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引進、吸收伊斯蘭教地區的技術和文化藝術，其發生、發展與繁榮，與對外文化、經濟交流有很大關係。
1.青花瓷
青花瓷又稱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鈷的鈷礦為原料，在瓷坯上描繪紋飾，再罩上一層透明釉，經高溫還原焰一次燒成。鈷料燒成後呈藍色，具有著色力強、髮色鮮豔、燒成率高、呈色穩定的特點。
2.青花瓷小史
目前發現最早的青花瓷標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現在元代；明代青花成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時發展到了頂峰。明清時期，還創燒了青花五彩、孔雀綠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紅彩、黃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種。
3.青花瓷與伊斯蘭教地區交流的背景
陶瓷是連接中世紀東西方兩個世界的紐帶，同時又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中國古代陶瓷的對外交流始於漢晉六朝，發展於隋唐宋元，鼎盛於明清時期，海洋交流區域逐步從東亞島弧擴展到印度洋兩岸、乃至大西洋兩岸，瓷器成為古代世界“中國製造”的標誌產品。青花瓷業發展過程中不斷引進、吸收外來技術和文化藝術，是中國與伊斯蘭教地區文化與經濟交流的結晶。
4.青花瓷顏色中的伊斯蘭審美
青花瓷主要有兩種額色（即藍、白兩色），而藍、白兩色並不是漢民族文化崇尚的顏色。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裝飾技術與中國瓷器傳統的單色調及刻畫裝飾差別很大，甚至可以說，青花瓷器的出現是與中國瓷器傳統生產工藝的一次決裂。
青花瓷器起初並不受歡迎，明人曹昭在成書於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論》中記述“古饒瓷”時說——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有素折腰樣、毛口者體雖薄，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者、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曹昭的描述反映了當時士人對青花瓷的態度，很顯然，這種新品瓷器不受漢族士紳的歡迎，他們認為，帶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顯得非常粗俗。同樣，《格古要論》對“大食窯”的評價是——
“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拂郎嵌相似，嘗見香爐花瓶閤兒盞子之類，但可夫人閨閣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謂之國窯。”
對“大食窯”作如是評價的士人想必不會對源自“大食窯”技術的“景泰藍"有更好的看法。因為，此類具有濃郁異域風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長於農耕文化氛圍中士紳們的審美習慣。
《格古要論》中的觀點是元末明初士紳們對青花瓷的代表性評價，但是，這種評價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發生變化。
到明代中期，人們已經會欣賞、喜愛青花瓷器，並對其給予較高評價。
明人張應文在《清秘藏》中讚譽宣德青花——
“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桔皮紋起，冰裂鱔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紅花者、青花者，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
這種態度轉化正是與日益繁榮的對外交流有很大關係。
藍、白兩色是阿拉伯、伊斯蘭教地區所崇尚的顏色。著名伊朗商法篇學者阿里·瑪扎海里說，藍色是下波斯和波斯血統民族的皇家顏色。因此，藍色作為尊貴的顏色出現在伊斯蘭地區的宗教場所、王宮和喪葬儀式上。伊斯蘭地區各地清真寺的穹頂、門柱門楣以及外牆都不同程度地裝飾著藍色。
此外，根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西域各民族以及與之交往頻繁的中亞、西亞各民族，他們對白色的認識與漢民族也存在差別，這些民族以白色為“吉色”。經過長期尚藍、尚白審美傳統的積澱，藍色和白色成為這些民族滿足宗教、王權和風俗需要的色彩。這是中亞、伊斯蘭和中東地區喜愛“青白瓷器”的主要原因。伊朗阿德比爾神廟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大王自己的收藏外，還有一些是薩菲王朝貴族和重臣的收藏，而且他們通常在青花瓷上鑽刻自己的印記，這表明，在中世紀的伊斯蘭地區，青花瓷是一種珍貴的財富。
5.青花瓷的原料
青花瓷釉料中很重要的一個原料是青花鈷料。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對揚州出土的唐青花瓷枕進行了科學實驗，得出——
“唐青花瓷著色元素為低鐵、低錳、低銅的鈷料，與國產高錳鈷料明顯不同。從其低錳的特點來看，與景德鎮元青花瓷色料相近。”
通過進一步的科學測試證實，樣品用鈷料是以低鐵、低錳、低銅為特徵，含硫，屬硫鈷礦，並通過與世界上的鈷礦組成作比較，得出唐青花鈷料並非取自中國本土，其來源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商人從中亞或甘肅等地獲得，經絲綢之路傳入;
另一種是在河北某地的鈷硫化物礦與黃銅礦伴生礦區偶然獲得。
通過青花瓷裝飾特徵、考古發現地、銷售對象及出現的時代背景等綜合來看，唐青花毫無疑問是唐代與中近東等地外來文明密切碰撞中出現的。
元代開始，中國與西域世界的主要交流對象是阿拉伯——伊斯蘭地區，交流的主打產品往往是通過青花瓷來完成的。由鄭和下西洋開創的明初海陸朝貢貿易體系，更是將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到極致。青花瓷大量輸出伊斯蘭地區，得到那裡上至君王及達官貴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愛，早期景德鎮青花瓷器的主流裝飾風格就是為適應這一市場而設計的。而青花瓷器的輸出海外，又促進了中外青花原料與技術的交流。這一時期的青花瓷器生產無論產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並且以其胎、釉的精細，青花的濃豔，造型的多樣和紋飾的優美而負盛名，被稱為是青花瓷器的“黃金時代”。中國青花瓷器，已牢固樹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場的霸主地位，並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藝術殿堂的巔峰。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顏料大都是產於阿拉伯——伊斯蘭地區。青花顏料是燒製青花瓷器的著色劑，不同的鈷料，因呈色差異而直接影響青花瓷器的美學價值和藝術效果。
元青花瓷器最初使用何種顏料，未見考證，直到元朝中期才出現了進口的“蘇麻離青”料，並被廣泛使用在青花瓷器工藝中，特別是專供皇室使用的官窯瓷器以及對外貿易的外銷瓷器上。
明代文獻《窺天外乘》中記載——
“我朝則專設於浮樑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年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鬃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
由於元代實行對外開放，許多阿拉伯人將阿拉伯地區的寶石、香料等通過絲綢之路運到中國，然後又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運到阿拉伯地區銷售。當他們發現產於伊斯蘭地區的“蘇麻離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現用顏料更美觀時，便將其帶來中國試用。這一試便試出了中國青花瓷器的輝煌巔峰。
“蘇麻離青”在高溫中燒成，髮色深藍蒼翠，產生自然暈散的料暈，濃處有黑色結晶斑，閃爍著寶石光澤，色濃處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結晶點，立體感非常強，用手撫模，有凸凹不平之感。由於“蘇麻離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獨厚的特點，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窯生產中廣泛使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傑出航海家鄭和，從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間7次“下西洋”，從阿拉伯國家帶回了大量的“蘇麻離青”料。
對景德鎮元及明初官窯青花鈷料來源的研究，最早始於英國。
英國牛津大學博物館考古實驗室的學者在1956年提出景德鎮所用青花鈷料14世紀(元至明初)源於伊斯蘭，15世紀初中國才發現鈷礦。
對於元青花，學術界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絕大多數精美的元青花大器是用進口鈷料燒製的，雖然明代永樂、宣德青花瓷器使用的鈷料有進口青料、國產青料、二者並用於同一件器物上三種情況，但使用最多的還是進口青料。
《江西省大志·陶書》載——
“回青純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中青用以設色，則筆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則顏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則黑。”
文獻記載說明，當時對於青料的配置和成色效果已經能很好把握。元明時期，由於景德鎮青花瓷器的大量生產，中國陶瓷輸出貿易較以往任何時候都顯繁榮。顯然，明代與中亞、西亞密切的海、陸朝貢貿易，構成了青花瓷器在廣大伊斯蘭地區完整的貿易圈，這一現象對雙方陶瓷文化交流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6.青花瓷的紋飾造型
青花瓷器的圖案文飾大量吸收了阿拉伯地區的風格。
元、明時期，青花瓷器的圖案除山水、人物、花鳥等中國傳統圖案外，也有回紋和卷草紋等典型的阿拉伯文飾。用伊斯蘭文和阿拉伯文做裝飾的青花瓷器，從元代中期開始，歷經明永樂、宣德、成化、正德等各朝，均有此類傳世珍品。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官博物院、日本及中東國家多有類似品種收藏，是我國元、明時期與伊斯蘭國家經濟、文化友好交往的珍貴見證。伊斯蘭文化“尊奉獨一的真主安拉，反對偶像崇拜”，所以“在他們的清真寺中.幾乎都是植物和幾何圖案，而沒有人和動物的畫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藝術家，匠心獨具，他們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幾何圖案，把清真寺裝飾得華美壯麗。”
伊斯蘭文化的圖案裝飾中，採用的題材是植物花卉，它常採取繁縟的纏技圖案，以柔美的曲線為主，有規律地展開蔓延狀的花、果，葉、藤等植物圖案。這種特徵和審美取向同樣體現在了永樂、宣德時的青花瓷上。
阿拉伯書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裝飾題材之一，它通過點線的搭配和變化無窮的組合，佈局跌宕起伏，具有流暢的韻律美。青花臥足碗、青花無擋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盤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為裝飾，是這一時期富有代表牲的作品。
穆斯林向來比較重視天文學和數學，隨著農業和航海發展的需要，其天文學更發達。數學又與天文學有著密切聯繫，因此阿拉伯的數學也發展到了較高水平。他們創立的幾何形裝飾體系顯示出對數學抽象思維的喜好與理解。從青花瓷的造型到裝飾，幾何形的排列幾乎無所不在。在圖形方面常見的有八角星系列、變體圖形、六角、五角、三角、稜形、圓形、八方、六方、棋盤格、工字等等。
青花瓷器的器型大量吸收了伊斯蘭風格。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青花花果紋執壺，形態新穎，造型精巧，阿拉伯人使用此種執壺洗手或澆花，我國穆斯林稱此種執壺為“湯瓶壺”，並常作為清真食品的標誌而印在清真牌上。山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天順年大同馬氏造”款青花阿拉伯文三足爐和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天順年”楷款的阿拉伯文三足爐，均為阿拉伯地區伊斯蘭教專用的標準器型。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明永樂青阿拉伯文盤座，器身紋飾分3層，中間一層繪變形花瓣紋，上、下兩層繪阿拉伯文及團形圖案，是仿伊斯蘭金屬器製作的。再如土耳其託布卡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琛寶花卉紋花口大碗，其碗口徑達40.5釐米。土耳其託布卡博物館和伊朗阿迪比爾宮收藏的元青花大盤，其直徑最大至57釐米。據明馬歡著《瀛洲勝覽》中記載:“用盤盛滿其飯，澆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見此類大碗、大盤是為了適應與中亞、西亞地區穆斯林的飲食習慣而專門燒製的。
青花瓷器出口大量銷往阿拉伯伊斯蘭地區。元青花現在我國存世中一般多為小件器物，而器型厚重高大、工藝考究的重器珍寶如大瓶、大罐、大碗、大盤等國內存世較少，而在中東、西亞及東非沿岸還有所存留。由此可見，元、明時期，中國與阿拉伯、伊斯蘭地區經濟、文化之間交流的程度之深、範圍之廣、次數之繁都已達到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