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弘曆，年號乾隆，雍正第四子，二十五歲登基（1736年），在位六十年，歷史上少有的玉痴皇帝。就是這位痴迷於玉器的皇帝，在其統治時期，將中國古代玉器藝術推上了高峰。
乾隆時期製作的玉器主要分為時作玉和仿古玉兩種，在此通過對一件和闐青白玉獸首銜環鳧魚壺的鑑賞來了解乾隆對仿古玉的心態和品味。
和闐青白玉獸首銜環鳧魚壺：高41.5公分、口徑11.5公分、底徑11.9公分、腹徑23公分。體型碩大。以和闐青白玉料碾琢而成，玉質溫潤，天然的十足油性使其精光內蘊，包漿滑熟自然，一望而知為開門的乾隆時期的宮廷玉雕。壺身以多道浮雕的環帶分隔，共六組紋飾帶。壺頸部從上至下有浮雕S形、浮雕幾何夔龍紋，陰刻漩渦紋三組紋飾帶。腹部有寬寬的兩組浮雕鳧魚紋帶，每組鳧魚由魚、龜、野鴨、水蛇等水禽類動物組成，或遊、或爬、或行、或昂首、或捕蛇，姿態各異，惟妙惟肖，生動活潑。兩組鳧魚的分隔帶雖是浮雕而成，但帶中內凹，與頸部截然不同，需工時更多，顯示了工匠對細節處理的豐富度和層次感。底部圈足上浮雕一週辮形繩紋，辮形規整，陰刻線紋絲不亂。器身頸兩側及腹部一側圓雕三個獸首銜環耳，獸首高浮雕近乎圓雕，銜活環，工藝完美精湛。壺底陰刻四字「乾隆仿古」隸書款，字體規整優美，主要用砣刻而成。
玉壺底部的乾隆仿古款明確此為乾隆時期的仿古玉器。查其同類器，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六件，其中二件如本壺玉質一樣為青白玉，另有三件青玉，一件碧玉。且六件均在底部加刻隸書年款，其中一件與本壺相同，為「乾隆仿古」款，另五件為「大清乾隆仿古」款。在體量上，此壺與故宮所藏的其中四件玉壺均高於40公分以上，另兩件稍矮，分別為38和29公分高。可見此類玉壺一般體型較大。
在故宮所藏的六件同類鳧魚壺中，有五件刻有乾隆御題詩，一般刻於下腹部或者頸部。御題詩為兩首，一首作於乾隆二十七年，題為《詠和闐玉鳧魚壺》（圖一），曰：「和闐綠玉尺五高，纏頭歲貢罽以包。玉人琢磨精釐毫，漢銅鳧魚壺制標。魚泳鳧翔圍腹腰，不惟其肖其神超。父已丙辰相為曹，事不師古厥訓昭。無能擲山學神堯，熱海砂礫閒棄拋。來賓翦拂成珍瑤，席上之珍何獨遙。」一首作於乾隆五十六年，《題和闐玉漢鳧魚壺》（圖二）：「和闐良玉琢壺成，取式鳧魚漢樣精。耳貫環垂合周制，鳧飛魚躍肖丁呈。古時無幸今時有，九寸高仍二寸贏。理趣已堪察上下，世情益以慎虧盈。」後均有御題年款及印章。
兩首詩均提到了玉鳧魚壺所本為漢代青銅鳧魚壺，在乾隆本人的詩注中也明確寫出，玉鳧魚壺之器「仿漢鳧魚壺為之」，而漢鳧魚壺的樣稿來自於《西清古鑑》。「今《西清古鑑》所載漢鳧魚壺高僅九寸四分，是壺又贏二寸餘，乃就玉材為之，瑰珍巨質，尤為古所未有。」由此，乾隆命人做玉鳧魚壺的得意之情躍然紙上，銅壺不過九寸多高，按清尺寸不過30公分餘，而乾隆所作玉壺則是就玉材而作，目前看到的無論是故宮所藏的五件大鳧魚壺，還是此次拍賣的玉壺，都遠遠超過了銅壺的尺寸，成為瑰珍巨質，古所未有。
乾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得意之情？為什麼要做玉鳧魚壺？這還要從乾隆朝的玉料來源及乾隆帝的慕古情懷說起。
從清初至乾隆前期，玉器製作並不十分興盛。究其原因除帝王喜好、國家政治之外，玉料來源並不充足是一個重要原因，新疆準部等處的多次叛亂，使和闐玉輸入中央的管道不暢。此期玉料來源多依靠進貢和走私。因此，這一階段新做玉器並不太多，有時還大量改制前朝玉器。乾隆帝雖深受漢文化影響，對古器也有思慕之心，但做的更多的是仿古玉韘之類的小件玉器，大型玉雕仿古作品的製作並不太多，目前看到最早的關於玉鳧魚壺的記載是在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太監胡世傑交來一件青綠鳧魚壺（應為銅鳧魚壺），傳旨隨玉大小照此樣做，二十九日，奉上諭用青玉做。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將青玉鳧魚壺一件……，隨古銅鳧魚壺樣一件、紙樣五張，並青玉回殘呈覽，奉旨鳧魚壺等六件著交蘇州織造安寧處照樣成做。」從檔案看，這件最早做成的玉鳧魚壺因玉料的限制並不算大，充其量和銅壺一樣大，因為在以後的檔案中，明確能見到「大鳧魚壺」字樣的出現。
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清軍多次用兵，徹底擊潰準部、回部。駐軍新疆，設辦事大臣，鞏固統治。此後和闐地區直接歸屬國家統一管轄，玉路暢通。乾隆二十五年，開始了每年春秋兩季固定的貢玉製度，大批玉料進入宮廷，充足的玉料使得乾隆皇帝可以隨心所欲發揮自己對玉的理解和詮釋，最大限度釋放自己的玉痴情結，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堅實的原料基礎。
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寅著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青玉大鳧魚壺一件（周身有磕柳，隨座），傳旨：著配錦匣袱，入幹清宮時做上等仿古，欽此。」這件青玉大鳧魚壺是可以和故宮帶有乾隆二十七年御題詩的三件鳧魚壺對應出來的，三件玉壺均超過40公分高，最高的一件為46.3公分。可以說大壺的製作就是這種玉料得到充分保證的基礎下的產物。從目前查閱的資料看，鳧魚壺也是乾隆朝做出的最早的大型仿古玉器之一。
檔案中記載的玉鳧魚壺，除少量為宮廷造辦處製作外，大多為畫好樣稿交由蘇州織造和兩淮鹽政（駐揚州）製作，長蘆鹽政（駐天津）也偶有製作。如要製作大鳧魚壺，所用玉料須是山料玉。如乾隆四十年，太監如意交青白山料玉十四塊，傳旨著交啟祥宮畫樣呈覽，其中一塊重二百四十斤，畫得鳧魚壺紙樣一張，後交蘇州織造舒文處成做。乾隆四十一年，將青玉一塊，重二百三十斤，畫得鳧魚壺一件，交蘇州織造舒文處成做。乾隆五十二年，擬交兩淮鹽政徵瑞，成做玉五塊，內有大鳧魚壺一件。
山料玉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綹斑或裂紋，為此乾隆帝還有保大還是就小的煩惱。乾隆四十四年，蘇州奉旨承做一件山料玉鳧魚壺，因玉石中有綹道，不夠鳧魚壺的設計尺寸，織造全德就請示乾隆如何處理。乾隆見文後，認為如果如將壺的尺寸收縮，沒有綹道石性固然好，但如還有綹道，不如仍按原尺寸製作，認為較大器型的玉器，有點綹道石性，也屬正常。
此次拍賣的玉壺與故宮所藏的青白玉鳧魚壺，壺身均有綹道和石斑，這些缺點在乾隆看來並不重要，綹道和石斑反而增加了仿古玉古樸滄桑的效果，這一用料特點也常體現在乾隆製作的其它仿古玉器上，說明乾隆帝更重視玉器本身造型、紋飾的內涵，而非玉器的質地優劣。
從造辦處活計檔看，鳧魚壺主題一直是乾隆最喜歡的仿古式樣，最早是根據青銅鳧魚壺原樣畫樣，只是從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這種銅鳧魚壺的時代應是戰國時期，而非乾隆皇帝認為的漢代。
青銅壺始見於商代，流行的時間非常長，直到漢代還依然盛行。歷代銅壺造型豐富，或長頸，或短頸，直口或侈口，或貫耳，或鋪首銜環，獸耳銜環，或圈足，或方足，或圓腹，方腹，橢方腹，或扁鼓腹形，瓠形等。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的青銅壺流行圓腹形壺，壺身常以綯紋等紋飾劃分為多個紋飾帶，兩側多有獸首銜環耳。漢代銅壺則多素面，鋪首銜環耳。
青銅壺即是祭祀時的禮器，也是重要的酒器。《周禮．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詩經．大雅．韓奕》雲：「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可見壺在日常使用時主要功能是盛酒器。河北中山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銅質圓壺和扁壺內均盛有酒，也是迄今為止我國保存最古老的酒。
乾隆帝收藏的青銅鳧魚壺，後來編入了《西清古鑑》，此書由梁詩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書。其仿北宋《宣和博古圖》，收錄了內府所藏商周至唐代的銅器一千五百餘件，而以商周古鼎彝器為多，書中因圖系說，詳盡尺寸，輕重，並鉤勒款識，摹繪精審，毫釐不失，非以往圖譜所能及，代表了當時國家成書的最高水平。《西清古鑑》中的許多青銅器，後來也成為乾隆仿古玉器的常用樣稿，所以在乾隆五十六年所寫的御製詩和造辦處活計檔中，都講到玉鳧魚壺的樣稿來自於《西清古鑑》，書中一件標明漢鳧魚壺的銅壺，圖樣和目前所見玉鳧魚壺的造型，紋樣基本一致。銅壺高九寸四分，合現在尺寸約30公分餘，「兩耳連環，又環鼻一」，和玉鳧魚壺頸部兩獸耳銜環與腹部一獸耳銜環造型一致，器身紋飾也基本一致。考察目前所見的這幾件鳧魚壺，紋飾造型分佈基本一致，僅在細節上，除銜環的獸首、頸部幾何夔龍及漩渦紋飾帶、水鳥、魚、龜姿態稍有不同外，其它均大致相同，故來源於同一母本是沒有問題的。惟可惜的是，《西清古鑑》所載的那件青銅鳧魚壺，目前已不知所蹤。博物館藏品中，類似有鳧魚題材者僅見青銅盤，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均有收藏。
乾隆帝的慕古情懷由來已久，但是大力倡導並推動社會製作仿古玉則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後，這和社會上玉器製作中出現一些讓乾隆深惡痛絕的時新樣式有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初次在詩文中批評「新樣殘瑤瑛」，以後在詩文中多次對當時出現的一些時新玉樣進行了種種批評，如「多加刻鏤，技巧之樣」、「裁花鏤葉，繁縟之樣」，「量質就形，惜材之樣」，均認為俗鄙不堪，這種玉器的盛行是一種「玉厄」，玉雕的災難。且不管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看這些時新玉式樣的出現是否真是玉雕的災難，還是某種程度的創新，但是就乾隆帝來說，這是難以忍受的。
因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且對古代器物深深的熱愛，玉痴皇帝以帝王身份開始對玉器製作進行了強力干預。乾隆帝提出瞭解決這種玉厄的可行性辦法，就是大力提倡仿古之道，提倡玉器製作以古代器物為樣稿，尤其仿效商周至漢時的青銅器及玉器，提倡「漸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鼓勵玉工「琢器頻翻博古圖」，「摹古器型」。乾隆三十八年以後，御製詩中開始大量出現吟詠仿古玉器的內容。這裡鳧魚壺樣式被乾隆帝評價為：「旁兩耳連環，正面下又環鼻一，中層周刻鳧魚之屬，制最精雅。」
造型的大氣端莊，形制精雅，紋飾的生動活潑，龜遊雁泳，魚躍龍飛，以及集禮器與酒器為一身的豐富內涵，鳧魚壺成為乾隆帝一貫喜愛的仿古玉器。從活計檔看，乾隆帝在玉料來源充足以後，從乾隆二十七年至六十年，製作玉鳧魚壺的次數達八次以上，且主要集中在乾隆批評玉厄現象，大力倡導仿古以後。
更有甚者，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長蘆鹽政西寧送到玉豆木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乾隆帝不滿意以前的紋樣，特意要求照鳧魚壺上花紋畫樣呈覽，並囑咐：做陽文。可見乾隆喜愛鳧魚紋樣之程度。
不過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乾隆仿古而不泥古，雖仿周漢器物的造型、紋飾，但也加入了自己本朝的雕琢特色，不染色、不做舊，和市場上流行的偽古玉截然不同。有時在具體紋飾細節上還處理的相當生動活潑。如目前看到的這幾件玉鳧魚壺，其銜環的獸首就各不相同，或飽滿、或扁平，或陰刻淺浮雕，或高浮雕近於圓雕，風格各異，也悄然體現了乾隆仿古玉的時尚性。
乾隆本人好古的基礎是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和崇尚。從宋代金石學興起以來，歷代文人對古物幾乎都有一種近乎崇敬的心情。如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祿集》中所言：「摩挲鐘鼎，如親見商周。……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熟有逾此者乎？」明人董其昌在其《骨董十三說》中，進一步將古物定位為今人與先賢交往、學習之媒介，尤其是鑑賞古代象徵禮、樂的銅器、玉器，更可以修養德行，所謂「先王之盛德在於禮樂；文士之精神存於翰墨，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世，可與古人相見。」 如果我們現在的收藏家，收藏文物的心態是基於此，而非僅限於投資、保值，我想，文物的收藏就真正迴歸到了其本身應有的價值和高度。
中國藝術珍品 香港 2018年4月3日
成交價：HK$21,7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