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自身体力行到精神寄托 ——从读《刘生》《侠客行》谈起

侠文化:自身体力行到精神寄托 ——从读《刘生》《侠客行》谈起

侠之大者(图片来自网络)

引发我对侠文化的思考是源于之前朋友讲初唐四杰时,提到的两首同名诗。这两首诗分别是:

杨炯《刘生》

卿家本六郡,年长入三秦。

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

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

卢照邻《刘生》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读罢诗,首先好奇刘生是何许人也,为何两位诗人会同时为他写诗。经百度一查,原来南北朝时徐陵、江总就写过刘生诗,韩愈也有一首《刘生诗》,宋元明清更不乏歌咏刘生的诗作。歌咏“刘生”俨然成为一种历代传承的文化现象。

从历代歌咏内容看,刘生的形象自始至终都被塑造为豪侠。但是每位诗人对他却赋予了各自想象中的含义。单说杨卢二人的诗,杨炯着重于生平,写他生于江东,仗剑于三秦,快意恩仇,名重公卿;卢照邻着重于侠义,写他重诺轻生,为知己舍生忘死的精神。两诗虽不算精彩,但“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两句却十分出彩,可称得上一句定鼎的作品。

仗剑天涯在唐朝似乎很流行,大唐盛世也激发了很多人怀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写游侠形象的作品在唐诗里频频出现,最著名的要数李白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首诗以《魏公子列传》里侯赢,朱亥助信陵君救赵的故事为蓝本,歌颂了侠士见义勇为,为知己死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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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图片来自网络)

从以上所举的几首写侠士的唐诗里可以归纳出古代侠士的两种存在形式,一种为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一种为后人想象寄托的。以个人当前浅见,这两种存在形式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存,但是却呈现出单方面的此消彼长,既真实存在的侠士从原来的地位高、集团化、权力大、影响广泛逐渐被弱化、被消解、成为个体化、范围小的底层个人,而人们想象寄托的侠士形象却日益丰满,甚至被神化。这种表述不需要太多事例来佐证,单就我们日常认知就感受得到。比如不看四公子列传,几人知道信陵、孟尝、春申、平原四君呢?不看《游侠列传》,几人知道郭解、朱家、季布、剧孟呢?现如今多数人能举出来的侠士基本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因此个人认为古代中国以侠士为代表的侠文化,是慢慢从身体力行转换为精神寄托的,这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对其成因,但限于学识无能做学术讨论(就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翻阅钱穆先生《释侠》、余英时先生《侠与中国文化》、陈平原先生《千古文人侠客梦》等文献),甚是抱歉。然而关于刘生和魏公子所代表的两种侠士存在形式和转换过程,对后世文人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倒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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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图片来自网络)

说到侠士,我们不得不提到侠义精神。因有这股精神,侠士才名副其实,因传承这股精神,才积累出文化底蕴。关于这种精神,太史公那段堪称标准概念的描述最常被引用: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侠士可分为卿相(庙堂)之侠和布衣(江湖)之侠,虽有身份地位之别,但奉行的标准同样符合太史公的描述。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和包容,不管哪一种侠士,其实都不受当权者的喜欢,甚至成为打击的对象。

例如身为卿相之侠的代表人物——魏公子,是一位令人惋惜的悲情贵族。《魏公子列传》一文“公子”二字一共出现一百四十七次,可想而知太史公几乎是抱着公子大腿写的。在战国四公子的传记里,唯有信陵君没有出现污点,几近完美,但也是最令人唏嘘感慨的一位。公子礼贤下士,冒死救难,侠肝义胆,但因为功高盖主受猜忌,一身正气和才干只能消磨在放纵声色中,自废武功,“娱乐至死”,抱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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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魏公子(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身为布衣之侠的朱家、郭解等是一股可以影响到政局稳定的不可控力量。他们管控着皇权染指不到的地方,有些甚至有黑道背景,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遭受苦难或者不公的民众打抱不平,起到充当底层民众保护伞的作用。虽然他们有才干,有势力,有产业,有人拥护,但是非法的身份、对时局的影响和有不可控的权利注定了他们必定受打压,不可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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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不管是作为庙堂之侠的魏公子还是身为江湖之侠的朱家、郭解,都是不得善终的,并且这种情况在历史长河中愈演愈烈。随着时代发展和政权的巩固,侠士慢慢失去作用并消失。当弱小国家无力对抗强国压境、底层受迫害者感受不到当权者的关照,甚至还被欺凌时,侠士和侠义精神就被想起,甚至成了追求与渴望。《道德经》中“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章的思想逻辑或许可以作为这种现象形成的理论推导吧。

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渴望现实中有那么一位急人所难,为国为民但永不消失的侠士在。所以如“刘生”这种想象寄托之侠应运而生,人们让他们往最完美的方向演绎,让他们的人生只有辉煌没有落魄。但这终归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陶醉,不是真实的人生,也无法让人们由衷的喜欢,所以“刘生”虽然被历代歌咏却从未深入到普罗大众的记忆里。反而是那些带着悲剧色彩被塑造出来的侠士更让人念念不忘。或许古典文学里的风尘三侠、梁山泊、三侠五义比较久远,但是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如萧峰、郭靖、张无忌、令狐冲、袁承志等应是现代人耳熟能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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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忌(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就挺像魏公子,这个名字看来也是金大侠有意为之的(公子名无忌)。张无忌武功天下第一(公子才干和声望也是首屈一指),为人仁义,以德报怨(救六大门派与公子救赵同出于侠义之举),正当登九五(小说里的明朝开国元勋都是明教教众),却被朱元璋耍一点小伎俩就窃取了革命果实,落得闺房画眉(闺房画眉典故来自汉朝张敝,刚好也姓张,公子最后郁郁而终于温柔乡里)。

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虽然不能等同对比,但是作者在虚构人物故事时,很多方面却不自觉的与历史人物生平相似。这一点可以说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以说是我牵强附会,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化基因让后人有意无意的往同一方向走,去追思,去鸣不平,去还原事实,去唤醒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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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群侠(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一厢情愿的想象对衰落的侠文化于事无补,从两千年前的侠士到二十世纪的金庸小说人物,无不在证明侠文化从身体力行的实体向精神寄托的意象转化的事实。人们不禁会问为何普罗大众心里认为代表正义良善的侠士会成为历史的悖论,是非善恶到底有没有标准?

世间善恶好坏似乎跟个人才干无关,没有恒定标准,信守“仁义道德”也很难得到善报。太史公书时常出现类似的疑惑,特别是写《伯夷列传》几乎半篇是在发问疑惑,金大侠笔下人似乎也是一连串的善恶果抱的疑问,《连城诀》《笑傲江湖》最能体现。令狐冲被冤枉逐出师门后满心死灰的举动,似乎跟魏公子饱含愤恨只能麻醉于寻欢作乐中一出无两。仿佛当行无悔,于心无愧,卓然一伟丈夫,“纵死犹闻侠骨香”,成了历史和小说中那些一心向尚,却不得善终的人物内心自我安慰的托词。

讨论到这里,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遗憾和伤感。我们不禁要问,侠文化的每况愈下、一蹶不振难道是不必可惜和无法挽回的吗?难道它没必须走出精神寄托,重回身体力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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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三侠(图片来自网络)

首先从生灭角度讲,或许可以认为侠士的存在是社会建构初期的衍生品,随着社会规范化、法制化、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慢慢淡出民众的视野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从奉行的原则讲,身为侠士,仁义忠信是必备的,见义勇为是必须的,舍生取义是随时的,不计较得失是日常的,不仅符合古代先贤提倡的思想,而且亲身践行,后来被并到儒家传统中,失去独立地位,慢慢式微。这或许解释了历史上侠文化衰落和转化的部分原因。但到了摒弃儒家传统,人们对仁义忠勇诚信观念淡薄的当代,为何侠文化依旧无法东山再起,展示它正义光辉的本色呢?如今的社会里充斥着各种胡作非为,肆意妄为的举动,寒了不知多少原本怀有匡扶正义的人心,社会的集体冷漠,更令处于单打独斗的正义之士心灰意冷。在一个有操守有道义有良知的社会里,侠士们被马放南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社会变得没有原则时,侠士竟然万马齐喑却令人始料未及。纵使不提倡侠义精神,出现这种现象难道不该反思吗?

有一段时间由于武侠热,“侠文化”被一些学者提出并做了相关研究。通过学术研究,学者希望梳理出一套完整的侠文化理论,从而挖掘出它原本的精神内核和力量,来支持正义和鼓励社会公正。然而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的风靡,反而让侠文化成为当代人的精神鸦片而被消费。多数民众依旧错认为它就如同漫画、科幻一样是人为想象并创造出来的娱乐产品,因此不会意识到它的文化根基和存在意义。人们似乎觉得行侠仗义只适应于幻想世界,把它推行到真实世界中反而会不合时宜、格格不入,但内心却充满渴望和期待它的存在。从而更助长了类似“刘生”这种想象寄托的形象的泛滥,而魏公子、郭解、朱家却从未再现过。难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侠文化:自身体力行到精神寄托 ——从读《刘生》《侠客行》谈起

图片来自网络

原本只要一些人愿意对社会的不公、不法、不义进行抵制、并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社会正义的天平不至于像如今这样的倾斜。社会中其实不需要名正言顺的侠士实体存在,只要原来坚守的正义良善重新得到推崇,社会风气就能被净化。当普通民众喜欢并拥护这股风气,他们本身也就成了侠士,可惜这种情况不管是外在表现、精神认可还是思想意识都无法形成有效的诱导。难道这能不让人遗憾和沉思吗?

侠文化:自身体力行到精神寄托 ——从读《刘生》《侠客行》谈起

霍元甲(图片来自网络)

显然现实不尽人意,我们的追问依旧无解,最后只剩下寄托,不绝如缕的寄托,历史的悖论在无尽绵长中循环着。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士阶层是汉朝之前特殊的存在,它的影响足够震动时局,所以史书把它记录下来,后世无此类现象,是因为后世游侠没有影响力(这是太史公的卓见,但不能说是别出心裁)。侠士群体在现实中慢慢衰落,走入了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依旧无法走出来。像《虬髯客传》、《红拂女》……无数的“刘生”成了符号流传下来并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与其说是世人对侠文化的坚持与歌颂,不如说是对它的惋惜和惆怅,同时心存悲情,也自我麻醉!

侠文化:自身体力行到精神寄托 ——从读《刘生》《侠客行》谈起

——20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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