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這兩節輕柔詩行是從現代詩歌的名篇，那首《鏡中》的末尾裁下來的。許多人說，這句詩寫得夠好，因為它在現代詩的創作中復活了中國傳統的詩境“南山”。
但我們引用這句詩行，不僅是為了傳遞一種審美上的意識，更多地是為了讓重慶人發覺這首詩與山城的密切聯繫。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這個南山，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南岸的南山嗎？
這個問題是不可回答的，但這首詩的確與重慶密切相關。
寫作這首詩時，年輕的詩人20歲，在位於沙坪壩的川外念研究生。這首詩的手稿是寫在重慶鋼鐵工業學校的公用箋上的。
寫作此詩的詩人生於1962年，卒於2010年。20歲時來到山城重慶，並在川渝地區的各種或內或外的引逗下，迅速成長為激情燃燒的詩歌天才。他的名字叫做張棗，是被呼作“巴蜀五君子”的湖南人。
喜歡文學的人或許會記得，張棗曾是重慶詩歌磁場中的磁極。
對於大多數重慶人來說，這個名字還是陌生。當這個名字被提及時，他們會問：“張棗是哪個？”
張棗是哪個？
1962年冬夜，張棗在湖南長沙出生，因為是早產兒，所以父親欲為這個兒子起名為張早，但又嫌“早”字太輕，便改為了張棗。
在張棗之前，這個家族已經出過幾個諸如張通典、張默君之類的有頭面的文化人物。張棗的父親也是個詩人，會俄語，喜歡普希金，這解釋了張棗良好的文學素養。
和其他了不起的詩人一樣，張棗也將自己的詩人命運追溯到極遠的幼年時代：
這件事發生在張棗10歲的時，與外婆一起睡的他因為睡相不好而蹬破了被子。讀過書，會識字的外婆面對張棗吟了一句杜甫詩：“嬌兒惡臥踏裡裂”。
張棗後來說到，這句詩忽然點亮了我的心，“嬌兒”兩個字好得不可思議，把我與外婆的關係說得那麼明。
左柏樺，中張棗
1978年，年僅16歲的張棗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學習英文，並開始進行嚴肅的詩歌創作。
對張棗而言，詩歌並非招徠錢財的手段，而是尋覓知音的活動，但當時的湖南遠離詩歌創作的中心，失群的年輕的詩人倍感寂寞。
而位居西南的四川省（重慶還沒有直轄）在當時有許多年輕文人駐留，是西南沸騰的詩歌中心。在湖南耐不住寂寞的張棗，於1983年考取了川外的研究生。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山城生活。
山城詩歌磁極的兩端
如今的柏樺是西南交通大學的教授，但在80年代，他是筆耕不輟的重慶青年，是落寞失神的抒情歌者。他與張棗曾是山城詩歌磁極的兩端。
柏樺詩集
要講述張棗在山城的真實生活，最好從柏樺這頭開始，從那個“寂寞而沉悶”的初春下午開始……
1984年3月8日的下午，住在北碚（西南師範大學）的柏樺給身處沙坪壩（川外）的張棗去信，很快地聽到了張棗回應——兩位年輕的詩人都渴望以自己的聲音交換對方的聲音。
在這之前，兩人已見過一次面，但那並不是一次心心相印的談話。在柏樺面前，張棗就像一根針一樣，那種清癯瀟灑的風度，動用語言時那種沉重而精準的力量。
“似乎每分每秒都要以高度集中的精神來偵破人性內在的秘密。”
但當時的柏樺還不習慣在生活中撞見這樣深刻的談話，他感到尷尬、失語，因不安而無法回應張棗挑釁般的滔滔不絕，他的心底還有一層恐懼：為什麼有人的詩歌與我的風格那麼接近，但卻比我寫得更好？
但在第二次的見面中，張棗借宿於柏樺的宿舍，他只好硬起頭皮與爽利的張棗短兵相接。就在那時，互訴心靈“絕對之夜”發生了。
他們的談話從夜晚一直持續到第二日黎明，一切的話題都在宜人的春夜裡出現了。兩人都吸菸，於是窗子在半夜被打開：
“校園裡芬芳的黑暗、昆蟲的低語、深夜大自然停勻的呼吸，隨著春天的風吹進了煙霧繚繞的斗室，發白的藍花點窗簾被高高吹起，發出孤獨而病態的響聲”
他們已經成了幽暗而親密的朋友。
1983至1986，柏樺住北碚，張棗住在沙坪壩歌樂山下，相隔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不方面，見面必須在路上受盡折磨。
他們兩人在重慶歌樂山，張棗輕拍一株樹木，說：“看，這一刻已經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個時間。”
他們在沙坪壩校園的操場上，在食堂或街頭聚餐談話，遙遠地打望小麵館裡頭的漂亮女孩。
張棗的宿舍是文學愛好者的聖地，常有人來拜訪，有時還要輔導員接待——也就是在那間宿舍裡，他們接待了北島。
那是一個寒冷的雨夜，北島坐在微弱的燈光下，張棗很緊張，語無倫次地評論起北島的一首詩。後來他們一起去了北溫泉。
那是張棗光華最耀眼的時代，一個詩人被允許在浪漫的生活而並非孤懸自身的痛苦中創作詩歌。
身輕如燕的張棗（無論是身量上的還是思想上的）頗受女孩的喜歡，柏樺說他的這位朋友：
“夢幻般漆黑的大眼睛……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詩人才具有的——自信、雄厚、有力、驕傲而優雅，微笑洋溢著性感。”
他曾向柏樺談及自己的教師朋友，他說，自己可以在幾分鐘內令這個女孩迷上自己。柏樺不以為意，可沒過多久，張棗就帶著他的承諾回來了。
1986年，張棗與川外的德語外教結婚，離開了重慶。
回憶中的重慶
離開了山城的這個江湖，張棗也進入了其命運的另一個階段——他不再擁有浪漫的、濃蔭似的交談，只能在苦悶的孤懸海外的痛苦中繼續創作。
他四處寫信：
“……生活就是一隻表，晝夜不停地運轉。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這種好逸惡勞的傢伙，算是一場大懲罰。”但他為自己孤絕的痛苦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這是神的意旨”
“所以這個牢我暫時還得坐下去。”
在德國漫長而苦悶的無眠之夜裡，他只寫了60餘首詩，集合成那部現在一冊難求的《春秋來信》。2005年，由於“渴望在母語的每一個細節裡生活”張棗重新回到中國。開始在河南、北京等地任教。
但那種聲色犬馬的熱絡生活也同樣叫他感到無聊，他時刻想著從那種“不高興”與“寫不出”的狀態中突圍而出。2010年，患上肺癌的張棗在48歲的年紀匆匆逝去。
張棗曾在一首名為《早春二月》的詩中，回憶了自己在重慶的生活（原詩如此，排版沒有問題）：
“太陽曾經照亮我；在重慶，一顆
露珠的心，清早含著圖像朵朵
我繞過一片又一片空氣；鐵道
讓列車疼得逃光，留杜鵑輕歌。
我說，頂峰你好，還有梧桐松柏
無論上下，請讓我幽會般愛著
……”
這是多麼寫實的夢幻！
2019年，張棗離開世界的第九年，讓我們不要忘記，在過去的時刻裡，曾有因文學而失神的年輕詩人們在這座城市的角落幽會般地愛著所見的一切。
他的生命曾是是山城重慶的文學生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