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飲茶
中國現代鼎鼎有名的歷史專家翦伯贊老師，一直在尋訪那條和絲綢之路齊名的茶路，其中的中轉地的核心就是鉛山的河口古鎮。“紅茶”一詞最早見於《多能鄙事》一書。該書於16世紀末就記載了中國製造紅茶並由荷蘭人輸入歐洲。而世界“紅茶”也是經江西鉛山河口集散走出的。因背靠武夷山，河口也產紅茶。相傳，製作“河紅”的茶師早先被茶界稱為“河邦茶師”，是我國茶業界最早最強的一支技術隊伍。
早在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河口鎮已是一派“技藝雜沓，蓋期舟車四出，貨鏹所興，鉛山之重鎮”的景象。明朝在此設立巡檢司。明、清時期商業繁華景象頗為氣派，“商賈雲屯雨集，五方雜處”，“貨聚八閩川廣，語雜兩浙淮揚”，在江南號稱“八省碼頭”，成為江西四大名鎮之一。有：“景德瓷器樟樹藥，河口茶紙吳城木”之說。明清時期，河口鎮是銷售本地的紙、茶、銅、鐵等產品的重要市鎮，同時也是贛、閩、浙、粵、鄂、豫、皖、湘等地的商品集散地，與當時的蘇、杭、松江以及南洋、日本保持著密切的商業聯繫，所以有人將之與當時的九省通衢漢口相比，有“買不完的漢口，裝不完的河口”之說。由於河口與外界的廣泛的商業聯繫，全國各地的商賈雲集此地，除了店鋪商號之外，還有建大量的會館。這些會館反映了各地的建築風格和文化特色。可以說，河口是一座明清商業建築的博物館。
河口鎮古鎮街巷素有“九弄十三街”之稱。臨河古街道是過去的主要街道，從城東的古街入口處算起，經一堡頭、二堡頭到三堡頭，全長約三公里。街道平均寬度五至六米，街面多以長條青、麻石或鵝卵石鋪成。目前保存較為完好的街道約有一千五百米左右，基本上保留了古商業街的格局。鉛山古街街道由東而西沿信江南岸建築，路面用長條青麻石鋪砌而成，佈滿車轍，街道兩邊尚存舊店鋪450多家，多數保持了明清建築的特色：外圍封火山牆，店面後延伸多進，屋上建曬樓，門前砌臺階。
街道兩邊尚保存舊店鋪，多數建築保持明、清建築的特色，說到建築，不能不提到建於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的何氏家族百年老藥號“金利合”藥店，其建築風格獨特，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藝術和西方宗教建築造型，是一座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其在當時規模很大，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店，據史料記載每年贏利300000銀元，目前街上還保存比較完好的閣樓（秀樓）有2座，遊客步入其中，領略當年小姐的生活方式。
穿過古街，轉入小道，沿小溪而行，溪水兩邊，還保存有“武威第”等古建築，可惜許多古橋已拆毀！
萬里茶路從下梅村到河口鎮後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入贛江水路向南往廣州口岸後再到東南亞和歐美；一條是向北運往俄羅斯，以陸路為主。
在清代之前，武夷茶已有往蒙古進行“茶馬互市”並有少量進入俄國，得到蒙古和俄國人的欣賞。為此，乾隆，特別是道光、咸豐年間，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已大量產茶，但晉商還是不遠千里，越過河南、湖北、江西，到福建武夷山來採辦。當時武夷茶，主要是青茶。（《喬家大院》稱之為“雲霧茶”）
民國《崇安縣誌》載：“清初，本縣茶市在下梅、星村，道鹹間（約在1821—1860年，有人說在光緒元年，即1875年）下梅茶市轉赤石，下梅廢，而赤石興。紅茶青茶向由山晉商，俗謂之晉商至縣採辦，運赴關外銷售。”這一時期，福安茶葉多先集中在崇安，肩挑過分水關入江西河口鎮。從崇安到河口的路程有280裡，肩負茶箱重擔的挑夫至少也得5—6天才能到達。由於路途遠，遠行極不方便，又增加運費和關卡稅收，給茶葉的遠銷帶來不便。由此，福安茶運抵下梅、星村後大都銷售給崇安的茶行，再由他們轉運出售。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崇安擔”挑運的“北路茶”。
清朝嘉慶年間，福安茶葉依託武夷茶市步入茶馬古道，連接萬里茶路大聯通。福安茶葉到鉛山河口後，在此裝船順信江下鄱陽湖，出九江入長江，溯江抵南昌。泛湖北上，漢口晉商把各地茶集中後，裝船逆漢水而至樊城。起岸後，裝大車經河南賒旗鎮，入澤洲（山西晉城）。潞安府（長治）、平遙、祁縣、太谷、忻縣、太原、大同。在此分為二路，一部分運往歸化廳（呼和浩特），一部分經天鎮運往張家口。
走軍臺30站向北行14站到庫倫，再北行11站到中俄交界的恰克圖。當時清政府限制俄商到京貿易，中俄貿易統歸在雙方邊境的恰克圖。茶葉到達恰克圖後，俄商們將茶葉販運至雅爾庫茲克、烏拉爾、秋明，一直通向遙遠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閩茶中俄茶這條運銷艱辛路始於明清，盛於清代，衰於日本侵華戰爭。
十九世紀中葉,崇安-河口-廣州商貿線路衰微，茶商改由福州出運，到1856年,福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茶市。進入二十世紀,鐵路公路興起,水運趨於沒落,河口交通樞紐地位逐年淡出。衷幹在《茶市雜詠》中記道：“清初茶葉均由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即山西商人。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返，絡繹不絕。首春客至，由行東至河口歡迎，至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每年春天，晉商來買茶的時候，下梅茶行的行東都是要到河口去歡迎。“至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這裡的“至地”是“下梅”還是“河口”？衷乾沒有說清楚，想必應該是指“河口”。最初自然應該是要去下梅的；然而在後來的買茶過程裡就未必非得要去下梅，在河口“將茶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就完全可以了。下梅生活條件各方面又如何比得了“舟車馳百貨，茶褚走群商”的河口？事實上晉商們果然是“諮所為不問”，在河口的山陝會館耐心地等候，待“茶事畢始結算別去”。山西商人就是這樣在福建崇安做了幾百年的茶葉生意，“貨物往返，絡繹不絕”。在這之間基本沒有做過什麼改變。只是到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因太平天國起義阻斷了長江運輸線路，山西商人才不得不被迫中止了遠赴福建崇安的買茶行動。
衷幹在《茶市雜詠》中的這段記述極為經典，所有談到晉商、武夷茶、明清茶文化的論著，幾乎沒有不引用的。一般用來佐證晉商資金雄厚或武夷茶的歷史悠久，但是很少有人通過這段記述，解讀山西商人的經商行為。
事實上晉商在武夷山掌握了茶葉的種植技術，並且把它帶到了湘鄂一帶，推動了那裡茶文化的發展。
晉商後期在湘鄂地區的種植加工，不僅僅是推動了兩湖茶文化的發展，而且對於整個中國的茶文化的進步，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再說福建茶路阻斷了以後，晉商很快便到了湖南的安化去買茶，茶葉的種植加工又是後來的事情。
至於晉商在湘鄂一帶種植加工，一方面是發現了茶葉種植的良好地域，另一方面是由於外國勢力造成的巨大威脅，晉商又一次不得不自己種植加工茶葉，縮短運輸線路，以至降低茶葉貿易的成本。至此源由河口的“茶葉之路”才逐漸衰落停息。
來源：上饒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