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北京医院援鄂医疗队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与湖北的医务人员、英雄的湖北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故事。
有记者提出，这次北京医院援鄂医疗队里面有很多成员都参加过非典救治。相比之下，新冠肺炎救治和非典时期的救治有什么不同？难点在哪儿？有什么启示？
会上，北京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许小毛回忆，我们队里一共有8位同事参加过SARS的救治工作，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借鉴作用，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2003年的非典是17年前了，那时候的防护水平、救治水平更是现在没法相比的。我们当时穿的防护服，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当时更不要说有什么N95外科口罩，没有，穿戴的是两层棉布口罩，当时的防护还是比较差的。
我们这次的防护和当时比，一是我们的防护做得更加规范，流程做得很细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医务人员的防护。我们在做培训时就强调，穿一步要看墙，墙上贴的是流程，脱一步洗手，再看墙，穿脱过程中不断地看墙，不断地看流程，一定要细化这个流程。二是这次的装备，就是我们防护的装备还是比较齐全的，较17年前大大改善，所以我们参加过非典的同事觉得现在的防护是很幸福的，他感觉非常安全。当然，有他们在，我们好几位参加过SARS的老师参加了感控队伍，有他们在，我们也感到有更多的安全保障。
另外是病情，SARS的病例数一共五千多例，病死率6.5%左右，而新冠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是8万多，病死率大概是5.5%。当年的SARS主要病变集中在肺上，我们当时就觉得是呼吸窘迫，病死率很高。新冠肺炎主要病情病变的部位除了肺部之外，实际上累及了全身的各个脏器，包括心脏，也有神经系统感染的，包括肾功能、凝血系统异常的，甚至还有报道说，有生殖泌尿系统受影响的，新冠对全身的脏器造成的影响更大一些。
救治手段方面，和17年前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药物方面，我们有很多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另外还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和营养支持的药物，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可以提高患者的救治成功能力。我们避免了在SARS期间使用的大剂量激素，这次疫情我们没有采用大剂量激素，减少了激素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投入和使用了很多先进的仪器和技术，包括刚才提到的有创呼吸机、高流量、床旁血滤、ECMO技术，这是最高的生命支持技术。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基本把这些手段都已经用上了。3月3日我们有一个病人，47岁，非常年轻的一个病人，突然间氧和不好了，在救治过程中出现了呼吸心跳的骤停，我们插管上呼吸机之后，这个病人的氧和始终上不来，那时候在我们的驻地，专家团队很快就进行了会诊，然后拍板决定这个病人要上ECMO。决定之后，常志刚大夫带了呼吸科、心脏科、外科ICU的大夫组建了ECMO团队，加班加点赶过来，给病人做了穿刺，历时好几个小时，当我们把ECMO成功留置在病人身上、成功开机运转之后，这个病人的氧饱和度从80%多一下就上到100%，在场的人员都禁不住鼓掌了，大家都非常激动，这个病人救治很成功。到3月11日，病人顺利的脱离了ECMO。我想，这是我们救治手段和SARS的时候相比有显著的提高。
另外，救治的策略也有不同，原来SARS的病人相对比较少，我们建一些传染病医院，典型的就是北京小汤山医院，进行传染病的治疗。这次我们也有，包括雷神山、火神山，但是由于病人众多，我们如果把病人居家隔离，他可能会有聚集性的发病，感染家里的其他人，所以这次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采取了方舱简易病房的策略，采取了“应收尽收”的策略，我们把传染源隔离在一块儿，切断了传染途径，这也是此次疫情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决策。
和SARS还有不同的是，这次4万多医护人员全国驰援荆楚大地。难点其实也是在初期，因为新冠病人基数大，虽然我们说80%是轻症患者，但20%是危重症患者，这些危重症患者突然间大量涌向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不够了，病床不够了，防护物资也缺乏了，造成了我们非常被动，给我们的救治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们在初期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一个难点。在SARS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突然间暴发的情况，这是有所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