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汀陽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 張文江 |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導讀】近期，多地紛紛迎來今冬初雪。與雪天有關的詩歌創作中，唐代柳宗元在《江雪》一詩中塑造的遺世獨立的“孤舟蓑笠翁”形象，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在《紅樓夢》第五十八回大觀園姊妹蘆雪廣雪後燒烤的名場面中，寶玉特以“披了玉針蓑，戴上金藤笠”的漁翁扮相出場，被一眾丫鬟婆子笑道，“我們才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都全了。”可見到了清代，漁翁已成為雪後文人雅趣中不可或缺的美學元素。
趙汀陽回溯了漁樵這一意象的生髮歷史：至少在先秦時代，人們已經賦予了漁父一種超越的形象，漢代有所世俗化，在唐代轉變為一個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漁樵形象才逐漸定型為歷史講述者。趙汀陽認為，山水在中國文化中代表了一種“落地”的超越性。漁樵以山水的眼光看歷史，所以說出來的歷史，重點不在故事，漁樵要言說的是一種歷史哲學。漁樵不關心專業化的歷史真實性，而更接近歷史哲學家，關心的是歷史結構、格局、形勢、時勢、時機、時運之類暗示了歷史之道的問題。漁樵不喜結論，漁樵的史學方法論就是讓歷史的每一個事情都變成問題，變成永遠可以爭論下去的問題，也就是“無定論”，因為漁樵關心的是歷史可以永遠說下去。漁樵對永恆和無窮的意識並不落在純粹時間之上，漁樵要看無窮變化，只有在無窮變化中，道才得以顯現。
張文江認為，漁樵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脫離生存和勞動，一是身居邊緣的觀察者。漁樵是凡俗和超越的結合，觀察的是整個歷史的局，應該是一些不甘心侷限於某個學科領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侷限於身處位置的人，換另外角度來思考。漁樵是文明有意無意所設置的“閒子”，其源頭來自古代的史官，保留文明自知和反省的可能性。他們討論歷史，在對談中自我進化，遙遙指向終極的不可及。
本文原發表於《上海文化》2020年9月，轉自“思南讀書會”，此處為摘編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漁樵與歷史
趙汀陽：要破解意象的密碼，需要歷史的解釋，而不是邏輯的解釋。通過歷史的解釋來揭示意象的內在線索和外部線索，但線索不只是歷史故事，如果只是故事，意義就停在故事的特定情景裡擱淺了，走不動了。破解意象是要為意象建構出一種歷史性。歷史性和歷史這兩個概念不太一樣，歷史當然就是由事件或故事構成的過程，但歷史性卻是一個哲學概念。
歷史性的要點在於某種可以循環重複的活力結構，打個比方，有點像音樂裡的母題，這個母題在不同章節中不斷以不同方式呈現，不斷迴歸而常新。歷史性的意義不是知識性的，而是哲學。理解一個意象的歷史性，就幾乎是破解意象的意義，關鍵在於，一個意象的歷史語境和當代語境是否能夠形成重疊，如果形成語境重疊，那麼歷史和當代就形成了一種“共聚點”，就是意義或問題相遇的地方。這裡借用的是托馬斯·謝林的概念。如果歷史和當代的意義或問題能夠成功相遇，就意味著，歷史的這把鑰匙可以打開當代問題的這把鎖。如果歷史鑰匙能夠打開當代問題的鎖，這個歷史就是活著的生命，否則就只是有紀念意義的遺物，就像博物館裡的遺物，不是活在現實中的遺產。
說到中國思想的基礎是意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易經》裡面的卦象，都是意象。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大量意象，比如山水、松林梅竹、牡丹花、龍、虎、魚、桃、天圓地方，諸如此類，表面上是生活事物，但同時在歷史線索中也成為了重要的意象，幾乎和概念一樣重要。我們今天只能非常侷限地分析其中的一個意象，就是漁樵。
漁樵的意象到底指向什麼樣的人？我們首先來看漁樵的生活背景。生活背景蘊含了他的精神背景，這個背景就是山水。山水意象在中國文明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說從山水畫或山水詩的角度去解釋，這是文人看漁樵的角度，但在這裡，我試圖理解漁樵自身的角度，即漁樵自己安身悟道的角度，也就是，作為漁樵的生活背景的那個山水所蘊含的意義。屬於漁樵的山水是真實山水，不是畫中或詩中被想象的山水。真山水是一個離社會很近的地方，但又超越了社會，是俗世與超越性之間的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山水是一個邊界的概念，是隱逸之地和世俗之地的分界處。漁樵的山水是近人山水，而不是荒蠻的遠人山水，比如說喜馬拉雅山或唐古拉山，人跡不至，在古代不會有人去攀登。遠人的荒山野嶺沒有歷史，那個地方沒有發生過歷史，所以與漁樵無關。漁樵是要講歷史的，所以只生活在近人山水，那裡看得見社會和歷史。
山水意象意味著世界內部的超越之地。這個精神維度很有意味，它意味著，存在著一種落地的超越性。我們知道，超越性是屬於神的性質，是在世界之外的，是俗世之人夠不著的，比俗世更高，所以才具有超越性，而夠不著的東西就只能去相信，這是信仰的理論理由。中國沒有宗教，那麼，中國思想的超越維度就不可能落在世界之外，而必須落在世界之內。中國人如此關心俗世，於是必須在世界內部去建構一種與生活有關的超越性，這種在世的超越性就在生活的世界裡，是人能夠看得見夠得著的地方，而又必須具有超越俗世的品格，那就是山水。山水就是俗世中的超越之地，雖然在世界中，但又是不俗的，是超越的，所以說山水是俗世和世外的邊界。在具有超越性的邊界上能夠看得見社會和歷史，也就有話可說，而且可以憑藉山水的超越尺度而超越地看待社會和歷史，所以漁樵能夠在道的層次上去理解歷史。
這裡說一個小插曲。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漁樵不能第二次找到桃花源。根據傳說，找到桃花源的是一個漁父，一般人是找不著的，漁父熟知山水，知道山水的一切秘密，所以能找到，但是漁父與桃花源人告別之後，就再也找不到了。我的解是這樣的，漁父是故意不再去桃花源的。漁樵熟知山水，沒有他找不著的地方，之所以傳說中說他再也找不到桃花源的入口了，這是故意的安排，漁父沒有必要再進去了，因為世外的桃花源不是他的話題。桃花源人甚至不知秦漢魏晉，是一個落在歷史之外的孤島，桃花源裡只有時間而沒有歷史，再也沒有變化，幾乎就是歷史的終結，桃花源人的每一天和另外一天是一樣的，永遠重複。漁父進去之後看見了，已經明白了，知道里面的歷史結束了，沒有需要講的內容，所以對桃花源不感興趣。
漁父不是不尊重桃花源，他敬重世外的桃花源，但他不感興趣，所以假裝再也找不著入口。漁樵意象為什麼被賦予了得道的超越精神？其中有秘密，涉及文明早期的秘密要交給張老師，他的《漁樵象釋》已經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見解，我的書也採用了，那是關於作為文明初始作者的漁樵的秘密。不過在大量書籍中談論的漁樵是後世的漁樵形象，後世的漁樵形象就比較複雜了，這裡只能簡單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姜太公釣魚。姜太公是個假漁父，釣魚技術很差，釣了好幾天什麼也沒有釣著，後來有個真漁父教他釣上了大鯉魚，肚子裡有一張布條，說他將來會封為齊地的領主，當然是迷信傳說。姜太公於是打扮成漁父，在周文王出沒的地方去釣魚，終於遇見周文王，然後被重用，成為開國元勳。這個故事是否真實不重要，關鍵是姜太公為什麼要假扮漁父，這意味著，在遠古時候，漁父就已經被識別為超越高人的形象，所以才能吸引周文王，可見漁樵的超越形象是非常早的產物。關於姜太公的故事主要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記載。
差不多的時間還有另外的旁證，《莊子》裡面的漁父也是超越的形象，按照編造的故事，孔子碰見漁父，被漁父以道的見識教育了一番。道家喜歡編此類故事，都是孔子見老子故事的演化版本。但這種傳說也同樣證明了，在戰國之前，人們已經賦予了漁父一種超越的形象。另外一個證據是《楚辭》裡的漁父。屈原遇見漁父，屈原跟他訴冤屈，漁父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他沒有得道，沒有達到超越的境界，唱著歌就划船離開了，不理他了。這些早期文本都證明了，至少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賦予漁父一個超越的形象。而樵夫意象的形成似乎相對比較晚，這個問題我一會想問問張老師是否知道其中緣故。而且，樵夫的人物原型大多數也沒有漁父形象那麼高級，這也是一個很有趣而未經證實的問題。
漢代時候，漁樵的形象雖然保持高度精神性，但明顯世俗化了，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一點，我沒有找到答案。漢代時候把漁父的形象給了嚴子陵，把樵夫的形象給了朱買臣。嚴子陵大概還說得通，他不想當官，拒絕當官，整天釣魚，但他不是真漁父，而是文人，釣魚與生計毫無關係，只是表現一個超越的態度。可是朱買臣的形象就有一點差勁，朱買臣因為窮困只好去砍柴補貼家用，但他一心想升官發財，拼搏了幾十年，歲數挺大終於當上大官。朱買臣其實很世俗，這個形象沒有任何超越性，只不過是一個吃得苦中苦後來終於當了人上人的故事。
到了唐代，從唐詩以及山水畫中看到的漁父形象，轉變為一個逍遙自在的形象，很孤獨，精神自足，一葉扁舟，看上去有一點像范蠡這種品格人物的漁樵，是一個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漁樵形象轉變為愛講歷史，談古論今話不休，這樣就又有了歷史的精神深度。作為歷史講述者的漁樵是宋以後塑造出來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形象，《三國演義》開篇詞最為典型地描繪了這個漁樵形象。可以看出，漁樵意象是重重疊加而成的，因此含義特別豐厚。既然最後定型的漁樵形象是歷史講述者，那麼我們可以想一下，漁樵如何講歷史。
漁樵以山水為根據地，山水成為精神依據，但卻講的是歷史。雖然說山水是漁樵所徵用的超越象徵，但漁樵不會去講山水。山水不是漁樵的言說對象，而是漁樵的思想格局，漁樵以山水作為精神格局去談論其他所有事情，而作為精神尺度的山水本身卻不被談論，就像尺子是用來衡量物件的，卻不是用來衡量尺子自身的。事實上只有文人才以山水作為言說或描繪的對象，文人愛寫山水愛畫山水，愛談山水之情，這是寄託了一種隱逸、飄逸、逍遙、脫俗的想象，這是文人的思路。這種文人想象雖然很美，卻偏離了山水本身的精神。一旦山水成為了描述的對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山水，因為對象化就是隔閡。只有漁樵才吃透了山水的精神，而文人很難擁有漁樵那樣的山水觀，還有以山水觀奠定的歷史觀。
漁樵以山水的眼光看歷史，所以說出來的歷史，重點不在故事，歷史故事只是素材或道具，漁樵要言說的是一種歷史哲學。漁樵的原始意象都是文明的偉大作者。傳說中的古代聖王都是文明的偉大作者，更準確地說，文明早期的那些偉大作者因為有創作之功，所以成為王。漁樵意象一開始也是偉大的作者，這個細節我們要請教張老師，因為張老師寫過一篇《漁樵象釋》，專門解釋這個問題。第一代的漁樵是作者，後世的漁樵轉化為述的意象了，即後來出現在國畫、詩詞、文獻裡的漁樵，都是敘述者。漁樵敘述的是歷史，或者說，漁樵的話題是歷史。實際上的漁樵可能也說了許多別的事情，但賦予漁樵的意象是言說歷史。既然講歷史，就意味著，漁樵有一種漁樵史學，或者叫漁樵史觀。那麼，漁樵史學與其他史學必有所區別。
首先，漁樵史學與中國的正宗史學，就是春秋、公羊、司馬遷的史記這些經典奠定的史學傳統，肯定不是一類。漁樵不在乎歷史故事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不去對歷史進行知識論的研究，也不給出官方的或正統意識形態的倫理學結論。漁樵不喜結論，漁樵的史學方法論就是讓歷史的每一個事情都變成問題，變成永遠可以爭論下去的問題，也就是無定論，因為漁樵關心的是歷史可以永遠說下去，無定論才可以“話不休”。
這樣的言說一方面是遊戲，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歷史哲學，沒完沒了地說，思想就與時間同步，趕上時間，就接近了無窮性，也就進入了形而上的問題。真正的思想都是以問號為結尾的，而不是以句號，這是哲學的命運。兩千多年來有過許多哲學家，但我想說，哲學家從來沒有解決過一個哲學問題，我們所有人從來都沒有解答過一個哲學問題，哲學家們只是給出了不同的說法，和漁樵差不多，沒完沒了說了兩千多年，其實沒有結論。但這就是思想的標誌，以問號為結尾，才是思想。漁樵的史學景深放得很遠，超越了一切故事，也就超越了有限性，所以漁樵一定要居於山水，與山水同在。當然，山水是漁樵的生活資源，要打漁，要砍柴，但山水和漁樵更是精神絕配，山水是不朽的，青山常在，綠水長流，不朽的青山流水就是漁樵的精神標尺，漁樵以青山流水來衡量歷史，衡量一切故事。
青史只有從青山的角度去看，才看得明白其中的大局大勢。這也正是哲學的意義所在，只有形而上的尺度才足夠大，大到足以超越當事人的偏心偏見和一時一地之得失。利益相關者講的歷史可以是對苦難的深切控訴，對不公的有力批判，只是批判和控訴還不是歷史。漁樵借得青山流水的永恆尺度而超越了一切愛恨情愁，超越了一切興衰成敗，才能夠看出動人故事背後的歷史之道。在這個意義上說，漁樵確實接近於道。
不過，漁樵對永恆和無窮的意識並不落在純粹時間之上，他要看無窮的變化，只有在無窮變化之中，道才得以顯示出來，因為道不是靜止的永恆，而是動態的無窮。沒有變化，道就顯示不出來。沒有變化，那就只有純粹的時間，也就是西方哲學關心的問題，與純粹時間同在的就是那個難以理解的“存在”。最後一個細節問題：漁樵從何處得知歷史故事。漁樵的來源複雜，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也有小部分原為文人、官員、將軍甚至是江洋大盜，都有可能，比如《水滸》裡有阮小二阮小七之類的強盜漁樵，那也是有的，什麼樣的來源都有可能，但漁樵的生活方式屬於勞動人民，住在山水之間，經常到集市上賣魚賣柴，因此我推測，漁樵所知道的歷史故事主要是聽來的，從說書、評書、戲劇那裡聽來的，漁樵也認識文人朋友，文人喜歡和漁樵一塊喝酒，因此漁樵大概也從文人那裡聽到一些正史。
就是說，漁樵不在乎正史還是野史，歷史故事估計是混著來的，不挑來源，因為漁樵不關心專業化的歷史真實性，漁樵不是專業歷史學家，而更接近歷史哲學家，關心的是歷史結構、格局、形勢、時勢、時機、時運之類暗示了歷史之道的問題，所以漁樵不挑故事。那些傳說的故事中大量是假的或被誇張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楊家將》諸如此類，民間流傳的故事裡有許多都無考或者被誇大，真實性比較可疑，但對於漁樵足夠了，因為
那些故事雖然不真實，但所表達的興衰成敗的滄桑結構，與真實的歷史其實是同構的，仍然顯示著歷史之道。張文江：今天，作為人的意象，為什麼要有漁樵？形成這個意象，是為了溢出學科之外，進行底層的思考。表層思考和底層思考，研究的境界不同。漁樵的意象，本來非常可能是出於想象，而作出這些想象的人，不一定是，甚至一定不是，真正打漁的人和打柴的人。應該是一些不甘心侷限於某個學科領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侷限於身處位置的人，換另外角度來思考。
漁樵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脫離生存和勞動，一是身居邊緣的觀察者。他是凡俗和超越的結合，觀察的是整個歷史的局。亞里士多德說，脫離城邦的人，不是神明就是野獸（《政治學》）。漁樵彷彿和兩者都沾著邊，但是沒有脫離城邦，處於相對的邊緣狀態。這種邊緣狀態，可能是中國的思維方式，《易經》上有“出入無疾”的說法。好比在國際象棋中，棋子處於格子之內；在中國象棋中，棋子處於線條之間。象棋模仿的是城邦，而棋子中沒有漁樵。漁樵安頓好自己的生活，超然象外，關注文明安危的根基。其中包含很多故事，而所有的故事中，都有著秩序的失衡和重建，也就是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