到他的面前，他無法與它融為一體，對於突然接觸到的新思想霎時間，難以消化。但這些讓他打開眼界，邁出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
而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發起人與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許多前往法國的朋友都邀請他。
羅學瓚在信中說道：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於研究學問的事呢？
而他仍然選擇留下來，他當時在一封信中明確說過：
他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能快速看到更多翻譯過來原本的書籍，這不僅不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有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
1個月後，五四運動就爆發了。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只好親自代筆補齊。
那時正是嚴寒酷暑，蚊叮蟲咬，一般人難以接受，而毛澤東總是揮汗疾書，常至夜半。
早上，太陽緩緩升起，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揭開蚊帳，不料驚動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當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隻都顯得肚皮飽滿。
就這種生活整整持續了一個多月，而毛澤東竟然為《湘江評論》寫了40篇文章。
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核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
他生活捉襟見肘，修業小學給他的工資除吃飯外就沒有剩餘，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蓆，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
就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一個時代發生歷史性重大轉折時刻，引起人們思想上的衝擊，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是平時多少年都難以想象的。
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衝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隻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也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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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
1918年6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就曾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嶽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
他們在這裡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這一實驗，很快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中斷了。
到北京後，毛澤東又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說新村“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這些，在青年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就連新來乍到在北京的毛澤東也受到感染。
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
一種學理是否正確，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
如此以來，毛澤東對工讀互助運動，既喜歡又茫然。他還需要繼續觀察它在實踐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住所，拜訪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為主要話題的。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1949年去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談論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
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
這一次出行，可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悟道一些人，思考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
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又前往黎錦熙住處長談到深夜，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入手。
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對問題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瞭解，他是不肯輕易地作出判斷的。
尤其問題越重要，你就越是重視。
他覺得，自己對於某某主義，某某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通過擴張運動的實踐，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瞭解，他意識到，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
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
就連他自己，並未詳細研究，因此如同“紙上談兵”。那做人怎麼能紙上談兵呢？
然而，毛澤東，不太願意去做詳細研究。因為他不是一個只從書本里尋求真理的人，加上不喜歡腦子安靜，他想做的是更現實的一些具體事情。
令他記憶猶新的是，陳獨秀一次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徵求意見。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回湘後，毛澤東就著手辦兩件大事，一件是關於當前的，一件是關於長遠的。
關於長遠的，他著力於新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把眼光主要地轉向俄國。
毛澤東還準備在兩三年後組織一個“留俄隊”，他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為什麼想要去俄國呢？因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
而剛回到長沙，毛澤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
他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
可以看出，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開始寄託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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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這種近乎驚世駭俗的構想是大膽的，但又是空想的。
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上還存在的內在矛盾，又近似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聲革命”。
只要有機會，他都還想試一試。
所以，你會發現毛澤東不僅敢於思考，也敢於去嘗試去行動,也就是“知行合一”。
十一月下旬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撕下偽裝的狼皮。他們知道毛澤東是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便製造謠言，說是毛澤東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
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
毛澤東不得不在《大公報》上登出《辯證函》，鄭重聲明：“無論何人，不得於我之身體及名譽有絲毫侵犯。”
因此，警察沒有再採取什麼行動。但一場以和平請願方式進行的與“笑面虎”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跌不振。
在無情的事實迫使下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裡刀絞，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11月下旬，毛澤東決定離開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鄉。
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原來設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須另外開闢一條新路。他一向是個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能夠在探索中不斷前進。
摒棄那些不符合實際想法的人。當你在一條路上走不通時，那就停下來構想或開闢另外一條新的道路，並且在之前的失敗中總結教訓與經驗，去探索的路上不斷精進。
11月25日，他在同一天給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等新民學會會員寫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內容是總結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教訓。
其中給李思安的信說：我們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這個“他們”，自是指譚延闓、趙恆惕等人。
你會發現，毛澤東總是紮紮實實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揚棄。
事實的教訓，使他終於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後一點幻想，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這個決心實在是太難得了，一旦下定了決心，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蕭子升隨後於1920年12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於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
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的必要性，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
並且毛澤東於1921年1月21日回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不難看出，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覆，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
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表明他兩年多來經歷了一條多麼曲折的心路歷程啊。
40年後，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
而你要知道，在表明這種態度時，毛澤東也剛好27歲，可見他年紀輕輕思想深度已經遠高於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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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最後的話：
今天寫下這篇文章，一來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二來是學習毛澤東智慧。三來，那就跟標題有關，向大家揭示這問題背後的本質。
我想，看過毛澤東的經歷，想問問大家，什麼是思考有深度？什麼人被稱為有思想的人？
而所謂的思考深度，絕不是你會說幾句聽起來有道理，富有哲理的話、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金句，也不是說我“理解人性以及看透人生啊”等。
而是你所思考的是所有人都會遇到，但極少數人能做到的人生終極命題，並且你思考的首要目的是自己帶頭或帶領別人尋找到並踏上此項人生終極命題的科學道路。
當然，這個過程會異常的艱難，需要你大量閱讀、實踐、思考、反省，更需要堅韌不拔的勇氣與始終如一的堅持。
那時，你想想，20多歲的毛澤東不僅要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哪裡？他還要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在哪裡？等，而這些問題不管是對國家，還是個人而言，都屬於人生終極命題的範疇。
希望我們在對於人生終極問題的思考上多下功夫，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並且可以堅持不懈的一路走到底。
最後想對你說：一個人的思想與眼界，來自於4個維度，你讀過的書，走過的路，見過的人，幹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