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8年開始，奧地利波希米亞森林中的一個小村鎮每年都會接待一群懷念德意志第三帝國的人。他們來自歐洲各地，每年秋天匯聚在這個古代曾經是凱爾特人聖地的美麗鄉村。數十年已然流逝，但與會者的理想堅定不移。有些人驕傲地佩戴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的德國軍章——無論是“鐵十字”或“鐵十字騎士十字”勳章，中間一定都有一個納粹十字。
這場集會的女性榮譽嘉賓不跟眾人打成一片。她與人群保持距離，偏好在一小群“朝臣”簇擁下，接見少數幾個有幸受邀拜見她的人。她神色凝重，被歲月侵蝕的臉孔顯出尖酸氣息，但她依然鬥志高昂。她把纖細白髮在後頸項上方系成髮髻，襯衫上則神氣地別上銀質胸針——四個馬頭圍成一圈，勾勒出納粹十字的形狀。
掩藏在眼鏡後方的小眼睛散發冰冷的藍光，使她的交談對象感到畏懼。她受人寵愛，因為她是偉大德意志的首選傳人——“納粹主義的公主”歌德倫·希姆萊。
“納粹主義的公主”歌德倫·希姆萊
年少時期的她因為害怕讓父親失望，會傾力央求母親向父親隱瞞她品行不良或胡鬧的事。她堅決相信父親是無辜的，她認為他並沒有犯下那些受世人指責的罪行，並將他被定罪判刑的事視為絕對的不公。長久從來，她一直想寫一本書，企圖為父親平反，但不是“辯護”，因為為他辯護無異於承認他有罪。歌德倫深信有朝一日，人們提到他的名字時，“會跟現在我們提到拿破崙、威靈頓或毛奇的情形一樣”。但歷史無可挽回地定了他的罪。
星期三下午，她的父親有時會帶她一起去督導業務，特別是到德國的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視察。
歌德倫與父親海因裡希·希姆萊在達豪集中營，1941 年
達豪之行是她十二歲時的事，一張留存至今的照片見證了那個陰森可怕的參觀活動。身穿黑色大衣的金髮小女孩面帶微笑，模樣相當快樂；圍繞在她身邊的人包括她的父親希姆萊、後來成為蓋世太保領導的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父親的侍從官卡爾·沃爾夫，沃爾夫上方的標牌則寫著那裡是犯人的集合點。
歌德倫滿懷讚佩之情看著父親節節高升。黨衛軍帝國統領海因裡希·希姆萊無疑是第三帝國壓迫機制的狂熱操控者，但那段人類歷史並不是希姆萊的女兒所認同的歷史。海因裡希·希姆萊的兒時玩伴曾說他小時候連一隻蒼蠅都不肯傷害。但長大以後，他卻成為蓋世太保及武裝黨衛軍的關鍵領導人物，主導集中營體制的建立以及歐洲猶太人的滅絕行動。
儘管他在政界的職責與日俱增，差旅頻繁，但他一直盡力當個好爸爸、好丈夫。歌德倫喜歡把父親稱作“旅行爸”，在她的許多兒時照片中，這位黏在父親身邊的“小娃娃”是個完美的德國小女孩，金髮碧眼，臉蛋如天使般天真無邪，身穿巴伐利亞傳統服裝，頭髮通常紮成辮子，有時則是在兩側捲成馬卡龍狀圓辮。她的父親經常跟她分享生活中的事，寄他的照片給她看，並儘可能抽空陪伴她。只要翻閱海因裡希·希姆萊的行事曆，就可以看到他幾乎每天都會跟妻子和女兒通電話。希姆萊鉅細靡遺地記錄他的生活，他的本子裡除了公務項目，也充滿令人驚奇的生活點滴，例如“跟孩子們玩耍”或“跟小娃娃聊天”。
德意志帝國元首在歌德倫的童年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35年，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年後，某天夜裡小女孩睡不著覺，她焦慮地問媽媽：“希特勒伯伯以後也會死掉嗎？”媽媽設法安撫女兒，並向她保證希特勒大統領會長命百歲，歌德倫鬆了一口氣，然後回道：“媽咪，不對，我知道他會長命兩百歲。”希特勒對這個小妹妹關愛有加，令希姆萊夫婦感到既開心又榮幸。
1944年7月，她聽到德國戰敗的消息。雖然她先前已經聽說諾曼底登陸和蘇軍進逼德國邊境的事，但她一直設法提振自己的信念：“可是所有人都那麼相信我們會勝利，我身為爸爸的女兒，知道他目前備受器重，地位越來越崇高，我也必須相信這件事，而且我是真心誠意地相信。我方戰敗是完全無法想象的事。”
歌德倫從不保留、毫不退縮地喜愛父親，父親對她則疼愛有加；而且他自始至終一直堅信自己是個服膺“道德”的人。只有一個因素能讓那些人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道德：納粹思想。納粹主義認為人類間存在著絕對的不平等，並以此為核心概念，建構出一套獨有觀點。這種思想使納粹主義者完全罔顧普世性的道德。但當歌德倫終於發現父親犯下殘酷罪行時，她已經不能再拿第三帝國的獨特道德觀當藉口了。
1947年間，歌德倫嘗試進入一所應用藝術學院就讀，但校長看到她的姓氏以後，立刻拒絕了她的入學申請。當她被問到她父親的工作時，她會面不改色地回道：“我的父親是黨衛軍帝國統領。”
每當歌德倫說出她的姓氏——“希姆萊”，她立刻就會遭到制裁：不是被轟走，就是被趕出租住處。然而，她卻執意保有父親的姓氏。她的工作同僚、她在各家公司接觸到的客戶，這些人都拒絕跟她來往，他們不願意讓一個姓“希姆萊”的人提供服務。
歌德倫與母親瑪格麗特，1945 年
歌德倫在慕尼黑郊區格奧爾根街的小公寓儼然是一座為父親歌功頌德的博物館，裡面擺滿畫作、擺設、裝飾品、塑像、照片等，都是她從幼年時代開始不斷收集的物品。她也會到歐洲各地蒐羅文物，有時還得到一些前納粹黨員的協助，他們也保存了一些相關遺物。後來她成為一名秘書，過著簡單的生活，把自己奉獻給她那慈愛的父親。她一直無法想象父親曾經竭力參與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罪行之一。她不斷想要捍衛他。一方面她對父親充滿孝心和感念，另一方面卻又不免知道父親是個納粹狂熱分子、黨衛軍猛獸，主導、執行了慘絕人寰的最終解決方案。兩相糾結，她感到無所適從。但她在內心相信，總有一天會有新的事證能為父親洗清罪名。擺在她面前的證據無可辯駁，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服她。她跟父親之間獨特而緊密的聯結是否可以用來解釋她為何如此盲目？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很難得到確定的答案，因為她一直拒絕表態。終其一生，她只真正接受過一次媒體訪問，那是1959年的事，採訪人是德國記者諾爾貝特·雷貝特(Norbert Lebert)。
多年以後，雷貝特的兒子斯特凡在他的著作《因為你承載了我的名》中援引了他父親的採訪資料。他在書中強調，像歌德倫這些歌頌父親光榮過往的納粹小孩其實從這種崇拜行為中取得了一部分的自信。這些小孩無法承認他們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沉重負擔。歌德倫只從父親身上看到一家之主的慈愛形象，父親人格的另外那個面向都是媒體和書籍告訴她的。對某些納粹後代而言，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否定外在於他們自身經驗的一切資訊，無論那些資訊多麼合理切實。任何其他辦法都會構成一種背叛。此外，歌德倫終其一生都必須面對被人排斥的處境，這可能也導致她認為自己是社會不公的受害者，因此父親的命運等於是在她身上延續。
在當事人是納粹子女的情況下，這種防禦機制會特別頑強。在這方面，歌德倫·希姆萊的特點是她完全無法退一步思考她父親這個人物所代表的意義，並且持續在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殘存勢力中扮演積極角色。對她而言，緬懷父親跟服膺及提倡納粹思想是同一回事。
（摘自《納粹的孩子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