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4週年！
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第六軍團（後編為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主力，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保存有生力量，實現北上抗日，陸續離開原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經過艱苦卓絕的萬里行軍，從中國南方先後進軍至西北地區實現勝利會師，以陝甘寧根據地為大本營和出發點，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歷史上把中國工農紅軍的這一偉大壯舉，稱為“長征”。
長征是“左”傾路線在黨內佔統治地位、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戰術、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被迫作出的戰略抉擇。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
客觀原因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從客觀上來說，在於敵人力量強大，在於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
首先，蔣介石戰勝了各派軍閥，實現了表面的統一。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國民黨大大小小的新軍閥為了爭奪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權和擴大地盤，中國出現了軍閥混戰的局面，蔣介石經過一系列的戰爭，特別是中原大戰，打敗了各派軍閥，實現了全國的表面統一。之後，蔣介石憑藉掌握的國家政權，充分運用全國政治、經濟、軍事資源對付共產黨和紅軍，敵我力量對比，相差十分懸殊。
其次，蔣介石改變了戰略戰術，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方針，從根本上剷除共產黨和紅軍的生存條件。在政治上，在根據地及周圍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在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在軍事上，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蔣介石接受了以往圍剿紅軍失敗的教訓，改弦更張，放棄了長驅直入的作戰方式，採取“穩紮狠打，步步為營，修碉築路，逐步推進”的辦法，構成對紅軍的包圍圈，迫使紅軍進行陣地戰來比力量拼消耗。同時，國民黨政府聘請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當顧問，擬訂作戰計劃；用英國、美國的大批貸款購買軍火，增加了部隊的新式裝備。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餘架飛機，對各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他自任總司令，首先以50萬兵力分幾路“圍剿”中央紅軍。其中，北路軍共33個師另3個旅，擔任主攻；另有南路軍、西路軍和第十九路軍，分頭擔任阻止中央紅軍向外發展的任務。
主觀原因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主觀上來說，在於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
政治上錯誤判斷國內主要矛盾和形勢，實行關門主義
臨時中央負責人無視“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的事實，拒絕與國民黨營壘中的反蔣派及中間勢力聯合，不能組織浩浩蕩蕩的大軍以戰勝共同的敵人。1933年11月20日，參加“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公開宣佈抗日反蔣，蔡廷鍇、蔣光鼐等人與李濟深、陳銘樞等人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史稱“福建事變”。紅軍如能正確處理這一事變，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將十分有利。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博古、項英、李德，指出蔣介石目前正推延進攻中央根據地，抽調兵力入閩，鎮壓福建人民政府，紅三、五軍團應側擊蔣介石的入閩部隊。張聞天認為，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採取配合行動。毛澤東主張，紅軍主力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的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國民黨軍隊回援，粉碎其對中央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不採納這些意見，他沒有儘可能地爭取同盟者的策略思想，繼續把中間勢力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與福建人民政府合作。這樣，紅軍就喪失了藉助福建事變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戰機。蔣介石在打敗十九路軍後，掉轉槍口，重新集中兵力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據地推進，同時命令粵軍在南面對紅軍進行防堵。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關鍵時刻，1934年1月中旬，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把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第一，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的不利形勢，照搬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決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極力誇大革命形勢，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急劇崩潰，斷定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將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並估計這個問題將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得到解決。第二，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專政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第三，主張集中火力反對中間派別，在反帝運動和工人運動中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第四，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的口號下，在黨內軍內繼續推行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大敵當前，“左”傾錯誤路線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只能繼續執行錯誤的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
軍事上實行消極防禦戰略，從軍事冒險主義到軍事保守主義
當時，中央根據地紅軍主力有8萬多人，還有相當數量的地方紅軍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紅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正確地估計形勢，利用有利條件，針對敵軍採取的新戰略，靈活運用歷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揚我之長，攻敵之短，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
但是，大敵當前，毛澤東卻被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中央採取了錯誤的方針。1933年6月，臨時中央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一部分組成中央軍，在撫河、贛江之間作戰，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上同時取勝，進而奪取撫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分兵作戰——兩個拳頭打人，結果使紅軍陷於被動局面。10月初，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來到瑞金，更使反“圍剿”雪上加霜！李德與博古成為這次戰爭的最高軍事指揮者。他們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並爭取蘇維埃在全國的勝利。結果，紅軍輾轉於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遭到很大損失，陷於被動地位。
在反“圍剿”後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由軍事冒險主義轉為軍事保守主義，他們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的戰術，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只能侷促迴旋於堡壘之間，損失慘重，根據地不斷縮小，最後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這種戰法，毛澤東稱為“乞丐與龍王比寶”，彭德懷罵曰“崽賣爺田不心疼”！
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
1933年1月，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即在根據地內全面貫徹其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併為此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的、有實際經驗的領導幹部。從2月份開始，他們在福建開展了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又在江西開展了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後來，進而把毛澤東排擠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這兩次鬥爭，強化了左“傾”錯誤在中央根據地的統治，對第五次反“圍剿”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也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