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日後成就，往往是從徘徊中走出來的，甚至可能把大部分生命用在與終極目標完全不同的試探中。一開始沒找準路，東撞一頭西撞一頭，卻也是一個人認清自己的必要成本，是最終選擇和確定方向的前提。 東奔西投，才知道哪條道走不通，哪條道走得通。於是，有了後來邁開大步的直行。
是什麼讓管平湖的人生蛻變，從兩頭不著岸的遊弋，幡然回身，再無他顧，一路邁上現代“琴聖” 的“頭把交椅”?
管平湖的老師很多。1923年，他到蘇州天平山，遇福建武夷山琴家悟澄和尚，學習“武彝山人”指法及用譜規則。1928年，在山東濟南師從道士秦鶴鳴學“川派”琴曲《流水》。傳自張孔山的這首古曲，從此成為他的看家之作，人稱“管流水”，與“查瀟湘”(查阜西善彈《瀟湘雲》)齊名。
上述這條線，是管平湖成名成家後被人看重的師承脈絡，但其時的管平湖，並未把功夫全放在琴上，專功是繪畫。當社會忽視一項技能因而使其從藝者不能獲得正常收入以及相應的附加值時，以此為生的人，數量自然微乎其微。要養家餬口，必須掌握其他技藝。1920年，管平湖人“中國畫學研究會”，1926年人“湖社畫會”。“湖社畫會”是金開藩在其父金城創辦的“中國畫學研究會”分裂出來的分會。從此，管平湖始用“平湖”之名。金城舊號“藕湖”，為了紀念，弟子們均以“湖”字為號。
繪畫書法，技非一流，琴學造詣，技壓群芳。兩相比較，王世襄覺得，早年花費那麼多時間用於學非所長，未能專心於最能體現其價值的琴學，自然是浪費生命。能夠正確評價其繪畫技能和琴學造詣的王世襄，不免為年輕時代的朋友嘆惋，因為他知道，管平湖走上正道時已經年過半百。時代暗淡，無力專一。據王迪回憶，20世紀40年代末，是管平湖生活最充滿挫折感的時光。他一人獨住的小屋，徒有四壁。那是一個兩間正房之間搭建的臨時小房，經過門道到達一扇已經損壞的門扉。房中除了一張門板草草搭建的床和一張桌子(用以放琴)，其他什麼都沒有。冬天冰冷，夏天悶熱，任何人都不願探身的“洞”，畏縮著一代“國手”。
1949前夕，越發窘困，生活拮据，慘不忍睹，只能靠畫幻燈片餬口。管先生在藝術上是多才多藝，但在生活上卻是多災多難。他少年喪父，家道中落⋯⋯那時，他家徒四壁，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學，深夜作畫。
管平湖一生貧困，與妻幾度仳離，近蹴居東直門南小街慧昭寺六號，一身以外無長物矣。十三齡即遭父喪，但十二歲時父曾以小琴授其短曲，故仍認父為蒙師。管亦能作畫，善用青綠，惜未成名，則失學故也。五六年來，有私徒十餘人，鄭珉中、溥雪齋、王世襄夫人、沈幼皆是。他曾在燕京藝校等處授琴，此其惟一職業。
除了幾位學生，窮困潦倒的琴人，瀕臨絕境。王迪與家庭富裕的沈幼，每星期輪流供養他。沈幼是大家閨秀，50年代參加過人民大會堂的設計。王迪家庭富裕。兩人宅心仁厚，憐饋食飲，管平湖才得苟且自度。王、沈的接濟，使沒有職業的管平湖，生活上勉強算是有點著落，不然難以想象。說管平湖不運氣也是，運氣也是，最難之時，遇到了兩位善良又有能力接濟他的學生。某種程度上說，王迪對現代琴學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贍養了管平湖，讓最後登上琴壇頂峰的人，沒有夭折於“黎明前的黑暗”。
管平湖自理能力極差，不問世間紛擾。然而一旦觸碰朱絲，便出手不凡。這的確是一種極端品性，許多傑出人物如此。設想一下，如果有個白痴，就喜歡彈琴，沒錢也行，沒官也行，沒女人也行，沒家也行，什麼都沒有也行，只要一輩子彈琴就行。現代人會說：“還不如死了算”。
然而，做到此點的，要麼是白痴，要麼是天才。文史界的顧頡剛，數學界的陳景潤，琴學界的管平湖，均屬此類。平日裡面對俗情瑣事，既不放在眼裡，也不走心，但對於痴迷之事，卻一門心思，窮追不捨。雙目緊盯雲漢之外，專注度達到一般人難以達及的程度，攀登高度也達到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境界。“當他身上每一根纖維都集中在他所讀的東西上面，好像已將肉體存在的知覺失掉了，只憑了他的內慧在活著，他這內慧的範圍變得異常擴大。”如今，這類“閉門拒躍，專精趨學”的人沒有了，也就沒有了大師。
大部分人穿衣吃飯，生兒育女，身為世俗所繫，心為形役所累。只有奇人，“闔門守靜，不交當世，衝素簡淡，器量饋然”。到了人生成熟階段，一飛沖天，金石成聲。
現在看來，是舊社會的羈旅和磨難，徹底改變了富家子弟的舊習與琴風。壓抑和扭曲以及緣於壓抑和扭曲而積蓄的能量，一旦找到一方借力口，便會湧向狹小縫隙，騰起湍急的巨浪。於是，一縷強光，照人琴史。寂寞與激憤，成就了大氣磅礴、恢宏凝重的琴風。琴救了管平湖，反過來，他也救了琴。
注：文章由國琴網整理於 中國音樂學季刊2016年第3期，作者張振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