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澤.薩拉馬戈體內荷爾蒙奔湧之下的發動機
文/錢靜
若澤.薩拉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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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馬戈出生於1922年11月，出生地是葡萄牙一個叫阿辛尼亞加的小村莊，父母都是一貧如洗的農民。“薩拉馬戈”，這名字不是他父母的姓，實為村民拿來取笑他們家的諢號，意為野蘿蔔。這名字被村執事誤寫入他的出生證明，從此，將錯就錯，終身跟隨。野蘿蔔，一種遍地都是的野草。這樣一個草根的名字，與他的生長環境相切合。
薩拉馬戈的一生，外祖父和外祖母佔據了重要位置。
外祖父是個牧豬人，天剛亮，就把豬趕到田野周圍放牧，看著乾癟的豬肚漸漸飽滿，心中欣然。小若澤也時常幹些農活，有時幫外祖父放豬，有時在菜地裡挖土，有時劈柴、擔水、撿麥穗。
外祖父和外祖母一生貧寒，在寒冬，為了保護賴以為生的唯一財產，兩個老人把病弱的小豬仔抱到床上取暖。兩個老人守護的，是一家人的命。
外祖父善講奇幻故事。童年時的薩拉馬戈每晚入睡前，外祖父都會給他講荒誕離奇的軼事，或傳說，或幽靈，或恐怖的人事，即使嚇得他毛髮直立，外祖父一旦停下，還是會追問：“那後來呢。”這些故事讓他睡不著，入睡後，又噩夢連連。第二天，小若澤在鳥聲中醒來，外祖母端來一碗泡著麵包的咖啡。他把噩夢告訴外祖母，外祖母安慰說：“不要大驚小怪，夢裡的事情沒有一樣是靠得住的。”
能把奇異故事講得栩栩如生，使小若澤如身臨其境，這需要講述才能，以致後來的薩拉馬戈認為，外祖父雖然目不識丁，但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慧的人。
童年時的薩拉馬戈
童年時被故事驚嚇留下的深刻烙印，一直延續他的一生，時刻激發著他講奇幻故事的慾望。
除了故事給薩拉馬戈留下深刻印象，外祖父和外祖母臨死前的舉動，也讓他終身難忘。
外祖父走進栽著無花果樹和橄欖樹的院子，在每棵樹前，一棵一棵抱了它們，哭著說再見。在外公的意識中，那些樹木都是有生命的，哪怕無名無姓，它們也像親人、朋友一般伴他走過一生。
他的外祖母，獨自坐在茅屋門口，望著天上的星星說：“這世界多麼美麗啊，遺憾的是我就要死了。”
後來的薩拉馬戈說：“目睹這一切，經歷過這一幕，如果它不在你今後的歲月中留下什麼印痕的話，你必定是個無情的人。”
他心中對宇宙蒼生的情，從此種下了。
薩拉馬戈很幸運有這樣智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們在貧困中的堅韌，臨終前對世界的戀戀不捨，塑造了薩拉馬戈的精神世界。成年後的他，在看到無數醜惡後，仍然對這個世界抱著熱切的美好願望。
2006年，薩拉馬戈出版了回憶錄《微小記憶》，該書只寫了4歲到15歲之間的歲月。他說：“我很想搞清楚如今的我和童年的我之間的關係。那個男孩依然在我體內，我一直都還是那個男孩，以後也依然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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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貧，薩拉馬戈沒能讀完高中，進了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在汽車修理店做過修理工，做過修鎖匠，做過礦工，後來做記者，做校對工。在工作之餘，他潛心創作，194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罪惡之地》。這部小說的名字最初叫“寡婦”，出版商為了讓小說好賣一些，才改成現在的名字。
1953年，長篇小說《天窗》完稿。薩拉馬戈託朋友，找關係，把小說寄給一家出版社，出版社沒有任何回覆。為此，薩拉馬戈深受打擊，心灰意冷，在此後的20年裡沒再寫過任何一部作品，專注於新聞工作和政治活動。薩拉馬戈的遺孀、西班牙記者皮拉爾·德爾·里約說：“他憤怒的原因是，即使不能發表，出版社也應該對作者的勞動果實作出答覆，而非置之不理。”
童年時代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身影常常縈繞在他的腦海中，寫作熱情漸漸復甦，這個過程蜿蜒了20年。
1980年，他的第二本小說《從地上站起來》出版，時隔33年，他才以新秀的姿態登上文壇，此時，他已58歲。
1982年，60歲的薩拉馬戈出版了《修道院紀事》。此書把薩拉馬戈推進公眾視野。1988年，《修道院紀事》英文版面世，國際聲譽撲面而來，他成了暢銷書作家。
1989年，當年收到《天窗》手稿的出版社打電話給薩拉馬戈，告訴他，出版社在一次搬遷中發現當年的手稿，希望能夠出版。創作激情被澆滅，致使他擱筆20年，性格剛烈的薩拉馬戈無法原諒，斷然拒絕，要回手稿，並宣佈，在有生之年，不想出版。
這本書確實在薩拉馬戈的有生之年沒能與公眾見面，2012年，才相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
《天窗》講述的是，在里斯本一座普通公寓裡，鞋匠希爾維斯特、賈斯蒂納和她暴戾的丈夫，以及沉湎於過去無法自拔的西班牙女人卡門之間的故事。書中描寫了同性戀、強暴、虐待。1950年代的葡萄牙政府對出版物有一大堆禁忌，出版社沒有那個膽量出這樣一本犯忌的書，只是想等政治環境開明一些再出版。然而，薩拉查獨裁政權的歷史，卻如裹腳布一樣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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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紀以來，葡萄牙一直處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民主便成為薩拉馬戈矢志追求的東西。1969年，他加入共產黨。出於對妻子的保護，與之離婚。
上世紀70年代，他進入專欄寫作領域。薩拉馬戈非常看重自己的專欄寫作。專欄讓他聲名鵲起，也讓他批評社會的能力集中釋放，同時也為未來的小說創作打開了視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歐洲國家被迫放棄殖民地，葡萄牙的薩拉查政權拒絕放棄殖民屬地。此後，葡萄牙殖民地爆發了長達十四年的獨立戰爭。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引起民眾不滿，就連中下級軍官也反對薩拉查政權，他們手持康乃馨代替步槍，發動政變。1974年，葡共領導的“紅色康乃馨”革命成功，欣喜之餘的薩拉馬戈獲任《新聞日報》副總編。一年後，右翼掌控國家政局，薩拉馬戈被清除出報業。此時他年過五旬，政治失意，晚年失業，只好發憤寫文。不成婚，遠離男女之愛，禁慾成了他革命到底的標誌。
1984年，時年26歲的西班牙記者、女權運動的急先鋒皮拉爾.德爾.里約來採訪薩拉馬戈。皮拉尓以敢於發聲、直言不諱著稱。
薩拉馬戈的妻子皮拉爾
當她走到薩拉馬戈住所前，剛要敲門，他提著一隻死貓推門出來，他說：“它死了，我得去把它埋了。”她跟在他身後，來到海邊。
她喜歡《修道院紀事》裡的愛情故事，勝過薩拉馬戈對現實和宗教的批判。
她問：“結尾你為什麼要安排獨手勇士和那位具有特異視力的姑娘死亡，難道他們奉獻於人類就不能得到個人的幸福嗎？您痛苦嗎？不是指失去貓，而是禁慾！”
薩拉馬戈回答：“小姐，你完全沒看懂我的小說，我從不寫愛情。我痛苦嗎？當然，但是這痛苦不會多過滅除自由之政權下的數百萬同胞。我所做，皆因情。為我所愛，我無法甘願為理想以命相搏的同時，去貪戀女人的懷抱。我遠離女人和愛，正是因為我無比熱愛女人和愛情。”
皮拉爾的回敬，仍保持著她一貫的鋒芒：“難道我不是您熱愛的女人中的一分子，僅僅因為我是西班牙人？”說完，她轉身離開。
皮拉爾的個人之愛和薩拉馬戈的普世之愛，是愛的分岔。
1986年，薩拉馬戈出版了又一本驚世之作：《石筏》。小說寫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場面：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沿比利牛斯山脈與大陸斷裂，脫離了歐洲，滑入大西洋，向語言同宗的南美大陸漂移，以尋求自己的文化認同。薩拉馬戈說，葡萄牙和西班牙同屬伊比利亞半島，文化同宗。他提出兩國應該成為共同體的大膽設想。
皮拉爾想把這驚世之作，翻譯成西班牙語推薦到自己的國家。薩拉馬戈同意將小說交予她翻譯。
在翻譯過程中，皮拉爾作了些改動，她說：“一個男人真愛一個女人，不會將她拋於孤島20年，兩人一起奮鬥的幸福，多過空耗生命的等待，這個女人如果堅信丈夫會回來，也一定會微笑生活，而不是讓等待浸滿淚水。您一直遠離女人和愛情，卻總在替她們發言，因此可愛。”
薩拉馬戈對於一個譯者居然敢任意改動自己的作品，感到怒不可遏：“我說過我從不寫愛情，你總是自以為是地以愚蠢的眼光來分析那些寓言細節！”
兩人爭執不下，薩拉馬戈憤而剝奪了皮拉爾的翻譯權。皮拉爾毫不示弱，尖銳地指出薩拉馬戈男權思想嚴重，他之所以跟前妻離婚，並不是出於對她的保護，而是擔心她成為自己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
“您的追求總凌駕於女人之上，您跟那些獨裁者有什麼兩樣！”
皮拉爾發誓再也不跟薩拉馬戈來往。
薩拉馬戈找專家審閱了皮拉爾留下的一部分翻譯稿。專家評價說，她有著犀利、洗練的文風，不僅忠實於原著，更忠誠於正確的思想，她是一個優秀的譯者。
不久，薩拉馬戈主動給皮拉爾打電話：“我得承認，女人追逐愛情，男人追逐理想，這兩者沒什麼貴賤之分！”
兩人均為對方的才華所吸引，1988年，薩拉馬戈終於走下禁慾聖壇，跟比他小32歲的皮拉爾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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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薩拉馬戈寫出《耶穌基督福音》。許多作家、學者將《修道院紀事》視為薩拉馬戈最好的作品，但耶魯大學教授、《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羅德·布盧姆更為推崇他的《耶穌基督福音》。這部小說把耶穌描繪成不具神性的凡人，並激烈地批判教會。葡萄牙有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小說出版後，引起軒然大波，梵蒂岡教廷震怒，抗議不斷，政府迫於梵蒂岡和民眾的壓力，拒絕這部小說入圍歐洲文學獎，且遭到查禁。
薩拉馬戈對此怒不可遏，決定出走西班牙外島加那利。皮拉爾極力反對，但他執意前往。
加那利位於大西洋深處，只有白沙、大海和藍天。
從此，他出門從不帶錢包，但從早到晚都帶著黨員證。他將所有的稿費都用於公益，每日粗茶淡飯，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
薩拉馬戈的自我流放，皮拉爾甚為不滿，認為他只在乎自己的選擇，不在乎他的建議，於是負氣獨自生活。後來，皮拉爾擔心他獨處孤島不安全，便前去探望。
此後，個性強悍的女權運動實踐者皮拉爾，成了小石屋裡的女主人、秘書，她牽著丈夫走路，攙扶他上樓，為他謄寫文字，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
皮拉爾的悉心照料，讓薩拉馬戈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犀利的文字不斷穿過海岸，刺向伊比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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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薩拉馬戈的小說《失明症漫記》出版。故事講的是，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爆發了一種傳染病，得病的人會失明，政府為遏制疾病蔓延，將所有的失明者關進精神病院。一個女人沒有失明，為了照顧目盲的丈夫，她謊稱看不見也被關了進去。在那裡，她看到失明者以為人人都看不見，壞事幹盡。
這本奇異的小說，淋漓盡致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惡，指出目盲就是心盲的真相。薩拉馬戈以超拔的才氣，贏得了各國讀者的喜愛。小說在葡萄牙很快脫銷。
1997年，75歲的薩拉馬戈病危。整整一年，皮拉爾精心照顧薩拉馬戈，他的身體也逐漸恢復。與此同時，皮拉爾開始將《失明症漫記》翻譯成西班牙語，還物色優秀的英、法、德文譯者，將小說翻譯成更多語種。小說在歐亞和拉美地區出版，廣受歡迎。
有人問及他為何創作出《失明症漫記》那樣詭異的小說時，他說：“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卻不是很好。我的小說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縮影罷了。作為一個人和一名作家，我不願不留下這個印記而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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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視野遼闊，內容觸及拉美國家今日面對的、世界普遍存在的以及所有人類觸及的最重要的問題。作家或警示，或諷刺，或批判，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
他曾說：“當世界需要批判觀點的時候，文學就不應該絕世而獨立。”“我們已經喪失了分析這個世界上正發生的事情的批判能力。我們看來是被鎖藏在柏拉圖的洞穴裡，也已拋棄我們思考和行動的責任。我們已經讓自己變成了無法憤怒的呆惰生物，無法拒絕隨波逐流。”
晚年，他熱衷於上網，勤於更新博客，並集結成雜文《謊言的年代》付梓。文字仍流蕩著他對醜惡一貫的批判鋒芒，對葡萄牙的獨裁政治、美國的小布什、天主教會、對女性施暴的男權主義者，都表達了他的憤怒。在他看來，雖然今日技術進步，道德卻比過去更為淪喪。他甚至不忘抨擊英國議員用公款買狗糧。“真不害臊。”他說。
他的憤怒一直持續，就連他今後的墓碑，也期望刻下：“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
他的憤怒來自他的激情，他的激情來自於他的愛。他的愛廣闊、遼遠，這是他永不停步的發動機。
1998年，他前往法蘭克福參加書展時突然接到電話，被告知他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理由是：“由於他那極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頗具反諷意味的作品，我們得以反覆重溫那一段難以捉摸的歷史。”
獲獎後的薩拉馬戈，依然保持著小說的高產：1998年《所有的名字》，2000年《洞穴》，2002年《雙生》，2004《復明症漫記》，2005年《暫停死亡》。2008年的《大象旅行記》給了讀者一個巨大的驚喜。2009年，他幾乎只能在輪椅上度日，還出版了抨擊教會的小說《該隱》。
2010年6月18日，這個一世悲觀，卻又充滿熱愛的激情老人，因多器官衰竭，走完他傳奇的一生，享年87歲。他骨灰一半留在葡萄牙，一半埋在海島自己喜愛的一棵橄欖樹下。
離世的4個月前，他親自更新的最後一篇博客，仍在討論法律與政治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