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是政治混亂的時代，也是文化繁榮的時代；是社會上苦痛的時代，也是精神上自由的時代；在史學界是黑暗的時代，在文學界是多彩的時代。亂世中，孕育出了多元的魏晉文化，與其他時代相比有著鮮明的特色。
魏晉時期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獨具特色：逢亂世，迫謀爭，興士族。
魏晉南北朝，始於曹丕稱帝，終於隋朝一統，歷369年。一前一後是統一的極盛帝國：長達四百多年的秦漢帝國和三百多年的隋唐帝國。夾在中間的“魏晉南北朝”就是一段亂世：三十幾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戰亂不止，民不聊生。這樣的特殊時期，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發生了特別的影響。
文人生逢亂世，為求家小溫飽，很多人被迫為當局者謀權爭利，不得不依附權貴，或者一時兵閥，甚至不斷“跳槽”。戰時為謀士、為說客，平時為政務、為教化。
在戰亂和苦難帶來的死亡威脅下，人們求生存的慾望強烈，認識到組織起來的生命力更強大，而同宗的血緣關係便是社會組織的最理想紐帶，宗族勢力發展起來。
曹丕為了拉攏大家族大門閥的支持，採納了尚書陳群的建議，實施了“九品中正制”。使士族從社會階級中脫穎而出，特別是門閥士族，這個階層也正是魏晉優秀文人的生存土壤。
陳群 《虎嘯龍吟》劇照
魏晉時期文化思想的表現形式獨具特色：樂清談，弄玄學，能駢賦
魏晉風度，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什麼是“名士”呢？《世說新語·任誕》借王孝伯之嘴講出了魏晉名士的標識：“名士不必須奇士，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再形象一些，就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們或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或躬耕田園、或嘯傲山林，篤信老莊、醉酒服散。
魏晉文人，崇尚聚眾清談，品茶飲酒服散。清談，追求幽晦的意境。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和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唐翼明《魏晉清談》）
《世說新語》裡描寫了吏部尚書何晏的府邸裡，談客滿座，談笑風生，聚眾是為清談。而何晏是學術界公認的清談的祖師爺，同時他還是一個著名的玄學家。
何晏《虎嘯龍吟》劇照
魏晉文人，討論玄學問題和當時文化時事，坐而論道，綿綿不止。
所謂魏晉玄學，是以調和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一種哲學思潮。主要以《周易》《老子》《莊子》為核心讀物，以“清談”“寫文章論戰”為交流方式，在名士之間展開的，一系列關於終極問題的思辨。
魏晉士人發言玄遠，競走浮誕玩世的務虛之途。何晏、王弼崇尚“貴無論”，嵇康、阮籍倡導“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學清談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
魏晉文人，逃避現實，以賣弄文辭為樂。很多人塗脂抹粉，薰香搖扇，舉手投足務求“高雅”。清談的氛圍，催生出駢賦的文體，駢四儷六，對仗工整，聲律鏗鏘。駢文推崇華麗的辭藻，內容意境大多流於玄幻空洞。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思想的意境追求獨具特色：工書法，出大家，立碑傳
魏晉士人的個性主義光輝亦閃爍於他們超凡脫俗的獨具特色的風流雅趣之上。王羲之愛鵝、王徽之好竹、陶淵明愛菊、支道林喜歡養馬、張湛喜種松柏。個性的自由催生了文化的多元。幾乎所有的藝術樣式，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大師輩出，星光燦爛。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上意境上追求自由和解放。秦漢文人喜用筆法嚴謹的隸書，魏晉文人則把楷書、行書和草書發揚成熟，書法藝術繁盛空前。鍾繇幽深古雅，皇象樸質不華，陸機筆法奇絕，衛桓任縱輕巧。書法成就最卓著者當屬東晉王氏家族，精通楷、行、草、隸各體，父子競勝，兄弟爭高，夫妻比試，姻親相學。碑最早為墓碑，始自東漢，魏晉時期伴隨著書法興盛而在民間普及。
“琴棋書畫”，上文談了“書”，我們繼續談談 “琴”。在魏晉時代，許多名士都愛彈琴，比如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就是當時第一流的古琴演奏家。《世說新語·雅量》篇記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嵇康就要行刑時，竟然從容的彈起了《廣陵散》。彈完此曲，他說：“當年好朋友袁孝尼向我請求學習此曲，我一時吝惜，就拒絕了他，從此以後，《廣陵散》就要成為絕唱了！”生命的盡頭竟然為一首琴曲的失傳而嘆息！名士風采！
魏晉的藝術之風，為魏晉風度注入了最濃郁的熱情。
話劇《廣陵散》劇照
魏晉時期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表現形式、意境追求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些特色，令這個時代比其他任何時代，更文藝、更灑脫、更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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