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沅永段路線略圖
矮寨盤山公路，是有名的公路奇觀。現路面被塗上顏色，高空俯視，像斑斕的巨蟒。 圖/盧七星
撰文/本報記者唐兵兵
1938年9月的《旅行雜誌》，刊登了一篇“內遷攻略”，詳細到吃飯如何省錢。
“八一三”事變後，東南沿海的人們大舉內遷，記者列舉了四條內遷線路，常規的線路是粵漢鐵路到漢口，然後乘船或者坐車到達重慶，或九江水路到武漢去往重慶;高端的線路是從香港直飛重慶;繞道越南至昆明再到重慶則是最為顛簸曲折的線路。
從湖南進入重慶，在當時的人看來應該屬於非常規線路。
由湖南入川，也面臨著兩種選擇，經湘黔公路從貴州進入重慶，或者經由湘川線直接進入重慶。距離而言，湘川公路佔據著絕對優勢，但是，大多數從湖南入川者卻選擇湘黔公路，繞道貴州，而捨棄直通重慶的湘川公路。湘川公路除了險峻，還有湘西、川東的匪患，好不容易逃離戰火的難民們，實在不願意再冒險了。
被改道的湘川公路
1929年，湖南省繪製了一幅修路的“藍圖”。在這張藍圖上，“以省會長沙為中心，首向邊境各修一條幹線，與鄰省各幹線或國道相銜接，將來再以支路貫串，形成網狀，使全省交通四通八達”。湘川公路是七大幹線中的一條，由湘鄉起，經新化、漵浦、辰溪、沅陵、古丈、保靖、裡耶以達四川。
修築公路的具體措施在三年後才緩緩出爐。三年裡，湖南只建成公路447.57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在民辦路局時期就已經開工的。1932年10月，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召開緊急軍政會議，討論修路事宜，決定湘鄂、湘川、湘黔公路同時修築，“全省黨政軍機關職員一律借薪一月”“全省殷實商戶派借30萬元”“省政府籌款120萬元”，一副大幹一場的架勢。
湖南的宏大計劃得到了蔣介石的極力表揚，何鍵受寵若驚。那一年，湖南修了不少公路。
1935年2月，幹線之一湘黔公路正式開工。國民黨為了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用兵和“追剿”已進入貴州的紅軍，將湘黔公路路線改為以常德為起點，經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縣至貴州(原線路為經湘鄉、寶慶、洪江、黔陽、芷江、晃縣進入貴州)，原計劃的湘川公路常沅段被劃入湘黔公路。為了節約成本和時間，湘川公路不得不重新規劃。
湖南省公路局負責勘測，寧鄉人周鳳九擔任總工程師，周鳳九選定了三條線路，翻山越嶺，逐一勘測，最終選擇瞭如今的線路(三角坪—瀘溪—吉首—花垣—茶峒—酉陽)，全線沿河的約100公里，一面是峭壁，一面臨深溪，險峻無比，還有鐵山、能灘、矮寨天險。不過，在三條線路中，依舊算得上是最為溫和的路線，但是和之前確定的線路相比，則險峻得多。1936年3月湘川公路開工，1937年7月，全線正式通車。能灘吊橋，是湘川公路最後一個工程，於1938年5月竣工，湘川公路工程全部結束。
險峻的湘川公路，對於抗戰大後方的物資轉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川鹽和四川土產由此進入湖南，軍工器材、航空油料等戰略物資由此源源不斷流入抗戰大後方，湘川公路也被稱作“戰時生命線”。
險峻而多匪患，被視為畏途
無限風光在險峰。在旅遊的語境裡，鐵山河古渡、能灘吊橋、矮寨盤山公路，被稱作湘川公路三大奇觀。然而，在交通語境裡，卻是令人生畏的天險。湘川公路，一直被人們視為畏途。
《征程與歸程》是一部遊記，收錄了抗戰時期一批知識分子寫的入川、出川遊記，登載在當年著名的《旅行雜誌》上，作者有我們熟悉的巴金、老舍、葉聖陶等。在他們的旅行日記中，我們能窺見當年湘川公路的真實面貌。
一個叫宇周的作者，在重慶待了三年，迫於重慶物價太高，只能攜妻挈子，預備由川入湘，存了“一千數百元錢”，出川卻並不是有錢就能搞定的問題。他原想由川湘路出川，先水路到達彭水或江口，再乘坐客車前往湖南，但是因為“涪陵到江口或彭水，逆流而上……時常會壞船”、“川湘路基坡狹，難免有覆車的時發生”而放棄了取道湘川的想法，併發出喟嘆：“我又不比商人有利可圖，誰又甘願冒這種危險呢?”
湘西、川東自古多匪，除了險峻的公路，匪患也足以讓入川、出川者望而生畏。
鮮少有人選擇湘川公路。呂渭漁是唯一一個從湘川公路進入四川的作者。1939年的春天，呂渭漁和幾個同伴從保靖進入永綏(今花垣)，再到茶洞(後來的茶峒)。在茶洞旅館裡等待了兩天，也沒有買到往秀山的車票。只能步行沿著公路前行，過秀山、龍潭、酉陽……在他描寫裡，我們看到了80多年前湘川公路的春天，是多麼的美麗：“經中寨，兩旁林木蒼蒼，山頂煙雲籠罩，鳥語花香，好像江南風景。”“秀山產米不少，城周都是種稻的田。”“越雙江口，坡稍平，山間有帶條平原，開遍鮮花，聞土人云：這就是嚴禁之下的罌粟。”“龍潭……街長兩三里，人口稠密，商鋪整齊”……一路步行的呂渭漁，一邊欣賞著湘川公路的美景，一顆心卻一直懸在嗓子眼。在龍潭車站，他就見過被打死的一個土匪，“據說是綠林好漢，川東之匪禍”。湘川公路，就這樣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中，變成了充滿驚險和傳奇的險途。
如今，湘川公路的險峻，卻成了人們追逐的風景，即使在高速時代，也無法被取代。
撰文/本報記者唐兵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