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境外特別是美國一些媒體對中國展開一輪新的輿論攻擊，給中國防疫乃至與全球合作抗疫造成嚴重干擾。在因應外部對我國輿論攻擊時，我們不僅要敢於發聲亮劍，有理、有力、有效地反擊外部媒體挑釁、詆譭、汙衊和“甩鍋”等行為，還要探索重大突發事件期間負面輿論傳播的特點及規律、應對機制和方法，增強對外傳播綜合能力和影響力，為維護我國國際形象、強化我國國家軟實力、促進國際合作以及更好地應對公共衛生危機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近期外媒涉疫對華攻擊的主要表現與特點
美國媒體從新冠病毒起源、蔓延及防疫責任等多方面歪曲事實，汙衊、詆譭、“甩鍋”中國。
第一，將新冠病毒汙名化為“武漢病毒”和“中國病毒”。美國媒體捏造病毒來自武漢軍方病毒研究所洩露，造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以及武斷歸咎中國人濫吃野生動物造成感染等，將病毒源頭和責任“甩鍋”中國。第二，無根據指責中國政府信息不透明導致疫情蔓延。如《華爾街日報》2月3日刊發的《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一文攻擊中國政府行動遲緩導致疫情蔓延。《培克郡鷹報》4月4日刊發的《中國用3分鐘的反思來紀念病毒受害者》一文中汙稱中國公佈的病例數因接受測試人數偏少和居民不願報告而與實際感染病例數不符。第三，鼓吹疫情會通過“一帶一路”傳遞給沿線國家和全球，挑撥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關係。如美國《外交政策》2月24日刊發的《“一帶一路”病毒大流行》一文妄斷，“一帶一路”也會把新冠病毒蔓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尤其是亞洲、非洲等病毒應對能力脆弱的國家。第四，攻擊中國援助歐洲國家旨在分裂歐洲和搶奪全球防疫領導權。如《紐約時報》3月18日刊發的《隨著冠狀病毒病例減少，中國將注意力轉向外部》一文稱，對那些疫情嚴重國家發起人道主義“救援閃擊戰”，試圖讓中國重新定位為不是大流行的孵化器而是一個應對全球性危機的、負責任的全球領導者形象，為中國領導層提供一個證明其模式行之有效的平臺，並獲得持久的地緣政治影響力。3月25日《外交》週刊上發表的《中國的口罩外交》一文則攻擊中國通過向歐洲國家援送醫療用品尋求提升其作為負責任的全球領導者的形象，並通過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援助方案來試圖分裂歐洲。第五，叫嚷追究中國“過失”責任。美國《國家評論》4月6日刊發的《如何讓中國付出代價》的文章叫囂，中國政府未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新冠肺炎疫情，違反《國際衛生條例》，中國應對全世界人民的傷害承擔法律和政治責任。第六，指責中國防疫模式。一些美國媒體指責中國採取高壓封城隔離模式，將中國防疫與新加坡、韓國、德國及中國臺灣地區的所謂“成功”防疫模式對立起來，貶低中國防疫積極努力、巨大成效及傑出貢獻。此外，近期美國媒體還刊發了一些鼓吹清查和追究世界衛生組織及其總幹事協調防疫失職以及所謂偏袒中國等怪論。
從最近美國媒體發佈一些歪曲謾罵中國防疫舉措的言論可以發現如下一些特點。一是廣譜性。從病毒起源、信息披露、病毒防控方式、防控責任、中國援助國外醫護產品目的和質量、中國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合作抗疫等多方面、多角度、系統地汙衊毀謗中國。二是挑釁性。美國各種媒體高度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及中國防疫進展，主動發起對中國的攻擊波，威脅中國政府，以及挑撥中國與世衛組織及世界各國關係。三是煽動性。一些美國媒體無中生有，缺乏道德底線，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疫情大肆醜化中國執政黨、政府和國家形象。煽動種族歧視和責任歸咎，根本目的在於妖魔化中國和遏制中國崛起。在國際輿論場上具有相當的蠱惑性和傳染性。四是合唱性。近期美國反華輿論不僅與美國一些官員、議員及智庫人士等大放厥詞遙相呼應，而且還與英、澳、德、法等國的一些仇華反華輿論呼應唱和，編織反華全球輿論網。五是荼毒性。一些美國媒體散佈的各種妖魔化中國、抹殺中國防疫努力和國際貢獻的言論，挑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為美國發布所謂“臺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等提供輿論基礎，擾亂中國及全球合作防疫氛圍。
打贏對外疫情輿論戰的基本著力點
第一，提高突發事件輿論應急意識。面對美國等媒體氣勢洶洶的辱華、仇華輿論，為正本清源和維護我們的聲譽及權益，我們需要審時度勢，深入瞭解美媒等攻擊我方的基本情況、特點和趨勢，深入思考，有的放矢，有理有節地妥善應對。
第二，建立應對重大公共事件對外傳播協調機制。針對重大公共事件時期外媒涉華反華輿論異常增多情況，可以考慮建立由政府媒體、民間媒體、媒體工作協會、外交部門、重要企業、智庫機構等多主體聯合參與的境外輿論監測因應機制（網絡），組織24小時對美國等境外主要媒體動態監測，對詆譭、汙衊、攻擊我方且引發負面國際影響的言論組織快速有力的回應和反擊，並爭取覆蓋傳導到負面輿論源頭及其傳播範圍，儘可能阻斷或消減外媒涉華負面影響持續發酵。
第三，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來增信釋疑和提升國家公共事件應對能力。針對外媒責難我們的某些不足，如疫情初期處置緩慢、措施不力、瞞報、壓制吹哨人、出口外援醫護產品不合格、檢測試劑差錯率高等言論，一方面，我們的媒體要在查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客觀公正地向外部還原真實情景。對被證明確實存在的短板不掩蓋、不諉過、不偏袒，並向境外受眾講述中國政府不斷改進方式、提高防疫能力，加強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合作、分享信息經驗、提供援助等事實，澄清外界質疑和無端指責。另一方面，也要將在防疫和對外援助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通報給相關政府部門、醫療機構和企業組織等，促進完善制度、優化政策、加強監督、提高產品和改善服務質量。
第四，促進對外傳播主體多元化建設。鑑於多元聲音是國際傳播的主要趨勢之一，國際輿論受眾更傾向於接受非官方媒介，為適應傳播主體多元化、市場化和社交化趨勢，特別是在美國限制中國國有媒體駐美機構背景下，我們更需要在做強、做優官方對外傳播體系的同時，考慮扶持和壯大非國有的國際化媒體力量，發揮非主流媒體在中國對外傳播的作用和積極性。諸如民間廣播電視、出版機構、網絡平臺以及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臺，鼓勵扶持其成為國際傳播品牌，增強其與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及優兔（YouTube）等傳播平臺的抗衡力。還要鼓勵動員企業、組織、智庫專家學者以及對華友好的境外專家學者在境外傳播平臺發聲、撰文等。
第五，通過對外傳播方式方法創新提高共情傳播能力與水平，樹立客觀公正公信的媒體形象。針對美媒對我們的各種汙衊、責難、詆譭和“甩鍋”，我們要善於抓住其要害和邏輯破綻，以事實、數據和國際組織、國際論壇的權威主張以及美國理性公正輿論等為依據予以有力反駁。比如，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官網於4月16日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多數美國人（65%）認為特朗普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反應過慢。面對外媒惡意質疑和尖銳詰難，應改善我們的媒體回應方式方法，不能僅僅反唇相譏打口水仗，而是要冷靜客觀、以理服人，釋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和善意。要針對傳播目標國受眾的價值取向和接受習慣制定傳播內容和方式，精準施策，有的放矢。探索運用境外受眾喜聞樂見的話語表達和述事形式感染境外受眾，如多利用移動終端和社交平臺影響廣大境外受眾。還應多強調人類共同價值取向和共同關切的具體話題，如疫情預警、防治、有效防護方法、遠程快速檢測技術、疫苗研發與新藥製造、電子商務及網絡辦公等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
第六，加強對外傳播人才培養。培養熟悉境外媒體運作規律和輿論變化趨勢，能熟練撰寫外文評論的複合型傳播人才隊伍；廣泛聘用和借用外部傳播者為我所用，如聘用具有豐富媒體經驗且比較認同中國理念、對華友好的外國傳媒從業者或智庫專家，提高我國媒體境外採編的本地化水平。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