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7月21日，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中国“旷工”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驾崩。此时距大明王朝建立已有252年，而24年后，这个强大的王朝便轰然崩塌。
而另一头，1620年9月6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轮船载着102船员从英国出发，前往大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船员里有35名清教徒，在此之前，他们饱受宗教压迫；在此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帝国的余晖
在万历这一朝，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一个王朝的暮年时刻。庞大的帝国机器已经运转了两百年，早已经锈迹斑斑。或许这并不是它自身的问题，对比起以往的众多王朝，大明已经做的足够好。对比同时期的世界各大帝国，大明也做的足够好了。它在同样的土地生产水平上，创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得益于创造性的宗法自治制度，大明帝国的统治依然牢固。但危机也同样潜伏在帝国的每一个关节处。维持帝国运转的官僚体系已经腐朽，粗放的道德体系对于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日益增长的人口，繁荣的商业体系，正在迫切地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从这个帝国建立之日起，从它进一步规范科举的内容开始，它就在无形中打造了一个中坚的文化官僚体系。这群人既掌握着帝国的行政权力，同时也掌握着帝国的道德解释权。他们或许并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但毫无疑问是帝国核心力量。他们的信仰是粗放的，但却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详尽。他们信仰的精神力量虽仍来源于两千余年以前的《论语》《孟子》等著作，但已经注入了新的解释。在这个新体系里，融合了佛、道的宗教世界观，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
修齐治平”的社会方法论。但这套道德信仰哪怕是每个人花半生寒窗苦读才得以形成，却仍显得不够坚固。而那个“天下大同”的道德目标也变得更加模糊。但即使已经走过了两百年，即使道德目标愈加空洞，行动愈加乏力，但在维持这个庞大帝国运转的文官集体里，仍然有不少人在践行着他们的道德信仰。而年轻的万历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最初的十年里，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全面开启他的拯救计划，而且卓有成效。
张居正的改革方式并没有很复杂，任何一个国家的危机都直接是政权的危机，而任何政权的危机都根本来源于官僚体系的崩溃。所以任何经济改革，都必须起始于吏治，再由官吏们去推行。张居正恰当地调整了官僚管理办法，而不仅仅是道德催化。而在经济上，首辅大人也深知舍繁就简的重要性。政策越是繁琐，官吏盘剥的机会越多，百姓的负担越是沉重。
但是张居正死后，也难免人亡政息。这个帝国的权力都依附于人而存在，而不依附于任何条款和公约。张居正依靠自己的权力推动改革，最终也因为权力的消散而遭受清算。对于这个腐朽的庞大机构而言，这十年只是昙花一现。
好处就是又让这个帝国似乎重现了往日荣光，帝国皇帝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大征”。帝国的权威得到了维护，但也消耗了最后的元气。终于时间到了1619年，帝国输掉了在辽东的一场战争，而这也给帝国敲响了一记丧钟。
但帝国皇帝并不在意，他早已经在与朝臣的拉锯战中耗尽了精力，他心灰意冷，索性用最无赖的形式抗争。他曾以为他是帝国的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自由，但固执的官僚体系却像一堵墙。这是他的祖宗创造的围墙，既保护了他的帝国，也限制了他的子孙。
伟大的契约
在大西洋的轮船上，41名成年男子开始讨论他们的将来。他们漂洋过海不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是为了逃离旧世界。他们因信仰的不同而受尽压迫，他们深知权力才是这世上不平等的根源，当权力依附于人而存在的时候，一些人便拥有了奴役另一些人的力量。他们立志改变这种状况，立志创造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的权力来源不是国王的权威，不是军队的武力，也不是宗教的信仰，而完完全全是被管理者的许可。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倡议，也是首次打破武力构筑强权的尝试。他们试图让权力依附于契约，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是的，旁人难以想象，契约如何具备威信？怎么确保契约得到执行？他们此时并没有考虑这些复杂的政治性问题，他们只是依据过往的经验，因曾经共同受压迫的同理心而缔结合约。
要真的实现并非容易的事情，但文明之光已经显现。此时英国的岛屿上还未开始光荣革命，欧洲大陆上伏尔泰、卢梭等也尚未书写启蒙之光。“五月花号合约”更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尚未生根。他们仍奉远在大洋彼岸的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主，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但他们有幸远离了强权政府，远离了国王。一种协商式的自治形式建立在公约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最早的这些人不是被强权威逼着执行公约，而是自愿地执行公约。他们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尽管口头上都维护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靠争吵解决问题，而不是战争。他们彼此合作，事实上已经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国王（或皇帝或酋长）的政府。
旧秩序的混乱
万历皇帝死后，他的长子在文臣们的拥护下继承了皇位，史称泰昌帝。泰昌帝朱常洛并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他的母亲是皇太后宫中一名宫女，恰好撞上了万历皇帝的性冲动。而此前一直没有子嗣的万历皇帝，这一次竟然一击即中，有了第一个儿子。但万历皇帝并不愿意承认此事，也不愿意承认这个儿子。当他宠爱的女人为他生了第三个儿子后（第二子夭折），他便把全部的父爱倾注在三儿子朱常洵身上。
如果不是在明朝，或许万历皇帝不必理会那个偶然的长子，但在明朝的文官体制下，他绕不过去。朱常洛虽然没有一个受宠的母亲，但却有朝堂上大批支持者。这并不是他主动结交而来，而仅仅是基于他长子的身份。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事，皇帝指定继承人的权力被剥夺了。
但朱常洛的日子并不太平，他曾遭遇阴谋刺杀，虽然这次刺杀显得极不专业，但也在帝国朝堂上引发了剧烈的风波。等他终于熬上了皇位，他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了。极度的权力意味着极度的放纵，他的身体很快衰败，此时距他登基还不到一个月。
朱常洛病重卧床期间，仍有人觊觎他的皇位。但郑贵妃却是个毫无政治手段的女人，她不知道朱常洛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即使他死了，依然轮不上她的儿子。所以她的手段与雇人手持木棒杀人一样可笑。朱常洛虽然死了，她也没有得到半点好处。
而还未来得及接受教育的少年朱由校登基，他对于政事完全没有半点兴趣，独特的爱好更是叫人匪夷所思。他没有接受丝毫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对于一个皇帝的责任浑然不觉。于是他将大权交给身边的一个太监，带领他的国家继续在衰败的路上狂奔。
1620年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帝国发生了两次权力更迭，但有文管集体保驾护航，国家没有丝毫动荡。这看似沉稳的背后，也意味着这个国家只能依从惯性，没有转机。
黎明前的黑暗
在五月花号逃离的欧洲大陆，此时正处于黎明前的最后黑暗。布鲁诺已经被烧死，哥白尼的著作仍然位于教会禁书目录上，现代科学鼻祖伽利略也被迫向教会忏悔。一切看上去毫无希望，但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发表了《新工具论》一书，他指出：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归纳法才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工具。这个原则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在此后不久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根据这种原则归纳出物理学最重要的几条规律。
除了培根之外，笛卡尔也在巴伐利亚的某处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当1620年冬天结束的时候，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就此形成。
这个时期，教会已然只剩下最后的阴影，所有的变化都已经在欧洲人的头脑里发生，只是还未喷涌而出。而当这些东西涌现出来的时候，新世界的大门也就被冲开了。
诡异的大雪
1620年10月，山东等地就已经开始普降大雪，但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淮北大部分区域粮食绝收，出现大批饥民。这或许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但只有老迈的大明帝国对此缺乏充足的准备。
根据《明实录》记载，这一年全国大约有5165万人口，而20年前记录在案的人口数约有5650万。这些数据都不准确，为了避免少交税，老百姓会想方设法地隐匿人口。但从1600年到1620年，记录在案的人口数量少了近500万。这些人口或许是天灾而消失，或许是更多地隐匿起来。无论是出于各种原因，都无不暗示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已经松动，大厦将倾。
往后的灾情一年比一年严重，帝国历经两百年的发展，生产资源已经逐步地转移到了上层阶级。帝国政府本该具备协调的功能，但它能指望的官僚集体便是占有资源的上层阶级，而他们永远不会对自己执法。这是任何一个集权社会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单极权力结构里，财富也只能单极移动。最先熬不过的这些人，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许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但实际上在大洋的另一头，旧世界的欧洲，新世界的美洲，都在开启新的大门。
所有的事情，在1620年就已经预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