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诸宫调》又名《弦索西厢》，作者是董解元，金章宗（公元1190——1208）时期所作，是现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取材于唐代元稹《莺莺传》，但改变了其始乱终弃的根本情节，而以崔莺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携张生出走，获得团圆为结局，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还成功塑造了富有智慧、敢于为正义而斗争的红娘的形象。《董西厢》以吟唱的韵文为主，间以说白交代或复述情节，使故事脉络清楚，发挥了说唱文学的特长，所用语言融诗词和方言、俗曲为一体，丰富多彩，文字清新流畅、生动活泼，具有民间文学特有的质朴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诸宫调的形成、发展和衰落
诸宫调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样式，其体制之宏伟，可谓空前。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它产生于曲子词兴盛之后，与南北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自身也有一个明显的演艺过程，经历了由词体诸宫调向曲体诸宫调转化的历程。
从现在的研究和资料来看，诸宫调产生于北宋中叶，在南宋王灼的《碧鸡漫游》中明显指出：“诸宫调古传”为孔三传所“首创”。孔三传，泽州（今山西晋城人）人，其名不详细，“三传”为其绰号或艺名。诸宫调一问世，就以其繁复多变、新颖动听的音乐美感和曲折生动、细腻完整的故事情节征服了听众，很快成为一种雅俗共赏、士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不仅“士大夫皆能诵之”，而且流行于瓦肆勾栏之中，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和喜爱。到了北宋后期，诸宫调已与小唱、小说、讲史、般杂剧等市井伎人分庭而立，对台而演出。在南宋时期，诸宫调曾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由于南宋与金的对峙，两国的文艺同源而异流，虽稍有交流，但多被隔离。因此，南宋诸宫调逐渐形成与金代诸宫调大不相同的艺术特征。南宋是诸宫调的发展时期，与北宋相比，诸宫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专业艺人不断增多，尤其是女艺人的加入，优化了这门伎艺的演员队伍。二是“说唱亦精”，就是说诸宫调已经走出了北宋时期的萌芽状态，逐渐走向精美成熟。三是伴奏的乐器基本固定。南宋诸宫调在体制上的变化，是随着整个民间音乐和戏曲艺术的发展而发生的，它的体制对南方戏曲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靖康之耻”，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和金对峙的时期，诸宫调也分为南北两个系统。诸宫调在金代市井伎艺中的发展尤为迅速，它与金杂剧（院本）比肩而立，成为金代伎艺中的“双壁”。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诸宫调与院本同为金代伎艺代表，其新生程度可见一斑。元代的诸宫调直接从金代诸宫调继承而来，不仅十分流行，而且形成了兴盛的局面，遗憾的是这个兴盛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走向衰落。这与元杂剧的发展和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声乐的发展和变迁有密切的联系。元代中后期，元杂剧盛行南北，几乎占据大都市所有的市场，使包括南戏在内的许多伎艺无容身之处，只得在民间流传。明清以后，随着多路艺术形式的兴起、发展和成熟，诸宫调彻底消亡，再无人问津。
《西厢记诸宫调》脱颖而出的原因
《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源于唐传奇《莺莺传》。至宋代有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将《西厢》故事改变成说唱形式，但在情节上并无改动，只是《莺莺传》结尾肯定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在《商调蝶恋花》中则把二人的乖离作为悲剧处理，故其结尾云：“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尤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言。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这比起元稹的《莺莺传》来是一种进步。至于在描写上，虽也略有发展，表达了对崔氏遭遇的同情，但最终未能脱离原来的框架。与之相比较，《西厢记诸宫调》则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它不但改变了张生抛弃崔莺莺的结局，而且将张生改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崔莺莺宁可自杀的青年，崔莺莺也改变了原作中的纯粹被动的性格，被赋予了一个由被动演变为主动的一个过程，最终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于爱情。
红娘在原作中是一个次要角色，在《西厢记诸宫调》里却成了很活跃的人物。莺莺的母亲在原作中只起了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作用，对他们的爱情从未加以干涉，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却成为阻碍崔张结合的封建礼教代表，从而使整个作品贯穿了礼教和私情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面貌。
从艺术形式和技巧来看，《莺莺传》只有3000余字，而《西厢记诸宫调》则增加到5000余字，大大丰富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并且增加了其中张生闹道场、月下吟诗、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新的故事情节。随着这些新的故事情节的加入，人物的感情也更加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
具体来说，《西厢记诸宫调》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作品对爱情和礼教冲突作了着力叙述，并以爱情战胜告终。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私情作为礼教对立面而着力加以叙述的实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在这以前，例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刘兰芝也受封建礼教的迫害而离异、死亡，但是他们是夫妻，而并非私情。至于元稹《莺莺传》中说描写的崔、张私情，尽管在性质上是违反礼教的，但是在作品中封建礼教始终未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干涉。而《西厢记诸宫调》在叙述私情与礼教冲突这一点时，从侧面充分显示了礼教的不合理性，当崔张两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结成私情时，都感到了莫大的快乐。所以，《西厢记诸宫调》这部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赞美私情，而背离礼教。
（二）作品努力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
中国在这以前的叙事文学，无论是写实的或虚构的，都注重在事实的描绘；人物的思想感情只是在描绘事实的过程中作为次要的部分来加以交代。抒情文学如诗词等虽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但因重视凝练，又与生活中的本来形态有较大差距。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处处以大量篇幅描写人物的思想情感，而且有不少场合是相当接近生活本来面目的。如：张生赴京考取功名，与莺莺别后在旅舍投宿的情节。还有张生的两次梦境：一次是张生遭到莺莺严词拒绝后，梦见她与自己来私会；另一次是张生赴京途中，梦见莺莺与红娘赶来与他相会。这两个梦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毫无作用，只不过是进一步显示了张生的内心世界。这也说明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在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位置，而不是在叙述事件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种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对以后元杂剧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注重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
在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要红娘传诗给莺莺，莺莺很快就回了他一首，约她进去，见面后却把他数落了一番，但过了几天，莺莺却自动到张生的房间与其约会去了。对莺莺的这种前后相异的行为原因，《莺莺传》毫无交代，因此虽不能说莺莺前后性格矛盾，但至少可以说作者并未注意到莺莺性格的完整性。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对这一情节处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这作为莺莺在克服礼教对自己束缚的过程中的几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进一步显示出其性格发展的可行性，而且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这样细腻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西厢记诸宫调》巨大成就的取得，一方面离不开辽金文学任性率真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长期的从汉文学中汲取营养，善于提炼民间活泼生动的口语的结果。无论是气氛烘托还是情节发展，作者都挥洒自如。尽管《董西厢》在我国爱情文化作品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它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情节不够集中，有的人物性格不够完整。如兵围普救寺一场，兵马厮杀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处理不当。再如张生有时软弱，有时又显得太世故。此外，还有部分庸俗色情的描写。但是，这些也不能掩盖全书的卓越成就。《西厢记诸宫调》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更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历史的发展，体现了《元西厢》到《董西厢》这400多年间人们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