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仇英 書長信宮詞
班克斯毀畫，或是自嘲，引發的卻是對藝術品、資本與市場的沉思，結果是成為熱搜事件，畫價飛漲。可是，現代藝術品的市場化仍在進行中，其結果難以預料。
相比之下，300年前的書畫市場已呈現出早期的市場化趨勢：作偽的流水化作業，市場的全球化，書畫著作的功利性，鑑定術語的標籤化，甚至形成了以當時的蘇州為中心的全球性造假中心，在晚明嗜古、博古、擬古的浪潮中，以書畫為代表的藝術品成為早期藝術品市場化的“犧牲品”。
蘇州片：書畫作偽的流水線
“蘇州片”是指16到18世紀在蘇州製作的偽古書畫，通常冠以唐、宋、元、明名家頭銜，以青綠山水或工筆人物為多，敷色濃整，務求工緻，託名李思訓、李昭道、趙伯駒、趙孟頫，乃至當時的“近代”名家如沈周、文徵明、仇英等。常伴有蘇州名流題跋或藏印。
值得注意的是其工作流程的作坊化。從業者多居於蘇州的山塘街、桃花塢、專諸巷等市坊里弄，具有一定的書畫基礎，甚至師從名家，所謂“古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藉以餬口”。作坊中起稿定型，線條皴染，人物、樹石、建築等分工繪製，跋文題寫、偽造鈐印、作舊裝潢等各司其職，並有統一的書畫藍本。楊仁愷曾指出，蘇州片的藍本或直接臨摹古人真跡，如《揭缽圖》，或出於當時畫家的手筆，根據文獻記載而創作，如李思訓《海天落照圖》、趙伯駒《仙山樓閣圖》等，並受當時流行畫風的影響，如李嵩《海屋添籌圖》中的樹石，法吳彬變形畫風。
作偽的週期也日趨短暫，錢泳《履園叢話》提到專諸巷一欽姓家族，善作偽書畫，“有真跡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勾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能。”
部分蘇州片作品，達到亂真的水平，顧炎武在《肇域志》言：“蘇州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之。”總體而言，呈現出明顯的程式化，線條板滯，而以俗豔勝，陳定山謂之“俗人之仿古也”。
日本朝鮮歐洲：偽書畫的全球市場
蘇州片既是市場化的產物，其產品自是迎合市場需求。一方面，是國內市場。明朝中期以後，蘇州成為全國文化與時尚的中心。蘇州畫家坐擁豐厚的文化資本，上承宋韻元風，摹古擬古，而別成一派，又以文人結社為契機，漸次擴散到全國。新興的富商階層，不僅成為畫家的重要贊助人，也追求雅古帶來的風雅附庸，如《谷山筆麈》言：“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從眾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對富商而言，書畫既是一種交易方式，或以畫換物，或以畫抵押，也是一種日常應酬、攀附權貴、打開進階之門的鑰匙，所謂“雅賄”，明代已然。但很多商人，並不具備深厚的鑑藏力，沈德符嘲笑其“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資，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嶽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珍為異寶。”富商的追潮逐流帶動了明代書畫市場的繁榮。
另一方面，以日韓為主的“漢文化圈”及追捧“中國風”的歐洲，也是明清假畫的重要市場。明清時代，日本曾輸入大量中國書畫，包括數量可觀的“蘇州片”，在日本大受歡迎。江戶時代（1603—1868）的狩野派畫家留下了眾多原畫的縮小版或原尺寸摹本。摹寫中國贗品，是在臨摹中國古畫而不得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也滿足了日本朝野對“唐物”的巨大需求。《宮中圖》《韓熙載夜宴圖》及唐寅、仇英風格的仕女圖最受歡迎，成為閉關時代的日本人瞭解中國及漢文化的窗口。
熱衷漢文化的朝鮮人也被“忽悠”不淺。朝鮮使節通過受贈、購買等方法，將大量蘇州片攜回朝鮮，包括大量仇英作品及《清明上河圖》《西園雅集圖》等。樸趾源見過8個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圖》，姜世晃則見過10餘個版本的《西園雅集圖》。實際上，“蘇州片”也包括蘇州風格的版畫作品，在朝鮮流傳更為廣泛。19世紀的朝鮮宮廷屏風，帶有明顯蘇州版畫元素。蘇州片既豐富了朝鮮的宮廷畫庫，也為《太平城市圖》等宮廷屏風畫樹立了範式。
蘇州片也是19世紀後期以前，歐洲人瞭解中國畫的重要媒介。如奧地利安佈列斯堡（Ambras Castle）收藏有16世紀的仇英風格的山水立軸，並登記在1596年的財產清冊上。查洛納收藏（The Chaloner collection）中也有《斷橋殘雪》版畫。早期銷往歐洲的版畫，常被用於牆面裝飾。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盛行，蘇州片的設計與風格成為裝飾藝術的重要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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