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就進娛樂圈
宋朝時名臣眾多，但是要說賢相其實也沒有，像趙普、呂夷簡、寇凖、韓琦、富弼、司馬光、王安石、文彥博等都能算得上名臣，但是他們搞搞政治鬥爭還可以，在治國方面確實沒有什麼建樹，比起管仲、蕭何、諸葛亮等人差得太多，這其中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
首先是時代的因素，管仲為齊國相時，齊國的軍政大權幾乎盡操於其手，當然管仲也沒有辜負齊桓公的期望，提出“尊王攘夷”的理念，富國強兵，且率先用經濟戰擊垮對手，使齊國在春秋時率先稱霸。
漢朝時丞相的權力也非常大，某些時候甚至可以與皇帝分庭抗禮，這也造就了皇帝不斷限制丞相的權力，到了唐朝時李世民將尚書令一職空置，並且同時設立多位宰相制衡，只要是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都可以稱丞相。
宋朝基本繼承唐朝的制度，也是同時數位丞相在位，同時樞密院正副使也可以算丞相，許多丞相同時在位的好處是不容易形成一言堂，尤其是宋朝那對“士大夫”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壞處則是容易互相推諉扯皮，經常一件事情火燒眉毛了都不一定能得到解決方案。
其次，一個國家的政策，必然有內政有外交，不可能只有文事沒有武功，但是宋朝因為吸引五代十國時軍人亂政的教訓，從上至下都對武將打壓得非常厲害，致使北宋一朝除了開國之後只有狄青一個名將是武人出身，其餘如曹、潘、石、楊等將門都是開國時期的傳承，折家是西北世家，種家則是文官改行的將門，所以整個宋朝在外交上沒有相應的武力做支撐，導致宋朝的對外政策非常被動，歲幣雖然對於宋朝來說不是很傷筋動骨，但是畢竟是一項比較大的開銷。
還有北宋時為了防止流民生變，一到災害發生時，災害地區就會徵召士兵，將青壯這些不安定因素招為廂軍，使得流民有口飯吃不去造反，但是廂軍多少也是需要開支的，結果導致北宋軍隊越來越多開銷越來越大戰鬥力卻越來越差。
北宋的那些所謂名臣賢相，對於冗官冗兵一直沒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案，范仲淹倒是在慶曆年間搞了個試圖變法的新政，但是太過於空想，根本實施不下去，後來被夏竦用陰謀給制止了，歐陽修還自我良好的上書寫了篇《朋黨論》來說明自己不是朋黨，最後變法被廢止，改革派被貶到地方任太守，這期間他們文思泉湧，范仲淹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歐陽修稍遜一籌寫了篇《醉翁亭記》。
所以宋朝丞相們的出名，大多是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比如司馬光、王安石等人，並沒有完全以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來評判，相對來說，前期的趙普、寇凖等人還有點施政理念，到了後期則慢慢淪為朋黨之爭了，而黨爭也是唐、宋、明這幾個漢人王朝衰弱乃至亡國的主要原因。
歷史飛凡觀
北宋出了太多的名臣名相，為北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北宋始終偏安一隅，無法實現大一統的局面，相比其他朝代的名相，宋朝的眾多名臣能力略有不足，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宋朝名臣為什麼不能興國:
一、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制約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吸取了唐朝安史之亂的教訓，加強了中央集權，這時候一直沿用下來的三省六部的體制已經名存實亡，宋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有五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內重外輕。
問題的最關鍵點就中央集權導致了百官權利過於分散，北宋時期，范仲淹、王安石領導了最著名的兩次變法，但是這兩次變法均以失敗告終，之所以失敗，跟倡導變法者的職權過小有很大的關係，而其它官員對於變法的事情比較怠慢，或者直接抵制，致使變法不能實施下去。
二、北宋皇帝不給力
我們來細數一下北宋的皇帝，除了開國皇帝趙匡胤和趙光義，後面的皇帝一個比一個成不了氣候，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宋仁宗，但是仁宗皇帝性格優柔寡斷，前期還有劉太后的干政，到了後面的皇帝，如果參加文學、藝術比賽，這些人都是當時的大咖，他們當皇帝就是一個錯誤。所以，北宋的名臣是相當給力的，但是統治者不是伯樂，只有讓這些人被埋沒。
三、少數民族崛起，民族融合
宋朝“重文輕武”一直被後人詬病，但是我們也要看清一個現實，這時候的少數民族不是漢朝時期的匈奴，唐朝的突厥了，這時候的少數民族已經經過多年發展，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他們學習漢族的統治，所以這時候單一依靠武力是無法進行消滅這些少數民族的，這時候的社會進入了一個民族融合的時代，其實就是少數民族被漢化的年代，最後，雖然少數民族佔領我們大部分的地區，但是最終少數民族被融合。
由於少數民族的崛起，所以北宋無法消滅這些政權，只能採取以之對峙的局面，往後看，其實是民族的融合時代，所以宋王朝無法實現大一統的局面。
四、黨爭葬送了宋朝的發展
文人具有一個性格“恃才傲物”，我們都知道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這些人在文學上的成就是相當的輝煌了，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不同，所以，這些人就像九龍治水一樣，誰也不服誰，以各自為一體，沒有將他們的才能融合在一起，這樣就造成了北宋一直處於改革的時代，沒有一個的政治主張能實施下去。
總結，北宋由於廣開科舉之路，的確為朝廷選拔了一批治世能臣，但是由於政治體制、領導集團、文人自身的侷限性，所以導致北宋眾多名臣無法實現興國。
天驕傲狂
北宋名相的政績在歷史上還是很突出的，把北宋搞成了一副爛攤子太過於言過其實了,政策實施要隨著社會的變化不斷地改革,才能保證一個朝代的興盛,那麼為什麼北宋各位名相的改革只是帶來了短時間的興盛,長遠以後卻成為了整個國家的負擔呢?
一、職權體系的制約
北宋的宰相之權是由中央設副相、樞密副使與三司之間相互牽制的。制定這一套體系的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趙普是太祖的知己，一生三次入相。大家都熟知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就來自趙普的策略“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
趙普的政策在宋朝初期對解決中央君主集權和地方分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起到了加強君主集權制，防止地方各自為政。在政治舞臺的五十多年對結束長期政治動亂、實現中原統一具有一定貢獻。但是他的策略另一方面，又造成宋朝在300年間只重防內，內耗嚴重，而無力抵抗遼金人侵的局面。後來所有的改革都要在不動搖趙普職權體系的基礎上才能進行。
二、歷代君主重文抑武
提到北宋名相，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寇準。寇準功績主要反映在對外政策方面，他主張抵抗遼國的入侵，反對遷都逃跑，充分表現出他以國家社稷為重，不苟且偷生的氣節。寇準最出名的就是“澶淵之盟”。
遼軍以20萬大軍大舉入侵北宋時，寇準力主真宗御駕親征。宋真宗把軍事大權交給了寇準。他處事果斷，號令嚴明，指揮若定，消滅敵軍大半，打退了遼軍的進攻。
遼國在軍事上不斷受挫，便打算與宋議和，並寫密信請求結盟。無心抗遼的宋真宗準備與遼結盟，便派曹利用為使臣，叮囑曹利用賠銀只能在100萬兩之內。寇準私下威脅曹利用說，你所能同意的數目不要超過30萬兩，超過此數，我將砍你的頭。後來訂下北宋每年給遼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次談判寇準對減小這個屈辱之盟所帶來的惡果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寇準的政治生涯也因為“澶淵之盟”歷經坎坷，還在與遼對戰時主和派向真宗進讒言，稱寇準擁兵自重。簽訂“澶淵之盟”之後，大臣又對真宗說，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乃是恥辱之事。寇準以陛下為賭注，北上孤注一擲，如果失敗，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真宗逐漸疏遠了寇準。
三、不可觸動的官僚地主階級利益
王安石的改革法令，大概是北宋最推陳出新的改革。第一項改革是“均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