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傳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眾所周知，孔子所傳正統的儒家觀念，其實是賤視農藝工商這種體力勞動的。在《論語·子路》中，孔子曾經為難過想要“學稼”“學圃”的門下弟子樊遲，並因此發表了一通“焉用稼？”的高論。
《論語·衛靈公》也說：“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萬章》則說：“祿，足以代其耕也。”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下，“鄉里老農多見笑，不知稽古勝耕鋤”者有之，倡導“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者也有之。
顯然，對於“耕”和“讀”的價值評判，原始儒家與後世儒者在觀念上，已經明若涇渭。從儒生“焉用稼”的傳統觀念，轉變為對“亦耕亦讀”生活的實踐和追求，其間，必定有著值得研討的思想文化背景。那麼，具體到了何朝何代這種觀念開始轉變了，國人開始崇尚“亦耕亦讀”的生活了呢？
其實，早在“耕讀傳家”的觀念形成以前，已經先有“耕學”一說為之鳴鑼開道。
早在漢代，就已經有人以耕為喻了。於是，“耕”，也就成為人們奮力於某種作業的代詞。揚雄就在《法言·學行》中說：“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後漢書·袁閎傳》更說：“(閎)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逼仄，以耕學為業。”所謂“耕學”，就是說像農夫致力於田地耕作一般地敬業於學問。晉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說：“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晉書·隱逸傳·朱衝》也說：“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
以“耕”喻“學(讀)”，是說一個人讀書治學，也應當像農夫耕田那樣，深耕細耘，不違四時，務求好的收成。從來農夫們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通過面對黃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來養家餬口，然而，士人卻可以另闢蹊徑，通過如“力耕”一般的“力學”，獲得藉助筆耕、舌耕等工作的報酬。這給予了人們多方面的啟迪，也對華夏崇文慕學之風的形成，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辛棄疾，號“稼軒居士”，就因為他認識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併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所以，《宋史·辛棄疾傳》說他“故以'稼'名軒”。
南宋劉過曾經四次應科舉試不第，於是，轉而治學。其著名的《書院》詩道：“力學如力耕，勤惰爾自知。但使書種多，會有歲稔時。”詩作對於“苦讀書”和“勤耕田”的關係，作了至為辯證的說明和深刻的闡釋。
“舌耕”的本意，源出晉代王嘉的《拾遺記》，書中說東漢學者賈逵博學多識，常口授經典，所以經常有學子不遠千里上門求教，同時攜帶糧食答謝老師。或雲：“逵非力耕而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後來，便以“舌耕”來比喻教師的講臺生活或教學生涯。
南朝梁時人任彥升在《為蕭揚州薦士表》中有“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的說法。唐代馮贄《雲仙雜記》卷八，謂初唐四傑之一王勃多有人給付豐厚的潤筆金帛，人們便說這是王氏以“心織筆耕”換得的。
以“耕”這種體力勞動方式為喻，也可特指某種腦力為主的勞動方式。如安徽桐城的清人戴名世中舉之前，曾長期傭書賣文、教館參幕，他曾自嘲說：“以筆代耕，以硯代田”，“非賣文更無生計”，乃撰有《硯莊記》。
還有將研讀父祖遺藏之書，稱為“耕不稅之田”的。清代藏書家張大鑒就在《閒居錄》一書的跋語中，有“餘承先澤，耕不稅之田，一編一帙，罔敢失墜”之說。因此，晚清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卷六中詠道：“三世同耕不稅田，後賢功可及先賢。誰為有福誰無福，此語可為知者傳。”
總之，“耕”為“讀”喻，給後世文壇學界留下了一種重要的精神滋養，其思想影響力是久遠的。
為“耕讀傳家”觀念推波助瀾的，可能是北宋仁宗時，頒佈的一項影響深遠的勸耕勸讀政策。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耕讀文化的發展：一是規定士子必須在本鄉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的人數上，給南方各省規定了優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定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只准許士、農子弟參加。這大大地激發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連農家子弟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
自仁宗朝始，鼓勵士人、農家出身的子弟參加科舉考試，且只能在本鄉本土讀書應試的政策導向十分明確。如此便將“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前景，同“朝為田舍郎”的鄉土背景，緊密地維繫到了一起。
北宋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晏殊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延范仲淹為師教授生徒，這是五代世亂以來，政府首次恢復學校教學活動。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又明確了政策，各州立學者皆賜“學田”及“九經”。十年後，再次下詔各州、縣皆立學，士子“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至南宋時，江南在杭州以外，“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陸游也有詩紀其實雲：“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蠢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當日農家，每到農曆十月便遣童子入學，稱為“冬學”；以《百家姓》等為教材，是謂“村書”。
宋代以後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讀，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方面同步得到積累，相輔相成，最終實現耕讀傳家的理想生活圖景，成為小康之家一種實惠的持家方略。於是，山清水秀的溫州成為耕讀社會的理想境地，士風日盛，人才之美一時甲於東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為趙宋宗室，後自南宋到清初先後流寓浙江紹興、歸安、上虞和杭州一帶的趙氏，江蘇常熟的錢氏，以及山東新城(今桓臺)的王氏等，也均以此為保持家族文化、經濟和社會名望的秘訣。“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有“耕讀傳家”的傳統在，才有書香世家誕生的可能。
江蘇無錫榮氏家族始遷祖榮清，在明代正統初(公元1436年)定居無錫西郊長清裡，一方面率領子弟闢草萊，墾荒地，築塘壩，開河渠，奠立了家宅乃至村落的基礎，另一方面建立了“榮氏家塾”，聘請當地宿儒陳氏教導子孫，“時而學，時而耕”，到清代咸豐年間長達四百餘年的時期內，“無登仕途者”。顯然，榮氏家族的“耕讀傳家”只是為了“養父母曲盡孝敬，涉書史體意入微”的家教目的。
如今，流連於皖南黟縣這一徽商產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夠隨時領略到耕讀文化精神對當地的影響。這在當地老房子的楹聯中可以見出，如：“二字箴言，惟勤惟儉；兩條正路，曰耕曰讀”，“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惟儉與勤。”也有將形而下的耕田讀書行為，衍申到形而上的哲學層面上的，如：“光前須種書中粟；裕後還耕心上田”，“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心田存一點，子種孫耕。”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