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八：理想【Idealism】——对寻求社会公正的渴望
理想，是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欲望，它促使人们参与并致力于改良世界的活动，它的生物性来源尚不明确。有些人觉得理想与动物中的利他行为相关，有些人则觉得动物并不具有真正的利他行为，那些只是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就人类而言，理想促使人们参加公益组织，自愿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捐助慈善事业，或者为改善社会公共问题而努力。同样，也有些人是为了理想而投身宗教团体的。
——《我是谁：成就人生的16种基本欲望》
如何正确理解史蒂文教授的理想欲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社会公平（公正和平等）是什么。社会公平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平等社会关系，包括权利与地位。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就是追求社会的公平。那么，社会公平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个答案需要追溯到人类发展的最初。关于人类起源最经典的理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过我们在此无需探讨人类起源之谜（我会在本书第三部分第一章《人类起源》中进行详细论述），而是直接谈论人类社会形成后的社会制度发展。因为只有人类存在了，才能去讨论人类所创造的制度。
当人类社会群体形成后，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大自然体系中的一员。在大自然的铁律下，作为群居型动物的人类来说，要长期地生存繁衍必需群体每个成员进行共同努力与付出。人类最开始会像很多动物一样是通过武力取得最高权力的统治。原始人类占有资源的常用手段是武力的使用，武力的对象不仅包括其他物种也包括人类本身。因此在原始社会中，个体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就要比其他个体更加强大。
当弱者被暴力缩减资源、掠夺资源时，他们内心渴望与强者拥有同样的资源，也同时憎恨强者的暴力行为，这也正是生存需求导致怨恨和嫉妒产生的根源。在最初的群体生活中，人们基本采用“弱肉强食”的原始规则进行资源分配，即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资源，暴力的抢夺也会成为了强大的象征、荣誉的象征。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弱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开始提倡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弱者们为了让制度不被强者排斥，则会推崇强者去实施制度。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促使强者适当地提高弱者的资源收入，而且强者因为拥有崇高的支配权力和惩罚权力也会变得更愿意实施公平制度。最终，暴力的资源争夺在文明之下被平和的资源获得方式（金钱和资源交换）所替代。这便是社会公平制度产生的雏形——弱者与强者博弈后的结果。因此，社会公平制度是人类生存欲望走向文化的标志。
其次，我们还要弄清楚理想欲望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对于理想欲望，史蒂文教授使用的词汇是“Idealism”，中文翻译为唯心主义、理想主义、理念论。绝对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提倡的是一种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社会形式，它是人类对美好事物与社会向往的结果。理想主义也是一种追求完美存在的理念。而社会的绝对公平正义就是一种完美的存在。社会公平是理想主义的追求之一，所以史蒂文教授把理想欲望理解成是“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欲望”，不无其道理。
但是，这样的理解显得过于局限，而且将理想定义为欲望也是有其不妥之处。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可能实现的憧憬。然而，人们美好的想象与愿望中存在着正与不正的区别。“正”是社会对好的认同，“不正”是社会对坏的认同。比如，警员追求当局长是一种理想，是社会认同的美好未来，而古惑仔追求当黑老大也是一种理想，但是是社会不认同的美好未来。
理想是一种目标，它是中立的。人们对掌控和力量的追求（权力、地位、荣誉）是一种理想，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好奇）是一种理想，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运动、安宁）也是一种理想。也就是说，人对生存欲望需求的追求都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即理想的“生物性来源”是生存。从理想的通常含义理解，它的外延非常广泛。因此，史蒂文教授将理想需求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公平和改善社会的需求太过于局限。
生存欲望产生的“想要”会在人们心中构建“结果”，从而促使人们去“得到”。“想要”就是生存欲望衍生出的掌控、学习、健康等等基本需求，而“结果”就是实现欲望前设定的目标，最后的“得到”便是人付诸的现实外在行动。其中对“结果”的追求，我们便可理解为对理想的追求。也就是说，理想是不应该被当成一种欲望来定义，它更应该作为一个目标来定义。
理想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座灯塔，它会指引着我们，它会照亮着我们。我们有欲望达成理想，而这欲望并不是真正的理想，它有着更具体的生存需求。
服务社会的欲望和日常生活交往是没有明显关系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人道主义者都没有亲密的朋友，甚至没时间关心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理想、家庭和社交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欲望，有些人可能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社会问题上，却并不关心自己生活中那些重要的人际关系。
对理想没什么欲望的人，往往会背叛公众信任，侵吞社会财富。
——《我是谁：成就人生的16种基本欲望》
乍一看“服务社会的欲望和日常生活交往是没有明显关系”的观点是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错误，但是我们需要从史蒂文教授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含义。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史蒂文教授认为日常生活交往包括的是家庭和社交，而服务社会是理想。然而，我们服务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什么？是与人交往。因此，将社交成分从服务社会中剥离出来显得是自相矛盾。
人性渴望与人交流。那些愿意服务社会、为社会付出的人必然是需要与社会进行互动，他们对日常的交往往往也会更加注重。为什么有些人会把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理想？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给他们带来了成就的愉悦感。人们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所认同的行为。贡献与付出换回来的是荣誉、权力、地位等等现实的回报，而这些回报也正是人们继续付出的动力。如果人们为社会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甚至得到了社会的报复（他人的嘲笑、侮辱等等），那么人们付出的动力只会一次一次地消减，直到丧失殆尽。而史蒂文教授举出的这些人道主义者之所以不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很大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家庭、朋友的交往带来的成就感远小于与社会的交往。
人性是自私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人的本性价值取向是在哪个领域更容易获得或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就感，人就会选择这个领域发展。对社交的取向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想要在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获得更多，而家庭却给人责任。家庭的日常生活往往需要占用个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所以很多人为了事业，为了满足私欲，就会选择放弃家庭的责任付出。这些所谓的人道主义者放弃家庭而去服务社会的行为正是一种逃避家庭责任（对父母、配偶、子女）的行为，而他们对于朋友选择则更多的是社交利益上的选择。
接下来，让我们质疑一下史蒂文教授关于理想欲望的比例理论：是否对理想没什么欲望的人就一定会经常出现背叛公众信任和侵吞社会财富呢？
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我所说，理想是目标，自然每个人心中都有目标，只是目标存在着差异而已。如果把所有目标都当成是理想的话，那么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就没有了理想。如此，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人就没有了生存的欲望，因为他不会去追求任何东西，包括背叛（一种带着目的性的行为），也包括犯罪。如果把高标准的目标、超越一般基本生理需求的目标定义成理想的话，当一个人没有这样的理想时，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他可能背叛，也可能忠诚；他可能犯罪，也可能守法。这些可能都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与思想理念，与他是否有理想反倒是没有太多关系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廉洁的官场下，正气带来的是正气；在腐败的官场下，贪官污吏只会层出不穷。难道说这些贪官污吏因为侵吞社会财富就会变成一群没有理想的人吗？如果答案是“是”，那这让和珅又情何以堪呢？
对于理想与侵吞社会财富行为的关系，道理显而易见。理想是目标，目标不分好坏，人侵吞社会财富的理想也是理想。有理想的人有时候会更容易去侵吞社会财富，反而没有理想的人更愿意过平淡无奇的生活。
回头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人们背叛公众信任的目的是什么？
公众信任是公众期望我们会做什么事和不会做什么事。一个人选择了背叛，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有其背后的目的。他可能是为了实现崇高的人生理想，也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卑劣的人生目标。列宁曾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过去某些真理，或许就是被一些所谓“背叛公众信任”的少数人所掌握着。
比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他的人生终点是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以毒酒结束生命。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处死刑？不正是因为雅典人民认为他藐视当时的思想观念、污辱了雅典神吗？这不正也是所谓“背叛公众信任”的表现吗？难道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吗？
比如，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他投身于革命的战斗时，有多少人们支持过他的行动呢？他的革命行为在当时算不算是一种“背叛公众信任”的行为呢？如果各种起义因缺乏群众基础而失败算是一种因“背叛公众信任”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孙中山之理想是存还是亡？
实际上，史蒂文教授所提出的理想欲望理念与我们日常理解的理想是有所冲突的，他的理念透露给人的感受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不实际。然而，作为平凡的人，我们更应该选择一个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理论——理想就是目标，它不是欲望。
· 待续 ·
预告：下一章《社交欲望》
本书全名：《一次自我的探寻：史蒂文读后感与自我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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