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信建投證券研究
張岸元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防患於未然，考慮疫後外資因某些政策性因素撤出、產業迴流的可能，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恐慌性評估其發生概率，則無必要。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有複雜全面的決策考慮，政治、政策因素只是決策的一個方面。中國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外資流入地之一，不是偶然的。早年間，勞動力成本、優惠政策，可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要因素。近年來，國內市場規模、產業集聚、上下游關聯配套等市場自發因素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單純成本性因素的考慮有所弱化。雖然特朗普總統上任伊始，就開始力推產業迴流，併為此推出海外利潤匯回等一系列大力度政策，但國際直接投資流動格局並無值得關注的新變化。
就每年新增流入量而言，沒有證據表明，外資開始忽視中國。多年來，我國一直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國，其全球佔比逐步提升，近兩年來，一直在10%左右。即便是中美經貿關係緊張的去年和前年，FDI流入也未見任何影響。去年，流入量達1381億美元。外資青睞中國與流入美國並行不悖。從趨勢上看，上次金融危機以來，中美FDI流入對比，沒有發生顯著改變，我國流入量大約相當於美國的55%。不存在顯著趕超美國的態勢。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美國FDI流入數據看，我們看不出特朗普總統相關政策的任何效果。他任期的2017、2018、2019年三年，美國的FDI流入大幅低於此前2015、2016年。如，2016年，流入為4718億美元，而2019年僅有2510億美元。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可能與海外併購有關。
就歷年存量而言，中國的外資規模遠低於美國。2018年，我國FDI存量1.63萬億美元，佔全球比例約5%。而美國存量高達7.46萬億美元，佔全球比例約23%。中國的存量家底僅相當於美國的22%。
通過政策調整，引導本地企業對外投資流向特定地區並不容易。對大陸而言，最典型的是，上世紀李登輝當局鼓勵臺商“南下”東南亞，而不是“西進”到大陸地區。此後歷屆民進黨當局都對此念念不忘，幾十年下來，該設想幾無成效，臺灣各主導產業還是聚集到內地。存量部分外資大規模撤離的決定更不容易做出。如，俄國革命、古巴革命之後數年，外資都繼續在東道國活動。
過去十多年，美國和中國一直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資流入地。工業化時期，全球有約四十多個國家完成工業化歷程，工業化國家散佈各大洲。本輪數字化、新一代通信設備生產製造，除東亞、美國和西歐少數國家外，俄羅斯、中東歐、伊斯蘭世界，乃至整個南半球，都退出了相關軟硬件生產製造領域。某種意義上講，出現了中美兩極化情況：先進生產能力的全球競爭者，要麼投向美國為主的體系，要麼投向中國為主的東亞。這是特朗普政府制定外資迴流政策的產業基礎。
風水輪流轉，近年來中美之間外資政策著力點的變化耐人尋味。美國等吸引外資流入或產業迴流的政策著眼於降低成本，如稅收優惠、水電油氣等價格競爭、增加中國輸美商品關稅等。這一點與此前我國大規模招商引資年代的做法類似。而中國，相關領域外資政策在成本方面沒有明顯變化；在市場準入方面更加開放，但是更加註重自主可控，並且國有資本在相關領域有更多佈局。
就市場自身而言，過往幾十年，中國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是世界級的，全球沒有幾個區域能與之媲美。相關基礎設施、產業投資規模在百萬億人民幣上下；其內部組織關係、上下游聯繫之緊密，超出一般理解。這種集聚不是產業政策的結果，大灣區、長三角等概念和規劃的提出，更像是事後的追認。
在國際直接投資流入競爭領域，被認為最市場化的美國，現在偏重於成本為主的產業政策；被認為政府幹預最多的中國，現在反而依靠市場內生的產業關聯關係。至於優惠政策與內生市場動力，究竟孰輕孰重，相信各家公司有自己的權衡。從國內政策角度，可能要有新的考慮，包括跨越式對外開放，以及對沖境外新一輪成本競爭政策等。
在中低端產業領域，現在看不出新的變化。越南等潛在替代國遭受疫情衝擊尚處在批量報告之前階段，其國內經濟金融狀況變化還都是未知數。
本文第二作者：中信建投研究發展部研究員 陳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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