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4週年！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了舉世聞名的偉大長征。長征是人民軍隊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也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長征的勝利，極大地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經過80年的歲月洗禮，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更加凸顯，對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的意義更加深遠。
在長征中，中央先後召開十四次重要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關於紅軍及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重要決策，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1）通道會議
時間：1934年12月12日；
地點：湖南省通道
參加人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
會議內容：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
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當日19時半，中革軍委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佔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
重要意義：通道會議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為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2）黎平會議
時間：1934年12月18日；
地點：貴州省黎平
參加人員：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
內容：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決議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重要意義：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3）猴場會議
時間：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
地點：貴州省猴場
參加人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內容：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重要意義：會議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4）遵義會議
時間：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地點： 貴州省遵義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蘇維埃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周恩來(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王稼祥(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秦邦憲(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何克全(即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參加會議的還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伍修權(翻譯)。
內容：會議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著，會議圍繞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討論。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講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他駁斥了博古關於根據地政府和群眾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張聞天發言同意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並且強調指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雲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家的批評，李德為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絕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議作出了四項決定：一是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重要意義：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5）扎西會議
時間：1935年2月5日至9日
地點：雲南省扎西
參加人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
內容：一是討論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問題，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縮編”的決策。會議決定暫緩執行渡江入川的北進計劃，改向雲貴川交界的扎西地區集中，在川、黔、滇邊境進行機動作戰，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為適應“回兵黔北”的戰略決策的需要，中央還決定縮編部隊，以充實部隊的戰鬥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二是討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三是討論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四是討論了中央和全國其他蘇區與紅軍的戰略方針及組織問題。決定“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同時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委員有項英、陳毅、賀昌等5人，項英任主席；還決定了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應“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同時決定，組成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有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夏曦、肖克、王震等，賀龍任主席。五是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的決定。
重要意義：扎西會議是長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實際上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義會議決議的正式成文，都是這次會議最後完成的。這次會議為實現長征中的戰略轉變，進行了切實的指導和部署。同時開始了以負黨中央總的責任的張聞天和紅軍實際上最高領導的毛澤東互相配合，領導全黨全軍的新格局。
（6）會理會議
時間：1935年5月12日；
地點：雲南省會理縣城郊鐵廠
參加人員：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樣、鄧發、凱豐、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德；
內容：會議進一步闡明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會議總結了遵義會議以來在川滇黔邊實行大規模運動戰的經驗，討論了渡江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
重要意義：會議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從而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堅持了正確的軍事路線。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7）兩河口會議
時間：1935年6月26日
地點：四川省懋功以北的兩河口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
內容：會議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決定》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重要意義：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瞭正確的前進方面。
（8）蘆花會議
時間：1935年7月21日至22日
地點：四川省蘆花
參加人員：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張國燾、陳昌浩等；
內容：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總結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並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
重要意義：蘆花會議全面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一、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會上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對於增進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兄弟團結，統一部隊組織與指揮，起了一定作用。
（9）沙窩會議
時間：1935年8月4日至6日
地點：四川省沙窩
參加人員：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11人。
內容：會議討論當時的形勢與任務，通過《關於1、4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要進一步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重要意義：沙窩會議對於加強1、4方面軍的統一領導與團結，堅定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必勝信心，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這次會議也開始公開暴露出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10）毛兒蓋會議
時間：1935年8月20日
地點：四川省毛兒蓋
參加人員：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張國燾因在前方指揮左路軍攻阿壩，未能參加會議。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
內容：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中，論證了北上方針的正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共同北上。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批評了張國燾企圖是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偏僻地區的錯誤。
重要意義：毛兒蓋會議是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的行動方針，是對兩河口決定的補充，對於明確紅軍主力發展方向，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危險，起了積極的作用。
（11）巴西會議
時間：1935年9月9日晚
地點：四川省巴西
參加人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
內容：鑑於張國燾的頑固立場和當時敵情形勢，黨中央決定率直屬縱隊先行北上，同時發佈《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重要會議：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12）俄界會議
時間：1935年9月12日；
地點：甘肅省俄界
參加人員：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
內容：毛澤東作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並指出：我們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會議正式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認為，張國燾對目前的革命形勢存在錯誤的估計，並且存在軍閥主義的傾向。決定號召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作鬥爭，並促其北上。為教育並挽救張國燾本人，黨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並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所以，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佈。
會議還決定：將原有1、3軍團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成立“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組成編制委員會，主任為李德，委員為葉劍英、鄧發、蔡樹藩、羅邁。
重要意義：俄界會議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和軍閥主義傾向，對於克服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與軍閥主義，保證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著重大的意義。
（13）榜羅鎮會議
時間：1935年9月27日
地點：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
參加人員： 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
內容：會議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會議還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繫，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
重要意義：榜羅鎮會議，是黨中央和紅軍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我黨歷史上由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偉大歷史性轉折的過程中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解決了關於長征落腳點的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於黨中央把陝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對黨的建設、紅軍的發展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都有著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14）吳起鎮會議
時間：1935年10月22日
地點：陝西省吳起鎮
參加人員：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鄧發、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葉劍英、凱豐、賈拓夫、彭德懷
內容：會議的中心議程是，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會議宣佈中央紅軍長征已經結束；會議提出黨的新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確定了紅軍的作戰方針，即以吳起鎮為中心，整頓部隊，擴大部隊，群眾工作；規定了紅軍的中心工作，即提高部隊戰鬥力，擴大紅軍，解決物質問題。還提出要繼續加強與共產國際的聯繫，重視同西北同志的團結。
重要意義：吳起鎮會議是榜羅鎮會議和鐵邊城會議的繼續和完善。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戰略決策，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完結，開創了黨中央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