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謝爾登劇院的校長年度演說
在10月初，牛津大學校長路易斯·理查德森（Louise Richardson）教授在牛津大學謝爾登劇院（Sheldonian Theatre）發表了年度演說，她針對牛津大學在過去一年的抗疫努力、研究創新、機構發展，以及戰略目標中的招生公平、全球角色、可持續發展等多個議題進行了回顧總結。歡迎閱讀以下演講全文中文翻譯（標題為編者從文中摘選）：
牛津大學校長2020年度演說
各位同事，感謝你們抽空出席大學議會會議，聆聽我的年度演講。年度演講是一個傳統，回顧大學過往一年的成就，也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尤其感恩，今天的會議能在寬敞的謝爾登劇院舉行，讓大家可以保持社交距離，避免感染風險。今年，我們必須捨棄以往在牛津圖書館議政廳（Convocation House）發表演說的傳統，這在某種程度上略帶諷刺意味，因為在17世紀爆發大瘟疫時，倫敦議會轉移到了牛津議政廳進行會議。當時，牛津大學的成員也同樣被要求保持社交距離，我們的學者也跟現在一樣，站到了帶領全國抗疫的前線。
往年位於圖書館議政廳的校長年度演講
新冠疫情
今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是忙於撲滅如燎原野火的全球疫情，並在險峻的新環境下，繼續推進重要的研究、教學和行政事務的一年。首先，我想花點時間，向你們和所有的教職員工，致上牛津大學最誠摯的謝意。我首先要向我們的保潔人員道謝，是他們在第一線確保我們能安全使用學校各個大樓。這次疫情危機帶來的一個正面效應，就是讓所有機構都更深刻地認識到，我們的日常安康依賴那些默默無聞，卻舉足輕重的無名英雄。今天，我想特別向那些讓燈火通明、電腦網絡穩定、保持給學生和教員提供建議的同事們道謝。他們是我們的看護者和守護者，支撐起了我們共同參與和分享的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相信，我們所有人在疫情期間都有失去的體驗。有些人可能被新冠病毒奪走了親友，我的心與你們同在。即使沒有親友離世，大部分人也感受到失去了某些自由——不受限制的旅行、使用一些圖書館和實驗室、出席會議，與朋友同事無拘無束地社交。我們都想念學術生活中微妙的化學反應，有時食堂裡或走廊間的偶遇，可以帶來重大的啟發。我們的家多了很多不同的功能：有時候是幼兒園、學校、圖書館、辦公室、理髮店和健身房。而獎學金為很多人解決了燃眉之急，特別是那些需要照顧別人的人。我理解過去六個月面臨的未知數和劇變，可能已讓你感到筋疲力盡。可是我也知道，我們從疫情裡學到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疫情中牛津大學展現了自己最好的品質和能力。因此，雖然無意淡化上個學年面臨的巨大挑戰，我仍然想慶祝牛津大學取得的成就，並且以積極甚至稱讚的口吻分享大學正在推行的工作。
在此我想讚揚所有同事在疫情襲來時，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方式作出的巨大的努力，和我們迅速又成功的應對。當問到聖三一學期（Trinity Term，第三學期）的情況時，儘管在艱苦環境下付出很多心力，大多數部門表示向遠程授課的過渡非常順利，有些甚至出乎意料之外。通過預先錄好的講座、網課工具Canvas和線上會議的結合，使學生能夠按計劃完成課程。以下的一些數字，可以讓大家瞭解這項工作的規模：在聖三一學期一個月的時間內，我們通過軟件Panopto向學生提供了61000小時的內容，而學生對這些在線內容也非常滿意。在學生評價中，對線上導師（tutorials）和督導環節（supervisions）的滿意度高達80%，對錄製講座的滿意度也達至75%。這是一項非凡的成就。
舉行線上考試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成就；超過18000名學生在10星期間完成了逾千場考試。在線考試計劃確保在這一非常時期能有可靠、可持續的網上考試服務，也會為考試院未來的線上考試帶來更多選擇。
現在判斷疫情對牛津大學的財務影響還為時過早。我們最初估計第一年會因疫情損失9000萬英鎊，主要因為學費和研究經費以及來自展覽、會議及交易的收入減少。此外，我們必須投入資源來迎接米迦勒學期（Michaelmas Term，第一學期），為教職員和學生提供新冠檢測，改造校園的環境，為研究生的科研延期提供資金，以確保他們有足夠時間完成學業，以及提供更好的“照顧者復工援助金”（Returning Carers Fund）幫助有護理責任的人能更容易回到崗位。我們還對網絡和圖書館系統進行了大量的額外投資。
幸運的是，牛津大學有可靈活支配的財務儲備為後盾，校務委員會已經批准大學從儲備金裡撥款6000萬英鎊填補損失。正因如此，我們不用像其他一些機構那樣採取更激進的財政手段，並保護我們的教職員工。我們通過節約開支來增加儲蓄，將原本計劃的一些基建支出延後，暫停員工招聘及優異獎金髮放。牛津大學將繼續全力保護所有現有的崗位，繼續推進符合牛津生活成本的工資標準（Oxford Living Wage），並確保正在臨時停職（furlough）的員工能夠領取全額薪酬。
我們希望，因預期收入減少而變得保守的預算規劃，和本學期創新高的新生入學人數，會打開經濟復甦的序幕。儘管如此，我們將對預算計劃保持審慎，時刻謹守牛津大學的使命，照顧好我們學生和教職員工，同時不忘我們對後世的責任。
緊急狀況改變了我們的常態。我相信在各自的腦海中，我們都能想起在過去六個月裡，我們不得不學會的以前沒機會學習的技能。名詞 ‘Teams’ 和動詞 ‘Zoom’ 對我們都有了全新的意義。我想簡要回顧下牛津大學在疫情期間學習到的東西，以及我們如何帶著這段經歷進一步完善未來的工作。
在教學方面，轉變為開卷考試和網上考試的成功經驗，給我們帶來新的經驗。我們現在知道，小班教學和一對一導師課能順利在網上進行：遠程上課的學生尤其歡迎可回放的視頻課，讓他們可以整理筆記，複習難點。我們知道人數較多的班級更難進行線上教學，因此升級了Microsoft Teams的功能，為新學年做準備。我們還對圖書館電子資源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和整合。我們在聖三一學期添置的4000冊新電子書，以及在數字平臺的投入被證明非常值得，會在未來很多年使我們的教學方法變得更有創意。
從心理輔導和職業輔導，我們將一系列學生服務遠程提供並從中學習經驗，這些服務在未來將持續在線提供。我們也將繼續提供優秀的電子資源庫和對外活動。因為疫情，我們必須快速聯繫上有財政或者其他困難的學生——我們完善了我們的安全網，缺席考試學位申請（Declared to have Deserved Honours Degree -DDH）和特殊情況申請制度。牛津大學設立專項基金，來支援因新冠疫情而遇到經濟困難的學生，包括：在聖三一學期提供緊急援助金（Emergency Assistance Fund）以應付突發開支，以及在新學年提供更大金額的新冠困難基金（COVID Hardship Fund）。
曾有傳聞說牛津大學辦事緩慢低效，而我們現在知道，這只是一個傳聞。我們不僅光速調整了我們的教學方式，還同樣調整了我們的科研，而整個世界都從中受益。1月，當大學得知詹納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在艾德里安·希爾（Adrian Hill）教授和薩拉·吉爾伯特（Sarah Gilbert）教授領導下，一直在研究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並且相信他們的研究可以調整來進行COVID-19疫苗的開發時，大學立刻同意從剛設立的戰略研究基金（Strategic Research Fund）中撥款100萬英鎊來承擔開銷，使詹納團隊能夠加速工作。我們判斷，如果研究取得成果，其他資金也會接踵而來。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政府、國際組織和慷慨的個人捐助者合集貢獻了2700萬英鎊，來支持牛津大學的疫苗研發。
在知道了新冠病毒株基因排序的100天內，吉爾伯特教授和她的團隊就有了候選疫苗，使牛津大學疫苗組（Oxford Vaccine Group）的安德魯 ·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和他的團隊能開始臨床試驗。目前，疫苗已成功通過一期和二期的臨床試驗，七月中的結果表明，疫苗不僅安全，並且能有效誘發抗體和T細胞的雙重免疫反應。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當一直嚴格遵守安全規範的疫苗小組，因有一名志願者出現健康狀況而暫停進程時，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但現在臨床試驗已經在英國、巴西和南美洲重啟，我們與全世界一起，滿懷希望與敬意，期盼好消息。
我們在4月30日宣佈與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達成協議，來進一步開發、大規模生產及供應疫苗。一方面，我們努力確保自己不會成為借疫情謀利的一方，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會重蹈覆轍，避免上世紀40年代早期牛津學者發現青黴素後，將所有權利悉數交給美國企業的錯誤。我們要求所有合作伙伴承諾，一旦疫苗證明有效，將以成本價在疫情持續期間進行發放，並將在發展中國家永久地以成本價格供應疫苗。阿斯利康已經同意相關做法，現在正進行全球臨床試驗，並在疫情風險下生產疫苗，這樣如果疫苗證明有效，就能立刻開始供應。
與此同時，彼得·霍比（Peter Horby）教授和馬丁·蘭德雷（Martin Landray）教授正在領導大型新冠療法的臨床試驗RECOVERY。超過12000名患者參與了測試新冠治療藥物的這一研究。在六月，試驗結果顯示，一種價格低廉的常用類固醇藥物——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可以讓使用呼吸機的患者的死亡風險降低三分之一，讓需要氧氣的患者死亡風險降低五分之一。這使地塞米松成為首個被證實能用來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據估計，僅這一發現就已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該臨床試驗還證明，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和洛匹那韋/利托那韋（lopinavir-ritonavir）不是有效的治療藥物，而對其他療法的測試還在進行中。
我們已經知道，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已經證明，除了我們衝在全國抗疫最前線的醫學及科技工程數學研究人員，我們社科和人文學科的同事也做出了寶貴的貢獻。在社會科學領域裡也舉兩個例子：梅林達·米爾斯（Melinda Mills）教授正在研究與口罩相關的社會行為；露西·克洛弗（Lucie Cluver）教授則在調查疫情間的育兒問題。
我們的人文學科學者也在時代背景下，發出強烈的光芒，幫助驅散了當下的焦慮情緒。邁克爾·帕克（Michael Parker）教授針對追蹤接觸應用程序獲得公眾信任需要的道德考量，正在向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提供建議。艾瑪·史密斯（Emma Smith）教授藉由莎士比亞作品中的瘟疫背景，進行疫情研究。海倫·里斯（Helen Lacey）博士則探討如何從黑死病的經驗，預測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後果。
因為所有這些優秀同事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牛津大學的研究聲望達到了新的高度。能與這些研究有所關聯使我們非常自豪。我們的疫苗工作為牛津大學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關注和資金。更重要的是，這些成就強調了大學作為尖端研究的實踐者，向社會提供的重要服務。在大學經常感到要為自身角色辯護的時代，這些研究有力地證明，支持大學進行廣泛研究的必要性，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應對新的跨國威脅，不論是來自傳染病、海平面上升還是網絡犯罪。我們認識到，當你擁有360度的視野，就不會有認知的死角。
機構發展
托馬斯·艾略特(T S Eliot)筆下角色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J. Alfred Prufrock）有一句名言：“我已經用咖啡匙量出了我的一生。”高校排名有時候就像用咖啡匙丈量；它們為數眾多，而且常常引起爭議。儘管如此，我很榮幸彙報牛津大學在激烈競爭中，仍被視為英國頂尖大學，繼續享譽國際。我們2021年再次榮登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榜首，連續五年蟬聯桂冠。今年是我們近幾年來首次榮登衛報大學指南（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榜首。在2021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我們位列全球第四，是排名最高的非美國大學。而錦上添花的是，我們幾周前又被《星期天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評為年度大學。我們得知，獲此殊榮的主要原因包括：在新冠研究上的貢獻，以及在提高本科生多元化上的進展。
這些排名是對我們卓越工作質量的表彰，不論是研究、教學、以及各種形式的生活輔導、行政和技術支持，這一切讓牛津大學的生活成為可能。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牛津是一種貨幣，那它將是黃金般的價值。雖然我們已經習慣在你們身上看到這樣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它們的價值和年復一年保持這樣高水平研究教學的驚人成就，卻是絕對不容小覷的。我們繼續名副其實地，在成功的地基上“添磚加瓦”。雖然很多小型工程遭到延誤，但主要工程的建設與計劃仍然持續進行。漢斯·克里布斯二號樓（Hans Krebs 2），這座生物化學系主樓的建設繼續推進，預計將於明年二月完成。舊的廷伯根大樓（Tinbergen）戲劇性的拆除工作已經開始，新的生命與精神大樓（Life and Mind Building）將於2021年夏季開始動工。新大樓將比廷伯根大樓多出25%的可用空間，會成為實驗心理學系和新的生物系的主樓，也將整合動物學和植物學系（Departments of Zoology and Plant Sciences）。新樓的建築設計符合最近發佈的《大學可持續設計指南（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Design Guide）》裡的性能要求，包括被動節能建築（Passivhaus）原理，這將實現40%的碳減排。
儘管疫情肆虐，新的蘇世民人文中心（Schwarzman Humanities Centre）的規劃仍然迅速推進。我們在二月任命了霍普金斯建築事務所（Hopkins Architects）和知名聲學家伊恩·紐魯斯（Ian Knowles），以確保中心音樂廳的音響效果達到世界頂尖水平。這一年項目利益相關方的會議持續在網上舉行。同時在疫情禁行期間，人文文化計劃（Humanities Cultural Programme）把“大帳篷！現場活動（Big Tent! Live Events）”系列改為線上舉行，並已經舉辦了17場活動，獲得來自23個國家的22000名觀眾參與。在疫情爆發以前，這一計劃舉辦了眾多成功的現場活動，包括與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和其他本地文化組織的合作項目。我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合作來支持藝術節。疫情期間因為活動取消，門票收益大減，讓藝術界格外面臨挑戰。
新的人工智能倫理研究所（Institutefor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將設立於建成的蘇世民人文中心內，並且已經任命了一名所長、兩名助理教授、兩名博士後研究員和兩名博士生。研究所已經舉辦了數場研討會，眾多翹楚齊聚一堂，有哲學家、頂尖技術研發人員和來自商界、學術界和政府的人工智能用戶。我們的目標，是一如既往地站在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最前沿。這一領域的當代重要性可與醫學倫理學相提並論，並將為研究、學習和辯論提供一個跨學科平臺。
創新
被古老夢幻塔尖環繞的牛津大學，在創新領域表現卓越。我很欣喜地宣佈，在我發表演說的此刻，從2015年開始啟動的牛津科學創新基金（Oxford Sciences Innovation-OSI）已經產出了200家衍生公司。這些公司從2011年起成功吸引外部投資32億英鎊，僅過去12個月就吸引了八億五千六百萬英鎊投資。我們擁有針對單一機構的全球最大的大學風險投資基金。牛津大學科技創新公司（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今年實現了超過3000萬英鎊的收入，其中超過1800萬英鎊將回饋給牛津大學，大部分將通過新的戰略研究基金（Strategic Research Fund）再次投入到基礎研究，並在今年頒發出第一筆研究獎金。在眾多新近的發展中，我們特別為生物科技孵化器BioEscalator感到自豪。它在2018年秋季迎來第一批入駐公司，現在已經有13家公司，僱傭了110名科學家、發明家和企業家。其中四分之一的公司有女性首席執行官，為其他公司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有數家公司成功從BioEscalator“畢業”，遷入牛津科技園（Oxford Science Park）繼續擴展規模。這一孵化器成為牛津郡生物科學創業社群的焦點樞紐。事實上，它的成功已經推動我們展開BioEscalator二期的規劃。
舉一個證明其有效性的例子，在BioEscalator誕生了數個與新冠肺炎直接相關的項目。如今在全國和全球範圍都在競賽，找出一個快速、準確、可靠和低價的新冠檢測方法。我們的學者再次位於比賽的最前沿，而我知道大學、牛津市和英國全國都在為他們吶喊打氣。我們一邊自己研發檢測（多虧戴利·古魯克Derek Crook教授和其團隊的工作），一邊評估他人開發的新冠檢測的表現。牛津大學已承諾一旦檢測可用，就會馬上投入服務。
戰略計劃
1. 慈善捐款
歷史學家米莉安·畢爾德（Miriam Beard）曾經寫道：“樂善好施的成果總是不可估量。”她毫無疑問是對的。在新冠肺炎的崎嶇低谷中，湧出了一股仁慈、慷慨和善意的清泉。這在支持我們新冠研究的小額捐贈人上體現得格外明顯，他們合計捐贈了超過10萬英鎊。在價值2760萬英鎊支持抗擊新冠的捐贈中，有1600萬鎊將會用於醫學研究，610萬鎊會用於設立疫苗研究的教授席位，還有560萬鎊將會用來興建新的流行病預防中心（Centre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我們希望能在疫情結束後建立。
我們還收到了一些格外慷慨的個人捐款。其中魯本基金會（Reuben Foundation）為成立牛津大學最新書院，捐贈的具有變革意義的8000萬英鎊捐款尤為突出。魯本書院將於2021年秋天迎來第一批研究生，從而實現戰略計劃中在五年內至少建立一家新書院的承諾。書院旨在通過彙集來自不同傳統學科的學者和研究生，來為當今時代最重大的問題提供新穎的見解。書院初始的研究主題有：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環境變化以及細胞生命，其中包含正進行的對當前全球大流行的研究。這筆捐款還進一步擴大了現有的魯本獎學金計劃（Reuben Scholarship Programme），獎學金在2012年設立，來幫助來自弱勢群體的本科生。
2. 招生公平
下一個話題是招生公平，今年我們也取得了極大進展。本學期開學的英國本科新生中，有68%來自公立學校，比去年增加了6%，比五年前增加13%。儘管我們尚未獲得今年的數據，但從2015年到2019年，黑人和少數族裔（BME）學生佔比從14.5%增到22%。今年，來自社會經濟最落後的兩類地區（ACORN4 and 5）的學生有4%增幅，這些學生在全體新生中佔比16%，跟五年前相比增加8.6%。這些令人亮眼的數據，也證明了整個書院制大學招生導師們和錄取同事們的出色工作。
今年，我們推出“牛津–阿蘭·漢密爾頓和厄特勒·巴特勒·西姆斯獎學金（Oxford–Arlan Hamilton Earline Butler Sims Scholarship）”。這是我們首次向來自不利家庭背景的英籍黑人學生提供的全額獎學金。我們也同意了在UNIQ和UNIQ+暑期班項目增加一個黑人和少數族裔的班級。
我們將繼續建設更多在線資源來支持年輕人，這包括UNIQ網上平臺（UNIQ Digital）、目標牛劍（Target Oxbridge）和牛津冒險（Oxplore）等項目。在疫情間，這三個計劃都在線開放幫助潛在申請者，特別是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這些學生可能最初不認為牛津大學歡迎他們申請，也不期望會在牛津找到歸屬感。今年我們首次實施的牛津機會項目（Opportunity Oxford），目標幫助這樣的學生順利過渡至大學課程。項目迎來了100個學生參與，而我們計劃在2022年把人數翻倍。
在推動本科生招生公平取得重大進展後，我們越來越注重提升研究生階段學生群體的多元化，也已經取得了進展。新的研究生獎學金基金配捐計劃（Graduate Endowment Matched Scholarships - GEMS）在第一輪就創造了30個新的研究生獎學金，下一輪計劃會在明年繼續。我們也啟動了Crankstart研究生計劃，將為選定的學生攻讀碩士學位提供資助。感謝Crankstart基金會慷慨解囊，讓我們得以將暑假住宿學習計劃UNIX+擴大對研究生獲選人開放。另外，我們非常高興地宣佈將設立黑人學術未來倡議（Black Academic Futures），這個新倡議將為明年入學的英籍黑人研究生設立10份新獎學金，並計劃在未來幾年擴大這一倡議。
3. 種族平等章程
這裡話題進入種族平等章程。2020年是全球抗議警察不公正現象和其他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重要一年。令人鼓舞的是，儘管疫情迫使很多人向內困在家裡，來自所有種族的人都在向外發聲，因為強烈感到我們需要在對抗種族不公的問題上大步推進，大量人群聚集並參與遊行，來強調這一信念。我想借此機會重申，我作為個人和校長都將致力於推動種族平等，讓牛津大學成為一所多元、包容、公平和尊重的機構，不負現代世界頂尖大學之名。
在年輕的時候，我曾經積極參與愛爾蘭的反種族隔離運動，我曾參加聲援納爾遜·曼德拉的遊行，之後也與他一起遊行反對對黑人的政治壓迫。因此在春天，當有人引用我從未說過的話，而一些報紙試圖在校園內外挑起矛盾時，我感到格外痛心疾首。針對是否要保留、重新解釋、更換或封存與殖民主義相關的歷史遺物，可能會在大學內部引發辯論——但與此同時，整個大學絕對團結一致，譴責種族主義，並決心讓其在牛津的未來無立足之地。
為實現目標，我們已加緊行動來反映出我們共同的信念——我們相信杜絕種族主義不僅需要消除偏見，還要持續有意識地推動種族平等。我們目前和未來計劃的行動包括：以我們申請更新種族平等章程（Race Equality Charter Mark）為框架，促進全校討論種族議題和我們可採取的實際步驟。我知道很多這樣的討論已經在各個學部和大學花園、圖書館和博物館部門內進行，但我仍然想看到一個全校範圍的工作小組來召集、傾聽、分享想法、並共同提出建議，來解決大學內部少數族裔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高層，缺乏代表性的問題。我已經邀請兩位分別掌管人事和教育的副校長，安妮·特雷費森（Anne Trefethen）教授和馬丁·威廉斯（Martin Williams）教授共同主持工作小組。
除了增加少數族裔的學生和員工人數外，他們的身心健康也是我們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我們增加了黑人和少數族裔輔導員的人數，新推出了關於種族不平等的網上培訓模塊，也努力在所有委員會中讓黑人和少數族裔群體都有更高的代表性。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通力合作。
我們的社區參與項目，正努力提升牛津本地黑人和少數族裔社群在大學活動中的參與度，另一方面學校也在努力鼓勵牛津市小學生定期探訪校園。在資源和組織方面，牛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TORCH）的“種族與抵抗項目”（Race and Resistance Programme）提供了一個研究樞紐，同時我們通過多樣化基金（Diversity Fund）、範·荷登基金（Van Houten Fund）和約翰·費爾基金（John Fell Fund）的資助，來增加關於黑人和少數族裔群體研究和相關活動的資源支持。我一直將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話銘記在心：“歷史，並非僅僅指代，或在原則上代表過去……相反，歷史的強大力量，源於我們揹負著它前行……歷史實際存在於我們做的一切事情中。”在牛津，蘊藏在建築、景觀、食堂、圖書館和小禮拜堂中的歷史包圍著我們。我們無法完全改變歷史的景觀，但我們可以選擇帶向未來的歷史。我們可以用行動承認歷史的存在，併力求通過個人品格和集體努力來改善未來。
4. 牛津的全球角色
在一個與遠近同事都很難見面交流的時期，在我們即將與歐盟分道揚鑣的前夕，我們值得反思牛津大學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我們的國際聯繫，和這些聯繫在我們現在、過往及將來的基因中應占的比例。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大學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們建立聯繫，並去研究它們、理解它們；可以認為大學是“沒有問題、沒有科目、沒有歷史時期、沒有國家、也沒有個人孤立存在的”思想的精神家園。
國際主義的價值——一種彼此聯繫、通力合作、貫徹始終去解決全球共同問題的方法——在當前的危機中前所未有地彰顯，當自由、公開地共享信息和知識真正轉化為挽救無數生命時。遺憾的是，在同一時刻，國際主義經常被一些政府嗤之以鼻，意圖推動政策用孤立來強化保護主義和身份認同。
我認為，大學有道德和學術責任，去指出現實中的邏輯謬誤，不論是推卸責任、遷怒外來者、還是退出讓各國共同承擔高標準責任的國際協定。我們也可以示範協作的力量。全球疫情凸顯了大學在應對全球危機和迅速大規模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而政府往往發現自己缺乏實際準備。我們擁有專業知識、經驗、基礎構架和現成的國際網絡，來連接關鍵的節點，經常在還沒形成合力之前。
縱觀全校，有超過500名研究人員正進行與新冠病毒相關的研究，大部分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國際合作。霍比教授（Professor Horby）是英國新型與新興呼吸道病毒威脅顧問小組（New and Emerging Respiratory Virus Threats Advisory Group）組長，他從一月初開始，就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合作開發一個國際新冠病例數據庫，該數據庫交由牛津的服務器託管。
納菲爾德醫學系（Nuffield Department of Medicine）的董濤教授正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合作，從基因、分子和細胞層面更深入理解病毒的演變。工程科學系的黃巍副教授和崔佔峰教授一直在研發一種新的新冠檢測裝置，只需加熱塊就可用肉眼分辨檢測結果，特別適合在農村地區使用。
尼克·戴（Nick Day）教授和蓋·斯威特斯（Guy Thwaites）教授參與了在泰國和越南的抗瘧藥臨床研究，保護當地醫護人員不受新冠病毒感染。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教授也一直和包括泰國政府在內的多個方面合作，利用手機數據，通過人口流動限制模型來控制泰國的疫情傳播。
在非洲，牛津大學疫苗組（Oxford Vaccine Group）與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合作，進行了非洲大陸第一次新冠疫苗臨床試驗。與此同時，疫苗組也與聖保羅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共同在巴西開始疫苗臨床試驗。另一方面，動物學系的努諾·法利亞（Nuno Faria）教授一直在協助基因組學和流行病學中心（CADDE）在巴西的項目，目標通過生成快速基因組數據，在疾病爆發成全球大流行之前及時發現。克里斯托夫·弗雷澤（Christophe Fraser）教授和大衛·邦索爾（David Bonsall）教授通過研究證據，向歐洲政府證明了即時接觸追蹤手機應用程式的可行性。莫里茨·克雷默（Moritz Kraemer）博士與來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等機構的專家合作，共同開發包含所有確診病例的實時地圖。特魯迪·朗（Trudie Lang）教授在全球衛生網絡（Global Health Network）上創建專區，通過彙總協議規章、工具、指導和研究標準，來支持實證的形成。
社會科學領域，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彙總編寫了全球政府疫情應對追蹤（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系統性地蒐集了超過180個國家在疫情應對上的不同政策差異。我們的國際聯繫深入大學的每個領域。
我們都知道英國脫歐的實際影響將在2021年顯現。脫歐的影響就像喪親之痛，無論經過多少年的心理準備，當真實發生時還是會讓人深受打擊。牛津大學會全力支援學校裡那些生活和研究將受局勢變化和持續不確定性影響的人。我想再次強調牛津大學和我個人，對不持有英國護照的教職員工及其家人的承諾，大學也會繼續維繫並加強與歐洲和世界學術圈建立的眾多紐帶和夥伴關係。
5. 言論自由
大學具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可以激發、匯聚和檢驗來自不同專業精英學者的想法，並造福人類社會。在我們都還在適應過去數月的公眾恐慌、社交限制和各種鉅變帶來的考驗時，牛津大學對社會的巨大價值從未如此明顯。大學扮演的另一個不顯眼卻同樣重要的角色是倡導言論自由，並提供一個平臺讓多元、彼此對立的思想和觀點可以被公開討論審視。
近年來限制言論自由的狀況讓人擔憂。從近期的“封殺平臺活動（no-platforming campaigns）”到社交媒體上的騷擾、恐嚇和釣魚行為足以讓最敢言的人都不敢力排眾議。政策交流委員會（Policy Exchange）的學術自由調查發現，學生在表達他們認為有爭議的觀點時愈加拘謹。儘管如此，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想在一個能自由接觸不同意見的環境裡學習。我堅決維護牛津言論自由和學術表達自由的驕傲傳統，並推動一個包容開放、即使有質疑反對時也願意去傾聽的社會。輿論支持大學內有言論自由，我們也毫無疑問在校園內外秉持這一精神：這是牛津大學對全世界的另一貢獻。
在各國實施日益嚴格的邊境管制之際，大學必須成為學術自由交流的堡壘。我們必須促進思辯、多元、包容和創新。我們必須持續向外交流。在一個面對面接觸有風險的時期，大學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它讓人們的思想會面，讓他們的語言旅行，也讓他們的工作能夠打破阻擋積極變革的障礙。
6. 榮譽
牛津大學排名的上升完全是眾多同事的工作成果。我很榮幸點名在我們龐大的學術團隊裡今年贏得榮譽和獎項的成員。
本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在演說發佈的）一小時前由瓦德漢姆書院（Wadham College）學者、數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獲得，他與萊因哈德·根澤爾（Reinhard Genzel）及今年獲得我們頒發榮譽學位的安德烈婭·蓋茲（Andrea Ghez）共享此殊榮。
去年十一月，牛津大學因開發創新的貧困測量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政策而被授予英國女王週年獎（Queen’s Anniversary Prize）。2020年的新年榮譽名單（New Year’s Honours List）上有七位牛津學者。有十位同事新獲封為英國人文和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院士，六位同事新獲封為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院士；有四位學者因對科學和醫學的傑出貢獻獲得英國皇家學會頒發的獎章；此外，還有三位英國人文和社會科學院的全球院士將會加入牛津。一隊來自牛津大學的工程師團隊獲頒發英國皇家工程院的院長疫情服務特別貢獻獎（President’s Special Award for Pandemic Service）；也有四位研究生獲得競爭激烈的2020明日之星大獎（Rising Star awards）。我向他們都送上祝賀。
7. 同一個牛津和來年的展望
牛津大學有時候被比作一個國家裡的州聯邦。當內部競爭壓倒合作時，會削弱我們的整體。但是當我們牢記社區的共同利益，在目標和政策上團結一致，就會增強我們集體組織的各個方面，以及我們在世界上的聲音。
沒有比過去半年更好的例子，來證明“同一個牛津”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同書院通力合作，致力於應對和適應疫情下的限制這一極其複雜的任務，同時為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學年制定計劃。書院、學系和大學的同事志願奉獻了他們的時間，犧牲自己的假期，在週末堅持工作，來保護牛津大學的使命，和所有學生及教職員工的健康。
在我們邁進充滿挑戰的新學年之際，我想鼓勵大家繼續保持這種團結精神，為整體利益共同奮鬥。
我們來年的首要目標，必須是守護大學的研究和教學，這是我們存在的意義。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保護學生和員工的健康。疫情不只揭露了社會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還有我們自身所處社群中的不平等。對某些人來說，在家工作或學習非常舒適愜意，但對其他人來說則異常艱辛。作為大學，我們無力解決所有的不平等，但我們會盡全力通過寬容和貫徹始終的政策來支援社區的所有成員。那些政策平衡我們對彼此、對大學，對牛津城，以及對子孫後代的責任。這些政策通過基於證據、各方諮詢和公開透明的流程制定，並且將不斷公開進行溝通。
8. 可持續發展
雖然我們大部分精力都必須投入到應對適應不斷變化的疫情影響中，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今年其他方面的計劃。我已經提到我們為建設更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群制定的計劃。我們也打算更多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或許疫情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就是忽略已知風險的愚蠢行為。從2000年開始，就已經發生了八次近乎全球大流行的疾病，然而當全球疫情終於襲來時，我們依然缺乏準備。氣候變化的風險日益明顯，而我們承受不起無視這些警報的後果。去年這個時候，我提議我們審視我們的實踐和可持續性目標，然後自問做得是否足夠。我們在去年11月召開了可持續性圓桌會議（Sustainability Roundtable），成立了工作小組，訪問了學生和教職員工，得出的答案是響亮的：“不夠”。
四月時，我們以《牛津馬丁氣候意識投資原則》（Oxford Martin Principles for Climate-Conscious Investment）為基礎，宣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系列計劃，正式退出在化石燃料工業的投資，並且和基金經理合作，要求提供在他們整個投資組合裡零碳排業務計劃的證據。在過去的一年，工作組與大學可持續團隊一直在制定一份可持續戰略草案，設定了到2035年實現零碳排和生態多樣性淨增長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我們會在米迦勒學期就策略和達成目標所需的相應政策展開諮詢，希望能在2021年初達成一個讓所有人都引以為豪的新戰略。
9. 慶祝
在頑強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挑戰，和繼續推進招生公平、多元化和可持續性政策之外，我希望我們今年也能花些時間慶祝。我們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事情。我們希望能夠慶祝成功研發有效的疫苗。我們希望能夠慶祝從RECOVERY臨床試驗中獲得更多拯救生命的發現。我們希望能夠慶祝牛津學者為對抗新冠病毒所作出的其它重要貢獻。
我們知道我們能夠慶祝植物園成立400週年和大學圖書館成立700週年。我們知道我們能夠慶祝牛津大學錄取女性學生的100週年。一百年前的1920年10月7日，牛津大學首次接納女性成為大學正式的學位學生。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道義蒼穹的弧線很長，但它終向正義彎曲。”事實上，女性花了長達幾百年的時間，才成功爭取到在牛津大學被授予學位的機會。我們計劃從這個月開始高調、欣喜地慶祝，儘管慶祝可能比預期中安靜，因為很多活動都要移到網上進行。
我個人非常榮幸能夠宣佈，為這一具有意義的百年慶祝的倡議之一，是將以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冠名設立女性歷史學教授一職。知名的非洲裔美國女性歷史專家布倫達·史提芬遜（Brenda Stevenson）教授將成為首位擔任這一教職的學者。有太長的時間，女性被排除在歷史記載之外。感謝60位慷慨的捐贈者，共同設立了這一教授職位的永久基金，也感謝將自己名字贈予這一席位的優秀女性。牛津大學會繼續在教育世代歷史學家的前沿，在歷史中寫回一直屬於女性應該有的記載。
巧合的是，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也於2020年畢業。她是婦女接受教育權利的推動者，在塔利班暗殺中倖存下來，成為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回顧今年的難關和挑戰，以及對逆境新現實的迅速適應，我從身邊年輕人身上受到鼓舞，他們用力量和堅韌擔起責任，以勇氣和想象力迎接未來。今年的牛津大學看上去與去年並不完全相同。現在有了透明屏風和單向動線。我們的座位要保持社交距離，城市的夜生活（據說）也和以往不同。
可是當我環顧四周看今年為大學帶來了什麼，我首先注意到的並非社交距離，而是更緊密的社群。人們在疫情期間作為學者、老師、同事、鄰居以及朋友凝聚一心。不論是為了年邁的鄰居購買日用品，為未能回家的學生提供額外幫助，在隔壁房間照顧幼兒的同時為講座授課錄像，還是日以繼夜研發疫苗，這所非凡大學的每個成員都為我們持續的健康與成功作出貢獻。能成為你們的校長是我的驕傲。
我對你們這一年取得的所有成就和所展現的一切表示祝賀。我們醫學團隊的成功，顯示牛津大學是多麼幸運，我們能夠站穩腳跟，因為有長期豐富的經驗積累；能夠廣結合作，因為在全球都有研究夥伴關係；同時敏捷靈活，這讓我們無需每次都經過無數委員會就能快速決策應對。我們目標要繼續穩固立足、廣泛聯繫並靈活應對未來。
正因有眾多同事出類拔萃的工作，才令牛津大學的研究得以在全球享負盛名。我相信我們應該利用這次機會為了自己和其他高等教育界的同仁，來力爭研究型大學的價值，為大學爭取更多的研究經費。我相信今天這個國家不會有任何人質疑我們專業知識的價值。我想我們也應該借次機會，強調我們的工作不只在於研發疫苗和培養未來的科學家，還在於為思考和學習提供肥沃的土壤，讓創想能夠從不同領域學科中生長，互相跨界雜交，種下新的種子。現在是時候提倡對大學產生的“價值”有更宏大的理解。大學的意義不應該用高薪的畢業生、研發專利和衍生公司來定義，雖然這些都有其價值。大學的另一個意義，在於通過成為啟蒙力量的網絡，使人們對人際關係、社群自我認同和全球責任感有更豐富的認識。
這次的危機讓我們看到，作為研究社群，我們可以極其迅速地行動，來解決全球範圍的緊急挑戰：我們可以籌募資金，可以集結團隊，我們名副其實地做到世界領先。
這次的危機也讓我們看到，我們社群的巨大力量和人文關懷。人們盡力主動去幫助無法歸家的學生，為自我隔離的人張羅日用品，為獨居的同事送去美酒。面對挑戰，你們用傑出思想家的創造力和學者間如家人般的情誼，互相尊重和依靠，一起渡過難關。
我非常有信心，這些同樣品質會繼續支持我們駕馭來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