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對於中國的歷史愛好者來說，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這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系教授用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向我們展示了地理在全球歷史走向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認為，與非洲和美洲不同的是，歐亞大陸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這裡被馴化的動植物能夠快速傳播，食物多樣性能夠幫助生活在歐亞大陸的古人擁有富餘的時間和精力來發明槍炮和鋼鐵，進而征服其他大陸。一個對於歐亞人來說更有利的因素是，長時間的人類和動物的流動讓他們獲得了更多的免疫力，在他們攜帶的新型病毒面前，新大陸的居民毫無抵抗力。在之後的作品中，戴蒙德不再如此強調“地理決定論”。他下一部引起廣泛注意的作品《崩潰》（2005年）講述的是人類的自主選擇在社會成敗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比如復活節島居民濫伐樹木造成巨大的生態破壞，甚至引發社會崩潰。2019年，戴蒙德在最新作品《劇變》中再次闡釋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對國家命運的影響。在書中，他用心理治療的理論框架指出，國家危機類似於個人危機，因此其解決方案也類似於心理治療方案。
戴蒙德試圖用7個國家的危機時刻驗證這一框架：1853年“黑船來航”及二戰後的日本、二戰期間與蘇聯“死磕”損失慘重的芬蘭、1965年經歷政變的印度尼西亞、1973年總統阿連德遭遇政變下臺的智利、二戰期間及以後與英國漸行漸遠，掙扎於構建新國家認同的澳大利亞，以及當下的美國。
乍看之下，這部全球史作品對於國家案例的選擇有些“隨機”，上述國家無論是在經濟體量、人口還是政治和文化影響力方面都沒有可比性。戴蒙德表示，選擇書寫這些國家的原因在於，它們都是他曾居住過、有過深入瞭解也會說當地語言的國家，而且它們都在他有生之年經歷了巨大的國家危機。
另一方面，這種將不同國家的歷史並置也符合他一貫的“比較歷史學觀”：“比較就會提出問題，繼而激發答案，這些問題和答案是我們單獨研究一個社會永遠不會想到的。”書中一處明顯且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比較，是戰後德國和日本對反思歷史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戴蒙德指出，兩次世界大戰都為德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然而德國在一戰和二戰後的反應截然不同：一戰後，德國民眾普遍認為德國是受害者，國家的不幸並非領導者的責任；二戰後，德國人擺脫受害者心態，直面那段恥辱，也因此與鄰國成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外交關係。相比之下，二戰後的日本一直沉浸在受害者心態中，其在二戰期間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的所作所為，至今依然影響著中日關係和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戴蒙德用兩個章節的篇幅闡述了美國的當下問題與未來挑戰。值得注意的是，他沒有在《劇變》中討論特朗普——一個在許多政治觀察者看來我們時代風向改變的標誌性人物——他認為美國當下的問題早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就已埋下伏筆。政治極化、民眾政治參與的代表性不足、不平等與政治僵化，以及政府對人力資本和其他公共用途領域的投入不斷減少，這些因素共同醞釀了當代美國的政治危機。在戴蒙德看來，打破僵局的兩個關鍵因素是重新發現美國的國家認同，以及打造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力。“太多美國人試圖把自己國家的問題歸咎到別人身上：他們最喜歡將中國、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為替罪羊，”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在《劇變》的最後一章，戴蒙德將視野投向全球，指出當下我們面臨的四大全球挑戰分別是核武器、氣候變化、資源衰竭和社會不平等。也是在這一章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環境歷史學家在政治立場上的遊移不定。《衛報》的一篇評論將戴蒙德的政治立場稱為“大雜燴”：
“他反對民族主義，但支持對國族身份的認同；他承認外來移民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新鮮血液的補充，同時也反對大規模的移民；他擔心氣候變化，反對破壞環境，同時又與石油和採礦公司合作，對他們的情況也能感同身受；他是資本主義的忠實擁躉，卻極力反對不斷增長的經濟不平等。”
從戴蒙德對全球挑戰的分析來看，他的“立場模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保守地規避討論氣候變化、資源衰竭和社會不平等這些全球性問題的根源，即強調無限生產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釀成全球危機的當下，諸多此前被掩蓋的制度和結構性問題已經被暴露出來。英國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指出，40年的新自由主義讓公眾完全暴露在諸多風險之中，也讓各國政府在大流行病級別的公共衛生危機面前嚴重準備不足。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郵件採訪時，戴蒙德回應認為，全球性問題即普世性問題，它們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存在，無關政治意識形態。這一方面呼應了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無遠弗屆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放棄了對不同社會形態的辨認以及對危機內部底層邏輯的思考。
我們不應苛求任何一位思想家為當下的全球性危機提出完滿的答案。戴蒙德也在書中直言，和國家危機相比，全球危機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因為這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歷史先例、全然陌生的領域，作為整體的全球並不具備國家層面的優勢，比如全人類之間缺乏普遍一致的身份認同和共享的價值觀，缺少共同承擔責任的意願，甚至拒絕承認危機存在。
總之，我們或許能夠用戴蒙德的“國家危機解決框架”來理解此次疫情及其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但要真正解決它，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思想資源和對人類未來更激進的想象力。
界面文化對話賈雷德·戴蒙德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開始《劇變》的寫作的？
賈雷德·戴蒙德（以下簡稱戴蒙德）：我寫作《劇變》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意識到每一個我曾居住過、有過深入瞭解也會說當地語言的國家都在我有生之年經歷過一場巨大的國家危機。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妻子瑪麗·科恩（Marie Cohen）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專攻方向是危機治療，即幫助有嚴重個人問題的人快速找到解決方案，比如說婚姻破碎、愛人去世、健康或事業的嚴重挫折。
界面文化：在1997年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你為讀者呈現了地理決定論的力量。而在之後的《崩潰》和《劇變》中，你似乎從地理決定論轉向了對自由意志和主觀能動性的強調。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作品中的聯繫與差異？
戴蒙德：這些不同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問題，因此也需要不同的回答。這三本書的一個共性是，它們都是關於比較歷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的：我發現，比較不同社會或國家的歷史能讓我們獲益良多。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提出問題，繼而激發答案——這些問題和答案是我們單獨研究一個社會永遠不會想到的。
比如說，只有當我比較中國史和歐洲史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中國和歐洲的地理環境差異對我們理解二者的歷史差異是多麼重要。在我的眾多作品中，在回答《槍炮、病菌與鋼鐵》提出的問題時，地理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崩潰》中是環境問題；在《昨日之前的世界》和《劇變》中則是人類的選擇。在每一本書裡，我選擇了對它來說最合適的回答問題的方式，而不是機械地堅持同一種方式，不管它是否依然有效。
界面文化：為什麼你會選擇“心理治療”作為分析歷史的視角呢？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認為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是有可比性的？
戴蒙德：我選擇心理治療作為分析國家危機的視角，是因為它是多麼有用啊！在一些案例裡，影響個人危機的因素和影響國家危機的因素是有很強的可比性的（比如說向外界尋求幫助）；在另一些案例裡，個人因素（比如說自我力量）可以說是國家因素的隱喻（國家認同）；另外也有一些因素是沒有可比性的，比如說，對於國家來說領導力很重要，但個體是沒有一個領導者的。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指出，要進一步理解12個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因素（包括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國家認同、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等），我們需要做更多定量分析。近年來，大數據等此前主要在理工領域應用的研究方法被逐漸介紹到人文社科領域，一些學者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並表示憂慮。你怎麼看這個趨勢呢？歷史學會如何被這一趨勢改變？
戴蒙德：我認為大數據的方法在一些歷史學研究中是有用的。比如說，當Barry Rolett和我嘗試理解為什麼復活節島的森林砍伐速度快於其他玻利尼西亞群島時，我們通過分析76座玻利尼西亞群島的十多個因素找到了答案。但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大數據的方法既不必要也不有效。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我們必須在回答每一個問題的時候找到合適的答題方式。
界面文化：日本抗拒外來移民，澳大利亞在很長一段歷史裡拒絕接受亞洲移民，你在書中對此提出批評，但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一個異質的社會通常也更難形成國家認同和國家核心價值觀，而在你的系統裡，這兩者正是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兩個因素。在分析和預測一個國家的成敗時，你會如何權衡這些不同的方面呢？
戴蒙德：移民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雖然現在不少美國人對移民多有抱怨，從過去到現在其實一直都有人抱怨移民太多了，但移民毋庸置疑是美國最大的力量來源之一。
一個人做出移民決定需要野心、勇氣、承擔風險並探索新解決方案的意願以及良好的身體狀況，這些都是獲得人生成功的關鍵素質！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美國作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人數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獲獎人數總和的國家，其大多數諾獎獲得者不是第一代移民就是第二代移民——因為獲得諾貝爾獎同樣需要野心、勇氣、承擔風險並探索新解決方案的意願以及良好的身體狀況！
界面文化：許多美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政治極化、社會不平等加劇、有限的社會經濟流動性、政府對公共利益投資的減少——在當下的政治體制裡似乎仍在自我強化。你認為打破僵局的關鍵是什麼？
戴蒙德：打破美國當下政治極化僵局的兩個關鍵是：重新發現我們共有的國家認同，以及打造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力。在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以及其他一些州，我們有很優秀的州長；可惜現在我們沒有一位優秀的總統。
界面文化：在最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新冠肺炎大流行激發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衝突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說目前我們正在面對一個全球性的危機。通過你在書中提出的危機解決框架，我們要如何理解此次危機呢？
戴蒙德：我在2013年《劇變》一書中提出的危機解決框架是適合用來理解當下的大流行病的。比如說，危機解決框架中的兩個因素是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和誠實的自我評估，但許多國家一開始拒絕承認大流行病危機，對此也沒有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因此，這一原本能夠通過承認危機、誠實評估來把危機扼殺在搖籃裡的大流行病癒演愈烈，直至失控。
國家認同是解決國家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全球認同（world identity）將會是解決全球大流行病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國家來說，成功克服過往危機的經驗對於解決一個新危機來說是很寶貴的。我希望當下大流行病危機的成功解決方案能夠為我們今後解決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全球危機提供一個模板。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指出資源枯竭、氣候變化和不平等是三個主要的全球挑戰，但似乎沒有深入思考和分析這些挑戰的源頭：強調永不止歇擴張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大衛·哈維等一系列學者認為新冠肺炎大流行暴露了當下主流經濟模式的缺陷。你對此怎麼看呢？
戴蒙德：我的看法是，這完全是胡扯！二氧化碳生產、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不平等問題在任何社會里都有，無論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你認為一個二氧化碳分子來自社會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對全球變暖造成的傷害會不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