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歲的何炯，似乎很難逃離“悲悲慼慼”的工作。
20年的護士生涯，她一直在浙醫二院重症監護室，看多了生命的脆弱和無助。
38歲的那年，她調離護士崗位，成了省紅十字會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一份陌生的職業。直白點說，就是針對臨床上確認腦死亡的病人，勸說其家屬捐獻病人的人體器官。
太過冰冷和殘忍的這份工作，何炯更願意詮釋為“生命擺渡人”：拯救一個生命，延續一個靈魂。
認識何炯，源於最近杭州本地論壇上一則討論器官捐獻的帖子。發帖的姑娘和父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器官捐獻，對一方意味著死，對另一方又意味著生，抱歉、卑微、感激、幸運……人世間似乎沒有哪一個決定讓人如此糾結。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8年時間，何炯和同事們勸說了四五百個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
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
期間遭遇的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謾罵都不重要。為數不多的他們，依然在堅持。
“因為有意義。”何炯說，生命之所以厚重，是因為交加的情感。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訴說。而她將這些故事裝在心裡。
只有你能做這個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往往年紀不大，一場意外或一次突發疾病，讓他們基本符合臨床腦死亡的標準：比植物人更糟，沒有恢復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臺呼吸機的距離。
拔掉呼吸機，不用太久，他們的心臟就不再跳動，血液也停止流動。再過五分鐘，沒有取出的器官就會冷卻凝固。
每凝固一個器官，就意味著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機會。
心、肝、腎衰竭的患者，根本來不及讓希望變成失望，因為等候列表裡，新的病人進來，舊的病人已經離世。
但如果捐獻器官，一條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條生命，讓三個家庭重燃希望。
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裡。
有過20年重症監護護士的工作經驗，做過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護，這些都是她如今成為協調員的優勢。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難在開始介入時單刀直入介紹器官捐獻的種種好處。
懂得換位思考，這也許就是她在2012年，被選中為浙醫二院第一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幹這個工作。”就是這麼一句話，何炯上崗了。
她知道這個工作難，卻不知道有這麼難。
器官捐獻，實行直系親屬一致同意的一票否決制。即使到捐獻前的最後一刻，都可以反悔。為了照顧家屬心情，何炯不會刻意穿工作服，掛上證件，普通得就像穿著嚴肅的圍觀者。
“你好，我是紅十字會的協調員。”這是見到家屬時，何炯的開場白。
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獻”四個字。因為她知道，這個詞有時候比“死亡”還要敏感。
正因為“敏感”，所以每一個措辭，每一個停頓，她都很謹慎。
何炯說自己是幸運的，遇到的家屬都挺溫和，只是“溫和”的背後是堅決的反對。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維中，完整即是圓滿。大部分家屬也有這樣的理解：“器官都捐了，還能拼湊來生嗎？”……這成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礙。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將近1500個器官捐獻案例，生前表達過意願的並不多。
而勸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屬見面之前，何炯都要預演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人與人的溝通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說的話，要讓家屬知道我是來幫助他們的，而不是來索取的。”
更容易流淚了
“我努力了，但我不強求。”是何炯做協調員的心態。她堅持任何事情都應該在平等又真誠的環境下被促成。
在勸說過程中，她都儘量放低音量，柔聲細語。“你們有沒有想過患者去世以後怎麼辦？”這是她用來引入話題的一句話，大多數人都沒有準備好親人的突然離世，“我只是給你們一個建議，你們可以聽聽看。”
介紹完器官捐獻，何炯會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思考，不會死纏爛打。
剋制很重要，要讓家屬自己做決定。曾經有家屬捐獻了又後悔，抱怨要不是協調員一直跟著自己，他們怎麼會心軟答應。“我要是聽到家屬這麼說，我會很難過的。”
她當然希望，人體器官捐獻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
曾經，一個女人遭遇車禍，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獻，卻向年邁的母親隱瞞了這個消息，老年喪女，沒有人能輕易承受。家屬提出代簽，但何炯拒絕了。“雖然很可惜，但老母親有知情的權利。”
一天行駛了800公里只為跟家屬見上一面，這麼多年都不敢出遠門因為要24小時待命，不敢穿顏色太鮮豔的服裝會影響家屬的心情，給予家屬工作之外的私人幫助……
這些，都是協調員的日常。
從業8年，原本就感性的何炯，似乎變得更容易流淚了。
“即使看多了生死，常常也會忍不住，情感的衝擊實在太大了。”
那些天使們
某個愚人節的夜晚，男人開車載著一家四口人，車子掉進了溝裡，妻子當場死亡，女兒和兒子都危重在搶救，女兒最終腦死亡。在決定捐贈完女兒的器官之後，這個40多歲的男人，把頭狠狠砸向電梯，咬牙切齒，悲傷至極。
來自衢州的另一個父親，大兒子腎臟衰竭，遲遲等不到合適的器官，離開了。後來，小兒子又患上了腦瘤，陷入絕望。這個只是在工地上打工，瘦瘦小小的父親，簽下了器官捐獻的同意書，“當年我的痛苦，希望別人不要經歷。即使當年沒有人救我的兒子。”
年輕的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因為做了心臟手術，姑娘迎來了第二次生命。後來在她父親出意外的時候，女兒當機立斷同意捐獻器官，“這是一種回饋，回饋當年救我的人。”
一個離異又坐過牢的中年男人，因意外終結了生命。原本已經不來往了的兄弟，最後幫他簽署了器官捐獻同意書，“一輩子沒做過什麼好事，到最後了，好歹是做對了。”
何炯是丁克一族，沒有孩子，但在工作中，不少案例是年幼的孩子，因意外搶救無效，她喜歡叫他們“小天使”。
來自貴州的一個6歲男孩得了腦瘤，家長簽署了器官捐獻同意書。男孩很漂亮，離開時穿著舊睡衣。何炯心痛到不忍直視，她說一直想給孩子買雙鞋的沒想到到最後還是沒來得及。
何炯特別不願意去寶寶們的見證儀式。
摸著寶寶的小手，她有時候哭得不能自已。
我想聽他叫我一聲“爸爸”
一般來說，為了避免讓情感左右判斷和行事，協調員不和受助者接觸。
8年來，只有一次，何炯無意間打破過“零接觸”。
她在病房裡碰到了那位年輕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個，30來歲，很帥氣，因為心臟衰竭無法躺著入眠，需要打針才能坐靠著眯會兒，是否還能無限等待一顆心臟，都說不定。
何炯目睹著全過程，心裡很難受。
她心理建設了一陣，還是下定決心，再次聯繫了各項指標都比較匹配的捐贈者的家屬。捐贈者是一個因意外而過世的女孩，父親和哥哥已經同意捐贈女孩的腎臟、肝臟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臟除外。
“他是一個丈夫，一個爸爸，一個兒子。一顆心臟，救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何炯說得真誠，最後打動了女孩的父親。
這是何炯第一次為了受助者而“努力糾纏”。幸好，結果是好的。
這位父親只有一個條件：“我想聽他叫我一聲‘爸爸’。”
多無力又動人的要求，何炯沒有理由拒絕。
心臟移植手術之後，何炯來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撥通了電話，兩個陌生人，因為那一聲爸爸，聯繫在了一起。
何炯並不知道電話那頭，女孩父親是否泣不成聲，但她知道那一聲，彌補了遺憾。
是生命的延續
捐獻人中，年紀最小的幾個月，年紀大的也有70多歲。
很多家屬同意，是因為他們堅信，器官留在了另一個人的身體裡，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甚至雙方都不需要見面，大多數家屬不會打聽受贈者的情況。
“提起來，就說明還沒忘。念念不忘一位已經逝去的人，這是在自揭傷疤。”
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經歷一次傷口的陣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幾天，她都會打電話問何炯：“我愛人的受者怎麼樣了？我要去上墳了，我要告訴他。”
曾經，也有一個受助者想要感謝捐獻者。捐獻者有一個遺腹子，何炯給了一個建議，要不送孩子一個小鐲子，也算是“父親的禮物”。
八年協調員做下來，對於生死這件事，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來的人才要堅強。”
她的微信通訊錄裡塞滿了捐贈者家屬，她不會主動聯繫，也絕對不會刪除好友，偶爾他們遇上了生活上的問題，能幫就幫一點。
何炯因壓力患上了尋麻疹。
她有時也忍不住盤算是不是該休息了，但更大的願望還是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漸漸接受器官捐獻。
我們身邊，有多少這樣的器官捐獻協調員？
這些年來，又有多少人登記了器官捐獻？
如果你是其中一員，願意和我們來說說故事嗎？
來源：錢江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