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也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的局面。当时导演这场悲剧的不是各国诸侯，而是隐藏在各邦诸侯后面的吕不韦之类的古代“华尔街势力”。管子看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为了消除这种“一国而二君”的政治困局，明处一个君王，而暗中一个君王。明的有时只是一个“木偶”，总被暗的君王操纵！
秦王嬴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统一国家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一政策使秦以后的幸避免战国破碎，而种国随后的历史轮回，无不是“富乱贫反、推倒重建、建而生富、富乱贫反、推倒重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资本堕落的“高利贷”本质：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像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像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
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