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禪宗從山林走入城市和從“農禪”到“官禪 ”、“文禪”的起點——安徽省太湖縣
樸老故里 佛教聖地
--試論太湖縣對我國禪宗文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週會明
太湖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縣。早在殷周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在這裡拓荒創業，春秋戰國時期，太湖曾是吳、越、楚等國的屬地，漢屬皖地。南朝宋武帝時建縣，始名太湖左縣。隋開皇初年，更名為晉熙。隋開皇十八年（598）定名為太湖縣，縣名一直沿用至今。是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的故鄉。
太湖縣地理區位十分優越。位於安徽省西南部，前有長江黃金水道，後有巍峨的大別山，一條古驛道從東至西，沿大別山邊緣穿境而過。是中原進入湖北、江西、廣東等地的必經之路。在社會動盪、交通不便的古代，太湖縣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商賈雲集，經濟富饒。各種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太湖相互撞擊、融合，在歷史長河的累積中，地方文化底蘊深厚，特別是佛教文化，更是源遠流長。早在晉代大興年間，天竺高僧佛圖澄率弟子來到太湖寺前鎮建佛圖寺。佛圖寺不但是外來僧人在太湖縣所建的首座佛教寺院。也是太湖縣乃至江淮地區有文字記載的首座佛教寺院。佛圖寺的建設，標誌著佛教文化在晉代就正式傳入太湖縣，傳入江淮地區。
也許是因緣巧合，也許是太湖這塊土地特別適合禪宗文化的發展，據《大正藏》記載，從北周至宋，先後有禪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五祖弘忍、六祖弟子本淨禪師，臨濟宗八代傳人、臨濟宗楊岐派二代傳人白雲守端、三代傳人五祖法演、曹洞宗六代傳人義青投子等十九位大師在太湖開設道場，培養了慧勤、克勤、清遠和道楷等一批傳燈人才。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在太湖四面庵隱居過一段時間，宋代大文學家郭祥正曾追隨白雲守端，成為白雲守端的一位大弟子。太湖縣為我國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四次佛難”，其中，太湖縣在“兩次佛難”事件中，保護和推進了佛教的發展。
我國曆史上先後發生了“三武一宗”四次佛難事件，分別是北魏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道二教、唐武宗滅佛和後周世宗滅佛。太湖縣因獨特的區位、純樸的民風和濃厚的佛教氛圍，在北周武帝滅佛、道二教、唐武宗滅佛等兩次“佛難“事件中，保護和支持了佛教的發展。
1．為避北周武帝滅佛，禪宗二祖慧可輾轉南移，來到太湖縣獅子山，太湖縣在關鍵時期保護了剛剛傳入不久禪宗文化。
北周武帝在位十八年間（561-578），我國佛教繼“北魏武帝滅佛”後，又經歷了一場空前劫難。開始，周武帝宣佈佛教為末教，後乾脆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詔令發佈之後，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把廢佛運動在原北齊境內鋪天蓋地地發動起來。結果，四萬多所寺廟賜給王公作宅第，一切經像盡毀於火；寺院財產，簿錄入官，200多萬僧尼全部勒令還俗。
為保存和傳揚禪宗，已年逾古稀的慧可不得不離開當時的佛教中心中原，輾轉南移，於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來到薛義河旁的獅子山，“躍過在三湖四澤中，一肩擔月上九龍。龕得葫蘆可禪定，榻依岩石司能空。禪衣破處裁雲補，冷腹飢時飲露充。物與民胞共寒暑，調和風雨萬邦同。”在太湖縣獅子山附近山民的暗中保護下，開闢道場，靜候時局變化。
獅子山雄踞河津，三面環水，南臨深潭，即“濯錫潭”。乾隆26年《太湖縣誌》記載：“濯錫潭，縣西北七十里，二祖洗錫處。”大師坐禪於葫蘆石。此石僅底部與石壁相連，突出於峭壁之上，且只能容得一人跌坐。乾隆26年《太湖縣誌》記載：“葫蘆石，在薛家河，相傳二祖秘記存焉。”二祖在獅子山野餐露宿，參禪打坐，至今，獅子山留下了二祖禪床、仰天鍋、藏經洞、黑洞、亮洞、不涸泉、清靜龍、潑水坡、對弈石、成佛崖等聖蹟。開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傳衣石旁傳法於三祖僧璨後“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說法”。（《佛祖統記》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太湖獅子山駐錫三十一年，並傳衣缽於三祖僧璨，在太湖縣完成了傳法使命。
2．為避宮庭內鬥，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輾轉南移，值“唐武宗滅佛”期間，隱居在太湖縣四面庵。太湖縣在關鍵時期，既保護了李忱的安全，又使李忱認識了佛教的重要性，使剛經劫難的佛教在大中年間，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唐憲宗在位十九年（841-860），據史書記載，唐憲宗開始是一個有為的皇帝，但由於“安史之亂”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力迅速衰退。為保去大位，唐憲宗在位期間，首先發起了滅佛事件。
唐武宗滅佛，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佈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使佛教遭受沉重的打擊。據日僧圓仁目擊記述，黃河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聖蹟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江南地區，也是“剎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編》卷一○八)的狀況。
唐武宗在這期間，對當時的光王李忱進行排斥和迫害。
唐宣宗李忱是唐憲宗的第13子，穆宗的弟弟，敬、文、武宗的叔叔，始封光王。為避皇室爭鬥，李忱在宦官的幫助下，遁出長安，削髮南遊，這期間，他來到太湖縣四面山四面庵，在四面庵僧眾和太湖人民保護下，古佛青燈，韜光養晦。宋觀年間（1107-1110年）太湖知縣孫勰記雲：“大中帝者，宣宗也，其微時嘗避禍削髮為比丘。周遊天下，築庵隱於是。”四面寺前小橋下有一小瀑布，李忱曾面對瀑布有感而發，題《泳四面山瀑布》：“穿山度石不辭勞，到底還他地步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做波濤”。李忱回朝當上皇帝后，仍念念不忘四面山和四面山上的四面庵，念念不忘在危難中幫助過自己的佛門僧尼，從此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廢除了唐武宗的“滅佛”政策，在位期間廣修天下寺院，
《佛祖統記》載：“大中十二年，敕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寺塔。”太湖縣廣大紳士即遵旨大興土木，於大中十三年（859年）建成了七寶莊嚴的大中寺。建成了磚制的七層、高數十米的開山祖師法智禪師塔。宣宗為表達對四面山的銘記和對佛教的尊重，批准朝庭不遠萬里，從京城運來了12根方形大理石柱，做為大殿立柱。用宣宗的年號做為寺名，將四面寺改為大中寺。
後人曾對唐宣宗的評價是，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這與宣宗在太湖隱居過一段時間，深入瞭解民情、民意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
二、禪宗在太湖開始起步，又在太湖發展壯大，並且形成具有中華特質的禪文化。
二祖慧可來到太湖，禪宗開始了本土化進程，繼六祖慧能後，相繼分出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仰溈宗、法眼宗等五個宗派，其中臨濟宗又分出了楊岐與黃龍兩個宗派。經過歷代傳承，目前，“五宗七派”中僅存臨濟宗楊岐派和曹洞宗，其餘各宗各派已相繼滅絕。而臨濟宗楊岐派與曹洞宗是在太湖縣發展壯大起來的。
1．禪宗是在太湖開始了本土化進程，又在太湖使人們初次認識了禪宗。
慧可本來就是一位博覽群書，精通儒、道和玄學的大師，在太湖期間， 他在達摩印度禪“壁觀”和“四行”基礎上，吸取了中華儒、道文化的精華，他提出了禪宗的宗旨是“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其中包含了濃厚的道教思想。道家認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世界萬物的根本，“道”是以無形無為創生和化育萬物。 因此，慧可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思想，突出了“人”的作用，人不能被動地順應環境，要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來改變環境。實現“物與民胞共寒暑，調和風雨萬邦同。”目的。
慧可還在太湖獅子山以及獅子山附近的三千寨、司空山等地開設道場，向大眾弘揚禪宗宗旨。相傳慧可曾在三千寨獅子巖開設道場，接引大眾，並在三千寨留下“涉過荊陽碧湖中，仰天摘月在絕峰。神光喜若盤聖地，斷臂緣份此山行。”詩句。太湖縣獅子山附近民間流傳的“靜坐常思己過，人前勿議人非”，其實就是慧可向大眾的開示。達摩在我國，雖然先後有道育、慧可、尼總持等弟子，但他並沒有向社會大眾傳授禪宗。因此，慧可在太湖縣開設道場，弘揚禪宗宗旨，使大眾初次瞭解禪宗，認識了禪宗。太湖縣是我國禪宗第一道場。
2．太湖縣哺育了臨濟宗楊岐派。
1054年，30歲的臨濟宗八代傳人，楊岐派二代傳人白雲守端禪師（1024-1072），隻身一人，渡過長江，從九江承天寺來到太湖，先在法華寺小住過一段時間，後“及遷白雲” （《佛祖歷代通載》卷19），以後再沒有離開過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在這裡開設禪宗道場達17年之久。在海會寺，守端在楊岐方會的“四一法門”的基礎上，從入處、出處、了處、用處等方面進一步豐富了楊岐方會的禪宗思想體系。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禪師，還有著名詞人郭正祥居士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門庭最盛，對楊岐宗的發展貢獻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後住持過太湖縣四面寺、潛山縣太平寺和太湖縣海會寺，晚年才離開海會寺住持湖北黃梅五祖寺。在“在舒郡二十七年。三處住院。”《五祖法演語錄卷三》。以在海會寺生活的時間最長。五祖法演在海會寺期間，“每日起來，拄卻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柏，擔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雲田”（《五燈會元》卷十九），融合禪宗各派特點和太湖縣優秀的地方文化，使楊岐宗宗風更加機鋒、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眾，門下弟子眾多，龍象輩出，最傑出的弟子有“佛鑑慧勤（1059-1117）、佛眼清遠（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門三傑。臨濟宗楊岐派在太湖得到了發展和壯大。
3．太湖縣哺育了曹洞宗，
曹洞宗值唐末洞山良价開宗後，到宋代後，由於無高僧傳承法脈，而進入“百年孤獨”期。曹洞宗五傳至大陽警玄（943-1027），雖然大陽警玄機警、聰慧，仍然門下靜如止水。面對曹洞宗的發展態勢，大陽警玄“嘆無可以繼其法者”（《禪林僧寶傳》卷十三），為找到承擔大任的傳燈人才，“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歷代佛祖通載》卷十九）為記，託付給前來拜訪的臨濟宗高僧浮山（今樅陽縣）法遠禪師（990-1067），代尋曹洞宗傳燈人才。浮山法遠禪師接受大陽警玄的委託後，歷經二十餘年，於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始擇中自己的高徒義青投子（1032-1083），“以大陽皮履布裰”交給義青投子， “續洞上之風” （《歷代佛祖通載卷19》）。使斷絕三十七年之久的曹洞宗法脈得以延續。義青投子學成後，曾到廬山參學過一段時間，“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八年遷投子山”（《歷代佛祖通載卷19》）義青投子在海會寺期間，將臨濟宗楊岐派的宗風、中國儒文化和太湖縣優秀地方文化融入到曹洞宗中，豐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同時在海會寺培養了一批傳燈人才，傳燈錄中記入義青投子門下翮法弟子有八人。其中以芙蓉道楷（１０４２－１１１８）最為傑出。因此，太湖縣在關鍵時期，哺育了曹洞宗，使曹洞宗具有了生機和活力
4．北宋後期，太湖縣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禪宗道場。
據《大正藏》記載，北宋後期，值白雲守端禪師駐錫太湖開始，先後有白雲守端禪師、義青投子禪師、龍門清遠禪師、四面山 、法秀圓通等幾代禪師先後在太湖海會寺、大中寺、龍門寺、法華寺接引大眾，擴建道場，接引大眾。一大批學人從山東、四川、福建、湖南、江西等地沿古驛道紛至沓來，這其中，既有日後為我國禪宗文化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道楷、法演、克勤、慧勤、清遠等大師，又有宋代文學巨匠郭禪正。太湖縣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海會寺、四面山大中寺為中心，聯結真乘寺、龍門寺、千佛寺、獨阜寺以及潛山太平寺、三祖寺和湖北省黃梅縣五祖寺等沿古驛道在國內極具影響，與江西選佛場相呼應線狀禪宗大道場。太湖也一時成為我國禪宗文化發展的中心。
三、禪宗從太湖開始，真正地走進了山林；又是從太湖開始，真正地走出了山林。
1．慧可駐錫獅子山，標誌著禪宗真正地走進了山林。
慧可在得到達摩衣缽後，曾在當時北方重鎮鄴城有過一段時間的辨法過程，為避“北魏武帝滅佛”之災，慧可於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來到太湖縣薛義河旁的獅子山，標誌著禪宗真正地走進了山林。開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傳衣石旁傳法於三祖僧璨時，慧可囑咐僧璨“你受吾教，宜處深山”。三祖僧璨牢記慧可教誨，隱居在舒州的皖公山（今安徽境內），“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歷代佛祖通載》。從唐到宋，後歷代禪宗大師都是以山林為依託，遠離官府，農禪一體，這在社會動盪的年代，確實有力地推進了禪宗的發展。
2．值克勤、清遠、慧勤等“佛門三傑”和道楷等大師走出太湖，標誌著禪宗從此走出了山林。
清遠學成後，一直住持太湖縣龍門寺，晚年曾在和州褒禪寺、南京蔣山寺等地開設道場，接引大眾。慧勤學成後，住持潛山太平寺。而克勤學成後，於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7）回四川省親，遇上了成都官吏郭知章禮請他在六祖寺開法，隨後住持成都昭覺寺。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克勤離開四川至荊南，與當地名士張商英頗有交往，後住碧巖寺。在碧巖寺期間，克勤編寫了後人稱為禪林第一書《碧巖錄》。此後，又遷居道林，遇上樞密院鄧子常請徽宗為他賜紫衣與法號，旋奉旨出住金陵蔣山寺。不久又奉旨補天寧萬壽寺住持，並被徽宗詔見。南宋建炎初年（1127）高宗駕幸楊州，詔克勤入對，遂賜“圓悟”法號，改住雲居，最後，又領昭覺寺住持。克勤一生輾轉江南弘法，加上他獲得了統治者的褒獎，因而為他弘法帶不了極大方便。他馳騁其出色的文才作為弘法的善巧，接引了天下不少禪門納子，使得門下龍象輩出，其弟子在燈錄中三十一人，其中未列入的不計其數。且他門下有徑山宗杲與虎丘紹隆這樣的高足，遂使楊岐一派大大地超過了黃龍派，也勝過了五代至北宋時期盛極一時的雲門宗的法度。成為我國禪宗的主流。《叢林盛事》載“黃龍、楊岐二宗，皆出於石霜茲明，初，黃龍之道不振，子孫世之，皆般般不減大師之數，自直淨四傳而至塗毒。楊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會，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門戶，故今天下多楊岐之派。”通過他們，使楊岐宗走出了太湖，走向全國，並傳播到日本等東南亞地區。臨濟宗楊岐派已成為禪宗的正脈。
芙蓉道楷，“沂州（今山東臨沂）人，少辟穀學道，後遊京師，試《法華》得度，具戒遊淮西，時義青住白雲山海會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佛祖歷代通載》卷19），先後住持安徽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陽等地寺院。宋徽宗崇寧二年（１１０３），住持京城淨因寺，後五年移住天寧寺。“隨侍者猶百餘人” （《佛祖歷代通載》卷19芙蓉道楷門下著名者有子淳、法成、惟照、元易、自覺、禧浦、齊璉、善秀、法燈等人。其中以丹霞子淳和淨因自覺著名於時，亦且傳世久遠。
曹洞宗歷代傳人中，超出江西、湖南、安徽，長期住持帝京者，道楷為第一人，“以1064年義青投子接繼法脈的戲劇性情節作這分界線，此後就是曹洞宗真正展開生機的年代。芙蓉道楷是曹洞宗的中興之祖。以他為新的歷史起點，曹洞宗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呈現出梯次的發展局面。”（《禪宗宗派發展源流》）
因此，“佛門三傑”與道楷離開太湖到全國各地弘法，標誌著禪宗真正地走出了山林，走向全國。太湖不但是我國禪宗的發祥地，也我國禪宗走出山林的起點站。
值明代以後，我國禪宗活動區域已轉向城市，但在濃厚的佛教文化氛圍下，太湖縣佛教文化進一步向民間滲透。據民國十年《太湖縣誌》記載，至民國十年（1921）太湖全縣已有大小寺庵124座，其中在明、清兩朝新建了91座。建國後，經過調整，全縣仍有大小寺庵46座。大師們雖然已經離去，但他們給我們留下許多具有哲理性的教誨。克勤離開太湖回四川省親，五祖法演告誡他：“大凡住院，為已戒者有四：第一有勢不可使盡；第二有福不可用盡；第三規矩不可行盡；第四好話不可說盡----好話過多，遭人輕視；規矩過多，必然繁瑣；貪圖富貴，必然孤立；威勢用盡，必遭災禍。”（《禪林寶訓》）五祖法演住持海會寺時，曾致書住持四面山大中寺的高徒清遠大師：“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缺一不可。惠而不德，則人不信；德而無惠，則人不懷。”（《禪林寶訓》）清遠大師曾在龍門寺向大眾開示：“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大師們的這些思想對於現代社會，怎樣做好人、做好事以及構建和諧社會仍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中華禪宗 起於達摩 承于慧可 轉自白雲（守端） 合於海會
古舒州是中華禪宗大道場，世界禪宗發祥地。太湖縣是中華禪宗開花散葉的起點之一，海會寺是“一花五葉合而為一”的轉折點。
白雲守端之後，佛門龍象輩出，投子義青與佛門三傑在舒州等地弘法，從而讓中華禪宗再度中興 ，“臨天下、曹半邊”到世界傳播，海會寺是禪宗中興從“農禪”到“官禪”的轉折點，培養人才模式也從“禪堂”升級為“禪院”，此階段僧才成長與士大夫、朝廷密不可分。
中華禪宗從避世單傳走向入世弘法、從山林禪院走向城市廟堂都離不開太湖縣這一禪宗母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