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文匯讀書週報
編者按：今日發文出頭條文章外，其他文章（除TED視頻外）都圍繞哈爾濱展開，請有興趣的讀者閱讀查看。——翻譯教學與研究
《文匯讀書週報》第1683號第八版“書刊博覽”
（2017年10月16日發行）
翻譯家高莽自述
高 莽自述 杲文川整理 《高莽》
高莽 自述 杲文川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高 莽
。。2017年10月6日，翻譯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歲。高莽是我國俄語翻譯界的大家，也是著名的作家、畫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高莽》是他生前自述的回憶錄，回顧了他一生的成長道路，回憶他在求學、翻譯、創作歷程中遇到的人與事，敘述平實，真切動人。
翻譯劇本《保爾·柯察金》及演出盛況
。。1947年，我翻譯的蘇聯作家班達連柯根據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劇本《保爾· 柯察金》，曾在全國各大城市上演。
。。當時，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贈送了一批圖書，其中有劇本《保爾· 柯察金》（打字稿）。那時，我還沒有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所以一看到這個劇本，就像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新人，和我們過去見過的人物形象太不同了。他是一個在爭取生命、勝利的過程中堅持鬥爭的青年，不管自己要付出多大犧牲、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在不斷地克服、不斷地向前，給我的印象特別特別深，我連續兩天兩夜沒有好好睡覺，一口氣將劇本讀完，我被保爾的精神深深打動了，一種難以遏制的衝動催促我把它翻譯出來了。保爾，與我過去知道的事情太不一樣了。我是在日偽統治下受到的教育，所以對過去的革命歷史很不瞭解。忽然出現這樣一個人物，真的很震撼。我要讓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像保爾一樣生活和工作。之後不久，我遇到了從延安來的女作家草明。
。。194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三十週年，中蘇友協舉辦了一個蘇聯照片展覽，解說詞是我譯的。草明很認真地看了展覽，然後推心置腹地告訴我：“你的漢語語言不純，應多多學習。”她建議我認真閱讀現代進步文學家們的作品，並努力錘鍊自己的文字。草明的話使我震驚，我從沒有想過自己語言不純的問題，以為會漢語就可以了。後來，她還就此事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你的語言不規範，有的地方有‘協和語’的味道。”“協和語”就是日本人說中國話用日語語法排列中國漢語詞句的語言表現。
。。草明是第一位指出我的文字缺少訓練的人。我生長在敵偽統治下，受的是奴化教育，草明的話立刻使我意識到日寇對青年心靈甚至語言摧殘之深。幾十年來，草明的教導一直記在我心中。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有許多譯本，最值得紀念的是第一個譯本，從英文轉譯的，譯者的名字叫梅益。
。。我翻譯的劇本《保爾· 柯察金》就是根據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由兆麟書店印刷。1948年，哈爾濱市教師聯合會的文工團排演了這部話劇。這是《保爾· 柯察金》首次搬上中國舞臺。
。。演出人員都是從日本長期奴役下獲得新生的青年男女，大家都懷著一種改造思想和建設美好生活的強烈願望參加了演出。一連演出多日，觀眾欣喜若狂，因為他們在舞臺上看到了一種新人。那年的演出成為哈爾濱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劇中扮演冬尼婭的是一個小學代理校長孫杰，由於那次演出，我們相識相愛，後來她成為我的妻子。
。。1950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以最優秀的演出陣容把《保爾· 柯察金》呈現給廣大觀眾。此劇連演多日，場場爆滿。當時，《人民日報》《中蘇友好》雜誌及其他報刊紛紛發表文章，號召青年向保爾學習。保爾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青年人最崇敬的人物，學習保爾成為社會風氣。
。。當時演出時還有過一段有趣的插曲。扮演保爾的演員金山因事去了天津，演出前他未能按時趕回北京。劇院負責人向觀眾說明情況，表示道歉，準備改日為這些觀眾再演專場。可是觀眾就是不肯散去，在劇場裡一直等到金山回來，那時已快到午夜了。《保爾· 柯察金》的演出具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可想人們對保爾篤愛之深。
。。後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次將該劇搬上舞臺。保爾成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們的光輝榜樣。
。。1956年，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賴莎應邀來我國訪問。她在全國各地為青年作過多次報告，受到歡迎的場面是用語言難以形容的。我當時為賴莎擔任翻譯工作。奧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樸實、誠懇、熱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們談天說地，講了很多有關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說：“中國紅軍長征時，尼古拉可關心形勢的發展了。他聽廣播，還讓我在牆上掛了一張中國地圖，自己看不見，讓我告訴他中國紅軍行進的路線……”
。。1957年迎春晚會上，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著我們的手，觀察了我們良久，然後戲謔地說：“記住，我是你們的媒婆！”她送給我們一張照片，照片上奧斯特洛夫斯基躺在病床上，她關切地守護在他的身旁。在照片的背面她認認真真地寫了一句話：“祝你們像尼古拉微笑那麼幸福。”
結識恩師戈寶權先生
。。我第一次見到著名外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戈寶權先生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那是1949年早春時節，有一天，領導通知我，說路過哈爾濱市的戈寶權同志想和當地的俄蘇文學譯者、研究者見見面，座談座談。那時，“戈寶權”在我的頭腦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他的譯著是我學習的榜樣，具有指導意義。當時，戈寶權先生肩負著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特殊使命，他被派往莫斯科擔任新華社駐蘇記者。新中國成立後，根據周恩來總理的任命，戈寶權先生作為新中國駐蘇使館的代表接收了國民黨的駐蘇使館，並擔任了新中國駐蘇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和參贊。
。。按著指定的時間，我早早地來到了指定的地點。戈寶權先生準時到了。他的穿戴和廣大革命幹部不一樣，大家穿的是黃色軍裝或藍色幹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裝。他戴著一副近視鏡，黑髮梳理得非常整齊，臉上露著親切的微笑。他談話客客氣氣，只是濃重的蘇北口音使我聽起來有些費力。他問其他幾位被邀請的人怎麼還沒有來，我回答不知道還有誰。他取出筆記本，唸了幾個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細細看了幾遍，然後用顫顫悠悠的聲音說：“這些人都到了……那名單上寫的都是我的筆名……”
。。我先後用過的筆名有：雪客、小四、肖兒、竹馬、何馬、何焉、野嬰、野炬、烏蘭汗、秀公、海子、謝桃等。戈先生開列名單時，以為是多位譯者和研究者，其實他開出的那幾個名字都是我的筆名。戈寶權大概感到意外，他沒有想到翻譯文學作品和撰寫有關文章的竟是如此一個毛頭小子，更沒有想到，他列出的筆名會是我一個人的。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座談會是否還能開得成。在這麼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連氣也不敢大聲喘了。戈寶權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許，最後說：“就開一個兩個人的座談會吧！”
。。那年我二十三歲，很不成熟，與現在的二十三歲青年相比差太多了。戈先生並沒有因為出席座談會的只有我一人而將發言刪減省略，或應付幾句了事。相反，他講得津津有味兒，談蘇聯文學現狀、談蘇聯作家、談他與蘇聯文學界的交往，還談了他自己怎樣走上了研究俄蘇文學的道路，如何進行詩歌翻譯。他讓我講講自己的情況，我記不得我都說了些什麼。告別時，他可能聽出我的語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質較低，便鼓勵我要加強中俄文字修養與鍛鍊，要刻苦，要勤奮。
。。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講授俄蘇文學課，講授如何治學，講授翻譯的重要意義，而講課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寶權先生。我覺得，他很瞭解對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沒有說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訴了我，還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這樣的人身邊工作該有多好呵！沒有想到，幾年後，我的希望竟變成了現實。
。。第二次見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當時，我作為一名翻譯隨中蘇友好協會代表團前往蘇聯參觀訪問。火車經過七天七夜的奔馳，抵達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車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團的蘇聯人。戈寶權先生也在他們中間，他是作為我國駐蘇使館的代表來歡迎中蘇友協代表團的。在這種場合做翻譯，我感到緊張。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語交談，而是要在眾目睽睽之下，當著他的面，做口頭翻譯，經受俄語的考驗。戈先生居然還認識我，大概意識到我的不安，主動提醒我：“要冷靜，要沉著，要認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難我會幫助你。”多麼溫暖的話語，多麼親切的關懷！我如釋重負，信心倍增。從那時起，我願意在他面前從事口譯，不怕出醜，因為在工作中可以時時得到他的指導，他隨時隨地以長輩的體貼口吻，糾正我翻譯中的失誤或遺漏。他的態度、他的聲調，增強了我工作的勇氣與信心。
。。1954年2月，戈寶權先生離任回國，調到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當領導，我則是他管轄下的對外聯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那時，我經常跟隨他接待外賓。戈寶權先生知道我喜歡畫畫，喜歡畫速寫肖像，特別是文學界人士，所以，他有時會有意地給我留出一點時間來，讓我滿足自己的心願。記得有一次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誤會。那天，主客隨便交談，戈先生對我說：“你畫吧，我自己與他們隨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語講得很地道，知識淵博、詞彙豐富，只是發音帶有江蘇家鄉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講話，使習慣於聽我翻譯的蘇聯客人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蘇聯客人以為我只顧作畫，不做翻譯，便催促我。待我說明之後，他們恍然大悟。
。。戈寶權先生是學者、是翻譯家，他從事學術研究態度嚴謹，從不投機取巧，更不迴避困難。每逢遇到疑難問題，他總是查遍各種書籍，反覆向行家請教，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問題。戈先生又十分虛心，不恥下問，有時也找我們商量某字某句的譯法，和我們一起探討學問。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談話間他順手拿出幾頁紙遞給我。我一看，愣住了。原來，他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我發表的《〈阿Q 正傳〉在蘇聯》一文，認為有用，又不肯麻煩別人，便親手抄錄了全文。那時，我國還沒有複印機。這事使我深為感動。
。。戈寶權先生是我國介紹、翻譯俄蘇文學的傑出學者。他接過了魯迅、瞿秋白、茅盾、曹靖華等老一輩的接力棒，奮力地往前奔跑。在學術領域，他拓寬了研究文化交流的範圍，寫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學交流因緣》為書名問世，其資料之翔實、之豐富，是前無古人的。戈先生的學術活動加深、擴大了與俄蘇作家的友誼與交流，很多蘇聯老作家都認識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們寄給他的信件、贈書、題詞等。幾年前，他把自己的藏書捐贈給南京圖書館，成立了“戈寶權藏書室”，並捐款三萬元，設立戈寶權文學獎金。半個多世紀苦心積累的文化財富，如今變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寶貴資料，顯示了他博大無私的胸懷。我感到幸運的是我為他畫的一幅肖像也掛在“戈寶權藏書室”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